港獨政治官能症:絕對不要承認抗戰同中國/中共有關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本文是對抗戰勝利70週年時,港獨派宣傳香港抗戰只與英帝有關的評論。

1941年12月25日,九龍半島酒店,英國殖民軍將領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對港獨人士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領導的兩個禮拜的「香港保衛戰」,就是香港抗戰的全部。

1941年12月25日,九龍半島酒店,英國殖民軍將領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對港獨派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領導的兩個禮拜的「香港保衛戰」,就是香港抗戰的全部。(網絡圖片)


絕對不要承認抗戰同中國/中共有關——港獨政治官能症一例
趙平復
2015年8月27日

適逢抗戰勝利70週年,出現特別多的右派奇葩言論。

近日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港獨人士宣稱,香港的抗日戰爭只是英國的事情,與中國無關云云。同時,他們說英國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主持香港的受降儀式,會場內外懸掛英國國旗和當時的中國國旗,因此香港抗戰也與中共無關云云。

按照這種邏輯,香港的抗戰歷史,是這樣的:

1)香港的抗戰,主要就是英帝主持的那兩個禮拜的正規戰,他們投降了,香港的抗戰也就應該結束了。
2)「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到底是哪些人主導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抗日戰爭?難道不就是在日軍戰俘營裏面的英帝大兵嗎?
3)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派員到香港和英帝受降,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和香港的抗戰勝利有關係。這也意味著,國民黨政府並不代表中國。
4)因為不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受降儀式上懸掛了當時中共也還在使用的中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所以香港抗戰絕對與中共無關。

這又再一次說明,港獨「史觀」是「理念先行」的東西,「史實」在其中,不過是隨意挑選的掩眼法道具而已。至於邏輯上的連貫性,這完全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東西。只要覺得爽,說得出來的,就是彰顯我城優越文明的真理。

說到底,他們的「理念」,就只此三條而已:反中、反共、親帝。

這當然是一種政治現象,但同時也是一種官能症——就姑且叫「政治官能症」吧。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抗戰建國」「終於焦土」;「和平建國」「直抵樂土」。胖胖的「支那人」拿著「和平親日」的雨傘,帶著太太和兒女和狗兒,走向懸掛汪政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日章旗的城池。(網絡圖片)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杜關山
2016年12月8日

某團體將於下週日舉辦「香港保衛戰75週年」的導賞團,在「日軍75年前登陸香港島的一天」,「重新認識過去,並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

能認識過去是好的。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乍聽起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應該的。

但如果大家還不算善忘的話,相信都會記得,正是在兩個月前,有港獨派議員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以「支那」一詞取代中國。

「支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

一方面組織「香港保衛戰」的導賞團;另一方面不斷為「支那論」辯護、正名。

在去年抗戰勝利七十年之際,在香港出現了一種論述,指在香港的抗戰活動是由英軍所領導的,故「香港重光」與中國、與「中共的抗日紀念」據說是「完全無關」。

這場由英軍所領導的「保衛戰」,維持了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後,英軍投降。

如此說來,「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這句話,則意味深長。這樣的話,在香港的抗戰史中,就能將屬游擊隊性質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排除在外,而僅承認由英軍所領導的「正規戰」。

東江縱隊和由香港原居民所組成的港九大隊,這個過去,這種歷史,在這個時代裡,無人問津,亦無人提及。

在抗戰期間,港九大隊主要任務是進行情報工作、展開抗日宣傳、切斷日軍的補給線、破壞日軍設施。同時,營救盟軍也是港九大隊的重要工作之一。

據陸恭蕙的《地下陣線》一書所說,在日軍投降後、英國部隊到達香港之前,港九大隊是島上唯一的軍事力量。而及後由於兵力不足,英軍甚至要求港九大隊協助維持治安。

在同一本著作中,陸恭蕙指出「在戰時中共從來沒有停止在香港活動」。

香港淪陷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與廖承志等人制定營救滯留在港的文化和民主人士的方案,並成功將近八百名有關人員轉移至大後方。後來張文彬在向東江根據地撤離的途中,被叛徒出賣,遭國民黨特務逮捕,病逝於國民黨監獄中。

是什麼使得這些「真正」的「香港人」,在紀念這種由英軍獨家譜寫的「香港保衛史」的同時,亦向當年侵略香港、犯下過無數的罪行的日帝侵略者作出「和解」,甚至仿效呢?

他們當然未曾忘記日軍曾侵佔香港。但這一切,只停留在戰略遊戲般的攻防意義上。

不需直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不需觸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惡行。

如此,「支那」能說出口了;如此,本也是侵略者的殖民大盜也成了「英雄」。

附錄:港英的所謂「保衛香港」

「由於英國就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香港一直是非戰區,殖民當局不得不謹慎對待敏感問題。他們對中國人自然是同情,並未取締香港華人援助大陸抗戰的活動。然而,港英當局無膽惹怒日本,也不敢無視英國政府1938年9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區的政策。因此,香港當局不僅禁止反日集會之類的活動,還審查反對日本的中文報章。港英當局拒絕了立法局內華人非官府議員為內地提供救災資金的要求,也不允許香港紅十字會派人支援內地。不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香港為內地抗戰籌款,當局都視而不見。」

摘自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關於青年團體宣告與民進黨決裂

關於青年團體宣告與民進黨決裂
趙平復
2016年12月7日

這種現象開啟了一種可能性,但離真正獨立於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首先,七天假這件事情,其實是需要嚴肅檢討的。舉例說,蔡英文在大選前同部分勞團相關人士會面時,從來都沒有說「承諾不砍七天假」。她當日的完整意思,是不會「只砍七天假」,而是會考慮整條法例的「相關配套」,確保勞工「不會吃虧」才下定斷。

但是,相關團體卻可以將之宣傳為「蔡英文承諾不會砍七天假」。不要忘記的是,選戰剛一開始,這個團體就馬上打出「英派別跳票」,這條客觀上翼贊民進黨上台的口號。這對於麻痺他們的受眾,加強「英派進步革新」幻想的社會氛圍,不能不說是起了相當的作用。

這根源於杜撰福利滿滿的「台灣國」的綱領,販賣本土保護主義、尾隨「愛台灣」民粹主義的路線的種種機會主義、甚至直接造謠的行徑,若不嚴肅檢討和清算的話,今天這些宣布「同民進黨決裂」的年輕人,還是很有可能會倒向時代力量一類人的那邊的。

2016年12月7日凌晨,蔡英文官邸護衛遮擋示威者在大門上噴塗的「砍假總統」四字。

2016年12月7日凌晨,蔡英文官邸護衛遮擋示威者在大門上噴塗的「砍假總統」四字。(來源: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附錄:青年突襲總統官邸行動後的共同聲明 2016.12.6
(來源:台灣《蘋果日報》

今(12/6)天,在民進黨的優勢人數之下,砍假案在立法院中三讀通過了。青年產業後備軍、台大大學新聞社、東吳跳馬社、東海人間工作坊、成大零貳社、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青年團體,在同一天深夜突襲總統官邸,在官邸大門噴上「砍假總統」、「民主資進黨」的字樣,就是要告訴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青年絕對會記住民進黨硬幹砍假的這個歷史時刻!

自9月以來,青年團體在立法院、民進黨中央黨部、柯建銘國會研究室、總統官邸、總統府等地點,多次表達拒砍七天假的訴求,呼籲蔡英文總統兌現她選前「恢復七天國定假日」的政治承諾,以及口口聲聲向青年們許諾的:「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

青年團體一再指出,砍假造成打工族的減薪、以及全體勞工工時的增加,就是加劇青年貧窮化的困境。目前,台灣的大學生為了求學,一年平均需負擔達26萬元,私立大學學生更超過30萬元,每四位大學生就有一位需要背負學貸。然而,我們的畢業起薪卻倒退了十六年,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超過三十歲,月薪卻領不到30K。由此可見,已經沒有什麼空間再放任青年貧窮或勞動剝削惡化下去。

然而,自從蔡英文總統在10月3日拍板定案要砍假,我們見識到府、院、黨無不全力硬幹,就是要在年底前強砍七天假:10月5日,陳瑩僅花一分鐘就將砍假案送出委員會。接著,面對青年的訴求,民進黨發言人總以「聽到年輕朋友的聲音了」來敷衍、蔡英文總統則惺惺作態地表示自己也很痛苦,但為了經濟轉型非要砍假。在勞工與青年的多次抗爭下,好不容易換來一次公聽會的機會,卻只是民進黨用來過水、補足程序,根本沒有幾個民進黨立委願意傾聽各界團體形成「拒砍七天假」的強烈共識。最後,砍假案即將通過二、三讀之際,民進黨動用前所未見的層層警力與柵欄,將勞工的心聲隔絕在外。

相反地,我們看到這一路以來,民進黨政府屢次密會工商團體、百般顧及資方利益,民進黨力拚硬幹砍假,就是要賤賣青年與勞工的血汗給資本家!在砍假案通過二、三讀的此刻,血淋淋地見證了所謂的「民主」進步黨,根本是罔顧民意、犧牲勞權而靠攏資方的「資進黨」。

在第三度政黨輪替,我們用「民主」教訓國民黨,而背負眾多青年期待的民進黨全面執政之際,是時候讓我們認清事實了:無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是聽命於資本家的政黨,不能期待它們改變青年的處境,或是期待它們來改善工時無法有效下降、薪資停滯、教育愈趨商品化等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必然剝削──更多時候,它們就是加劇剝削、惡化青年處境的幫兇。

我們已經完全認清民進黨的資產階級性質,並宣告徹底與民進黨決裂。拒砍七天假只是抵抗青年貧窮化的其中一環──環伺在我們生活日常中的,還有年年調漲的學費、高昂的生活消費與租屋價格、以及基本工資無法反映勞資均分經濟成長果實的公平性……。接下來,下降工時、提高工資、教育公共化等鬥爭,都必須靠我們青年團結起來去爭取,遏止青年貧窮化繼續惡化下去。因此,讓我們永遠記住民進黨硬幹砍假的這個歷史時刻吧!拒砍七天假只是抗爭的開始,我們會繼續跟資進黨戰鬥下去!抗爭到底!

菲德爾

《跨時》按:2016年11月25日,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享年90歲。謹以巴拉圭左翼記者和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1940-2015)此篇對菲德爾及其領導的古巴革命的評價,悼念這位世界反帝革命運動的巨人。
本文摘自加萊亞諾所著的《鏡子:幾乎包羅萬有的歷史》(Espejos: 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2008),是其中近600篇關於世界歷史的短文之一。加萊亞諾的代表作
,是批判新老殖民主義對拉丁美洲的統治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1971)。
譯者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參考了馬克·弗里德(Mark Fried)的英譯本。

2016年12月4日,勞爾·卡斯特羅向菲德爾·卡斯特羅墓碑行軍禮。

2016年12月4日,勞爾·卡斯特羅向菲德爾·卡斯特羅墓碑行軍禮。(來源:Granma)


菲德爾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2009年
趙平復、吳康雄譯  集體校訂

菲德爾

Fidel

他的敵人們說
他是把沒有異議和團結一致
混為一談的
無冕之王。

Sus enemigos dicen que fue rey sin corona y que confundía la unidad con la unanimidad.
His enemies say he was an uncrowned king who confused unity with unanimity.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他的敵人們說

如果拿破崙有一份
像《格拉瑪報》一樣的報紙,
沒有一個法國人
會知道滑鐵盧的慘敗。

Sus enemigos dicen que si Napoleón hubiera tenido un diario como el “granmma”, ningún francés se habría enterado del desastre de Waterloo.
His enemies say that if Napoleon had a newspaper like Granma, no Frenchman would have learned of the disaster at Waterloo.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他的敵人們說

他執政的辦法
是多多的講和少少的聽,
因為他聽慣了自己的回聲
而不是別人的聲音。

Sus enemigos dicen que ejerció el poder hablando mucho y escuchando poco, porque estaba más acostumbrado a los ecos que a las voces.
His enemies say that he exercised power by talking a lot and listening little, because he was more used to hearing echoes than voices.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但有些事情,他的敵人們是不會說的:
他不是為了名留青史而裝模作樣
才袒胸直面侵略者的子彈,

Pero sus enemigos no dicen que no fue por posar para la Historia que puso el pecho a las balas cuando vino la invasión,
But some things his enemies do not say: it was not to pose for the history books that he bared his breast to the invaders’ bullets,


他和人們同舟共濟

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颶風,

que enfrentó a los huracanes de igual a igual, de huracán a huracán,
he faced hurricanes as an equal, hurricane to hurricane,


他挺過了637次的刺殺,

que sobrevivió a 637 atentados,
he survived 637 attempts on his life,


沒有他的感染力

殖民地就不可能
改造成了新古巴,

que su contagiosa energía fue decisiva para convertir una colonia en patria,
his contagious energy was decisive in making a country out of a colony,


新古巴挺過了

在大腿上攤好了餐巾
拿著刀叉準備吃掉她的
十位美國總統,
所仰賴的
並不是魔咒或神蹟。

y que no fue por hechizo de Mandinga ni por milagro de Dios que esa nueva patria pudo sobrevivir a 10 presidentes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tenían puesta la servilleta para almorzarla con cuchillo y tenedor.
and it was not by Lucifer’s curse or God’s miracle that the new country managed to outlive 10 US presidents, their napkins spread in their laps, ready to eat it with knife and fork.


他的敵人們從來都不會指出

古巴是世上稀有的
沒有參加擦鞋墊世界杯1
國家之一。

Y sus enemigo no dicen que Cuba es un raro país que no compite en la copa mundial del felpudo.
And his enemies never mention that Cuba is one rare country that does not compete for the World Doormat Cup.


他們不會說

在懲罰中成長的這場革命,
只是在掙扎求存
還不能實現理想。

Y no dicen que esta revolución, crecida en el castigo, es lo que pudo ser y no lo que quiso ser.
And they do not say that the revolution, punished for the crime of dignity, is what it managed to be and not what it wished to become.


他們也不會說

正是帝國主義的封鎖,
使現實和願望之間的牆
長得越來越高,
扼殺了古巴自身民主的發展
逼使古巴社會實行軍事化,
為永遠給每個答案
都準備好了問題的
官僚階層,
提供了延續自己的大義名分。

Ni dicen en gran medida el muro entre el deseo y la realidad fue haciéndose mas alto y mas ancho gracias al bloqueo imperial, que ahogó el desarrollo de una democracia a la cubana, obligó a la militarización de la sociedad y otorgó a la burocracia, que para cada solución tiene un problema, las coartadas que necesita para justificarse y perpetuarse.
Nor do they say that the wall separating desire from reality grew ever higher and wider thanks to the imperial blockade, which suffocated a Cuban-style democracy, militarized society, and gave the bureaucracy, always ready with a problem for every solution, the alibis it needed to justify and perpetuate itself.


他們也不會說

無論這一切是多麼的悲苦,
縱使飽受外來侵略和國內高壓,
這個苦惱但頑強的島
還是育成了整個拉丁美洲
最少不公義的社會。

Y no dicen que a pesar de todos los pesares, a pesar de las agresiones de afuera y de las arbitrariedades de adentro, esta isla sufrida pero porfiadamente alegre ha generado la sociedad latinoamericana menos injusta.
And they do not say that in spite of all the sorrow, in spite of the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the internal high-handedness, this distressed and obstinate island has spawned the least unjust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他的敵人們不會說

這壯舉是人民犧牲的成果,
也是擇善固執、古道熱腸的他
——像他的那位聞名天下的
卡斯蒂利亞的田野上的老伙計一樣2——
永遠和失敗者們並肩作戰的成就。

Y sus enemigos no dicen que esa hazaña fue obra del sacrificio de su pueblo, pero también fue obra de la tozuda voluntad y el anticuado sentido del honor de este caballero que siempre se batió por los perdedores, como aquel famoso colega suyo de los campos de Castilla.
And his enemies do not say that this feat was the outcome of the sacrifice of its people, and also of the stubborn will and old-fashioned sense of honour of the knight who always fought on the side of the losers, like his famous colleague in the fields of Castile.

 

譯注:


  1. 指弱國競相被帝國主義踐踏的現象。 
  2. 唐·吉訶德。 

「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苦勞網》,經作者同意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陳映真先生的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的瑰寶,也是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代表。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退潮,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極右反共民粹運動的狂飆,陳映真先生的文學,將會繼續幫助追求自由平等的人們,尋回被抹殺的歷史,瞭解我們真實的處境,結束「歷史終結論」,走上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


陳映真先生遺墨:「文學為的是 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着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陳映真先生遺墨:「文學為的是 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着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
趙剛
2016年8月30日

這是我第二次到日本,但嚴格說來是第一次。是這樣的,一九八〇年代下半,我在美國讀書,往返美國與台灣,搭的是要在東京轉機所以比較便宜的西北航空,有一次暑假,1986還是87吧,航班誤點,航空公司讓我們在東京機場附近住一晚,那天下午我就利用短短的時間去位在上野的一個博物館走馬看花逛了一回,現在還清晰記得的展覽內容只是博物館裡的羅丹的雕塑與莫內的印象派油畫。現在連那個博物館的名字都想不起來了。

如果說,三十年前的那一次來東京是一次因美國而發生的非預期的過境停留的話,這一次則是很嚴肅且責任重大的專程訪問,為的是藉陳映真的文集《戒嚴令下的文學》的出書,向日本的朋友介紹我所知道的陳映真先生的文學與思想。

在漫長的三十年之間前後出現在東京兩次的我,變化當然很大,已經從一個青年進入到「初老」(這是陳映真先生在我這個年齡時愛用的一個自況之詞),但更大的變化則是我的學術與思想的整個樣貌,從一個完全信服普世主義的方法與價值的美式社會科學的青年學徒,到一個重新企圖從自身與區域的歷史找尋思想出路的「初老」學習者,企圖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東亞,乃至重新認識世界。而這也讓我,以及屈指可數的志趣相近的朋友們,從穩坐臺灣學術圈的那批判一翼的主流,進入到一段危險水域,把儲存多年的船貨拋到大海裡,並開始了一種不符合我們年齡的生澀探索。中國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我以前只理解為一種毅力與堅持,從沒想到蘊藏在這句話裡還有一種對於知識慣性的反抗,一種危機感,與一種不安定感。學術路途的得失無從計較,但這種挑戰感毋寧或許更貼近生命感覺吧!

造成這個幾乎可說是範式轉移的轉變的因素很多,而陳映真先生的思想與文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如果有人問我,陳映真文學與思想對我個人的影響是什麼,我大概就會沿著以上的轉變說起。他讓我離開美國,重返東亞,重返中國,重返台灣。

這是我今天來到這個會場時所產生的個人今昔之比的一點點感慨;雖然是挺個人的,但似乎也具有一點點關於在座的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及其巨大的變化的某種意涵。然而,我明瞭我今天在這個新書發表會上的職責是向大家介紹我所知道的陳映真文學,而非抒發我自己的感慨。以下是我為這個場合所準備的正式發言。

陳映真是台灣當代文壇上唯一賡續五四傳統的一個作者

陳映真拒絕當一個傳統的「文人」。從中國儒家正統觀點看,相對於賢儒,文人在廣義知識分子群體裡的地位經常處於邊緣。稗官野史小說家者流固無足論,就連對於那咸認位於文學表現形式最高端的詩賦的品評,也並非只以,甚至並非首要以,「文學本身」的標準為評定高下的依據;更重要的往往是作者與作品裡的道德與思想狀態。這也許就是人們相信屈原、陶淵明或杜甫,之所以能度越千古的偉大之處吧。文以道而尊,文而無道,僅是空車一輛,無論它有多華麗。

在這個傳統下,中國文人展現了一種矛盾性,在寫作或發表的同時,有一種對於寫作的難以遣懷的「歉然感」(或「正當性不足感」)。

這樣一種舊式文人的矛盾不安感,要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才得以顯著降低。由於來自西方的方方面面的挑戰以及救亡圖存的現實要求,白話文學(至少包括了新詩、散文、雜文與小說)取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民/化民的正當性戰鬥位置。這裡,我們當然看到了胡適,但更看到了魯迅。魯迅正是以文學為戟的一個偉大戰士。但有意思的是,在激烈反傳統的新文學運動的高峰中,我們也同時看到了「五四」和「傳統」的深刻內在聯繫。在這個連續性中,文學(好比小說)不是一種社會分化或是生活世界分裂下的「為創作而創作」的獨立領域裡的活動,而恰恰是要面對人生、統整人生的一種道德實踐。雖然,不像以往的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是後設的,如今則是直接和當下的政治目標(例如,反帝、反封建,與民族國家打造)緊密地扣連在一起。

但即便是五四也沒有完全克服「文學追求」與「道」或「道德人生」或「理想世界」的追求,這兩者之間的一種分離性驅力。魯迅或許就是如此地警惕著吧,於是才會遺言兒子「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魯迅應該是已經看到了「新文學」正以一種社會分化的現代性邏輯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新的正當性位置,而這又弔詭地同時是對五四精神以及對一種中國傳統的雙重否定。

正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我們得以描摩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的核心精神樣貌。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作為充分的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這麼提問,也意味著台灣當代的文學(以及藝術),一般而言,是與魯迅傳統的切斷,也是與五四傳統的切斷,更也是與一種中國傳統的切斷。

這個「切斷」,用陳映真的表述方式,就是「現代主義」的問題;於是長期以來,陳映真以「現實主義」為旗幟和「現代主義」鏖戰。但是,我們不應以詞害意,只把這個戰鬥狹義地理解為一場「文學領域」中的戰鬥,而是要以更廣闊、更「暗喻」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戰鬥。「現代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文藝的表現形式而已,而是一種關於人生、社會以及世界該當如何的一種霸權表述與宣示。因此,陳映真以「現代主義」為「名對象」的戰鬥,並不是閉鎖於文學領域之內的爭論,而是關於「什麼才是人生?怎樣才是活著?」這樣的一個或可謂之最高層次問題的鬥爭。陳映真碰巧只是以他所熟悉的文學路徑進行這場鬥爭而已。因此,陳映真曾經了無歉意地說他自己是一個「文學工具論者」。不止一次,他說,重要的是找到生存的目標並為之而思想與奮鬥——「人不一定非要寫作」。因此,我們在這裡感受到一個弔詭:「文學工具論者」反而恰恰是「空頭文學家」的尖銳對立。陳映真文學有一個很重要但也經常很隱晦的特質,就是對一般所定義的文學(強調其形式)本身的「看輕」,但恰恰由於這個看輕,反而使得陳映真文學有了無比的重。文學要到哪兒去,這個「道」的問題,以及需要什麼能力修養以達到目的的「德」的問題,於是成為了內在於文學的重要問題。對「如今,文學還需要和道/德掛勾嗎?」這樣的一種現代(或現代主義)質疑,陳映真以他的文論,以及更重要的——文學,現身說法開展出他的否定。

從一種中國傳統視野出發,文學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是深刻而內在的。以儒家的智仁勇「三達德」而言,文學難道不是一種「仁」的展現嗎?偉大的文學不應也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偉大體現嗎?文學難道不是一種「智」的展現嗎?偉大的文學不應也是「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的追求嗎?文學難道不是一種「勇」的展現嗎?偉大的文學難道不應也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鷹揚嗎?在以下的篇幅裡,我將藉用這個「三達德」為架構,說明陳映真文學和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同時也順道落實之前所提出的陳映真是一個偉大文學傳統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的這一論斷。

文學的「人間性」

首先,「仁」。陳映真文學到處佈滿了對於「人間」(一個為陳映真所鍾愛的語詞)的同情共感的脈搏與神經。誠然,沒有一種文學只是在書寫作者自身的內在,哪怕是最極端的現代主義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會與歷史。但是,那個作者自我之殼的厚薄軟硬的差距是可以非常懸殊的,而作品經常會無言且忠誠地反映了作者的自我狀態,從咀嚼一己悲喜,到——借用一個儒家話語吧——「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那差別是天高地厚的。陳映真總是能痛苦而豐富地感受到人間各個階層、各個旮旯的人物群像,特別是那不為我們體面社會的紳士淑女所參與所了解所同情的那「後街」(另一個為陳映真所鍾愛的語詞)眾生。於是,我們讀到了台灣資本主義裡最早出現的底層城鄉移民的貧困與無奈(例如本文集的〈麵攤〉)、讀到了小知識分子的苦悶徬徨虛無與自責(〈我的弟弟康雄〉)、讀到了失根流落傷逝的外省老兵(〈將軍族〉)、讀到了台灣左翼抗日知識分子的矇矓而執著的中國認同與情懷、讀到了青年精神病患的似幻似真的輕與重、讀到了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沒落的虛無的敗德的「上層社會」、讀到了都會摩登知識分子的「表演」、讀到了越戰時期來台「性度假」的美國黑人大兵與台籍農家女子之間的跨越膚色與國界的愛情及其幻滅、讀到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帝國與殖民、讀到了1950年從兩個小朋友眼中讀到的白色恐怖、讀到了國民黨特務的良心,讀到了……。這些,都和技巧無關,甚至和所謂文學不一定有關,歸根究底,和陳映真這樣一個人的盎然的、沛然的對他人的感受力有關——「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讀陳映真文學的一個最豐厚的回報,或許就是讓讀者從而產生了這樣一種自我提問:那我又將如何培養這種感受力呢?

間ふさ子、丸川哲史翻譯《戒厳令下の文学―台湾作家・陳映真文集》封面(來源:www.amazon.co.jp)

間ふさ子、丸川哲史翻譯《戒厳令下の文学―台湾作家・陳映真文集》封面(來源:www.amazon.co.jp)

文學與「困而知之」

其次,「智」。陳映真文學的一大特徵就是總是在思想著——儘管不見得有解答。他曾說他不能想像那種沒有具體的時代問題、沒有深入的思想歷程,就能抬筆寫作的「文學」(即,「空頭文學」?)。讀陳映真文學,因此,要求於讀者的不是沙發與檯燈,而是思想的對話與碰撞。幾乎他的每一篇小說都是在處理他所深自關心或困擾的問題。雖然我們可以說,這些問題最後是收束在一個道德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問題上:「究竟人該當如何活著?」。但陳映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形上學的,而是透過歷史與現實。五十年陳映真文學曾經認真思索過的問題包括了: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的遺留;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精神創傷;第三世界的新舊殖民體制下的知識狀態;跨國資本主義對於在地人民的主體創傷與社會扭曲;左翼的道德主體狀態的危機以及「女性問題」;宗教(或宗教的某種核心價值)在當代的意義;當理想遭遇重大危機時,主體該如何自我保存;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如何跳出這個無盡的加害與受害的循環?如何寬恕?……。

也許在今天的這個場合,我應該稍微多談一點陳映真的文學中的「日本」。除了那些偶而提及日本但又與主旨無關的幾篇之外,陳映真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大概有六七篇和日本殖民比較有關或非常有關,分別是〈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兀自照耀著的太陽〉、〈鈴璫花〉、〈山路〉,與〈忠孝公園〉,橫跨1960與2001。在這一直持續的關心裡,陳映真檢討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暴力性質,特別是注視了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語言、認同與精神傷害,傳統宗教與家庭組織的破壞,太平洋戰爭對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生命與家庭的危害,以及戰爭所加諸於當事人的後遺症,當然陳映真也看到了日本左翼的啟蒙思潮對於台灣人的反抗的某種作用。除此之外,陳映真也面對了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冷戰與內戰結構下,在美國的壓力下,對日本殖民的不清理,甚至對親日反共力量的收編與利用。在陳映真的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裡,他甚至反省了包括台灣的整個當代中國對於殖民/半殖民/次殖民與新殖民的漠不關心。

陳映真長期以來對於日本的關注,我想在台灣的思想界與文藝界裡是少有的堅持的。但整個島嶼的知識潮流是反向的,也就是拒絕把對於台灣的自我認知拉到日本殖民時期,反而動輒是以「自從解嚴以來」為論述的時間起點。這使得台灣社會無法培養出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自我認識。

於是,陳映真文學的「智」,不只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世界,與他人進行外在的體察,更是一種內在的「明」;古人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貫穿陳映真文學整體的是一種深刻的自省力,以及一種類似懺悔錄的「把自身包括進來的」書寫,而我相信這正是它在「知性」上最光輝的展現,而我們不要忘記這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傳統。

我們是會執著地問:對照於陳映真長期的、不間斷的「困而知之」的思想實踐,這個島嶼上有類似的同行者嗎?但對我們讀者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閱讀陳映真是否讓我們得以產生如此的一種自我提問:我要如何自知?我們要如何自知?

文學作為自我惕勵與救贖

其次,「勇」。作為一個眾人眼中的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最常被誤解的是他的論文是戰鬥的,而小說則是「感性的」、「人道的」……。但我要說,他的所有寫作都是他的戰鬥。他首先是一個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而非倒過來。台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寫作的最大的「故意盲點」,其實就是對陳映真戰士資格的否定或嘲笑,而這恰恰是因為陳映真的戰鬥,都是直接或間接的朝向他們以及他們背後的更大的現代霸權的戰鬥。獨派對陳映真的無視或否定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戰術,不過是比較鬼祟暗欺罷了。他們以台獨霸權否定陳映真寫作後期裡「民族統一」的戰鬥,以「現代主義」大而化之顛而倒之陳映真寫作前期的「反現代主義」戰鬥。但我們其實知道,陳映真文學在一個很根本的意義上又是不分前後期的,只因打從一開始,他就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左翼的、第三世界的、理想主義的位置而寫作。這是他一生的戰鬥,而他為這個戰鬥付出的代價包括了蔣介石政權下的七年牢獄,以及台獨霸權下的不定期圍剿與刻意遺忘。然而,陳映真自反而直不改其志——這是他的大勇。

因此,人們不應當隨著獨派的「台灣文學史」的催眠,而遺忘了這個戰士所歷經的各個大小「戰役」。於是,我要指出陳映真文學在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的各項「首先」。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麵攤〉(1959)這個創作生涯第一篇小說,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鄉村的教師〉(1960),(誠然高度隱晦地)探討了一個左翼志士的生與死,以及作為歷史背景的日本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開的白色恐怖。是陳映真,透過一九六〇年代的多篇小說(包括〈將軍族〉(1964)),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是陳映真,透過了〈一綠色之候鳥〉(1964),誠然高度寓言地,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及其「改革希望」。是陳映真,透過〈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越南戰爭。是陳映真,透過了〈唐倩的喜劇〉(1967)等多篇小說,首先面對了國府統治下「西化」知識分子的某種閹割與失根狀態。是陳映真,透過〈夜行貨車〉(1978),首先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宰制與扭曲效果。是陳映真,透過〈累累〉(1979),首先直接將批判指向國民黨軍隊內部,指出那些當年被抓夫來台的底層外省軍官的雖生猶死的寂天寞地。是陳映真,以〈鈴鐺花〉(1983)等小說,首先檢視與反省了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傷害變形……。這些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眾多「首先」,卻無奈地一直被此間所謂的「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者視而不見,反而嚼舌根似地在那裡「研究」陳映真文學算不算是「現代主義文學」。這難道竟是因為他們無法交待他們自己在那個年代中的葸弱無能,而那勇敢的戰士竟是一個所謂的「統派的」「中國人」嗎?在戒嚴體制下苟全人生,是人情之常,無可批評,但我們不應因今日的意識型態分歧,而塗消或扭曲勇者畫像。在台灣1960年以降的「文學領域」裡,我們找不到第二位像陳映真這樣的戰士。

然而,陳映真作為一個「勇者」,最主要的還不是以上這一長串在戒嚴之下的「首先」,甚至不是他在暴政或霸權前的「吾往矣」,而是當他在面對他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內在脆弱與虛無之時。於是我想起,陳映真1975年出獄後的第一篇小說〈賀大哥〉(1978)裡的一段「我」(即敘事者大學女生小曹)和小說主人公「理想者」賀大哥的對話:

我憂愁地、筆直地望著他,說:「那麼,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實現,是十百世以後的事,你從哪裡去支取生活的力量啊。」

他的隱藏在棕色的、開著極為分明的雙眼皮中的燈火,悠悠地燃燒起來。不,他說,毋寧是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及身而見到那「美麗的世界」,你才能開始把自己看做有史以來人類孜孜矻矻地為著一個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而堅毅不拔地奮鬥著的潮流裡的一滴水珠。看清楚了這一點,你才沒有了個人的寂寞和無能為力的感覺,他用英語說,並且也才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愛的、信賴的力量。

我一直執拗地認為這其實是那和你和我有時一樣脆弱一樣虛無的陳映真的自我治療自我勉勵的話語,只是藉由賀大哥這樣的一個六〇年代的反戰但又被戰爭所戕害的美國青年的嘴說出而已。陳映真努力救贖他自己這樣一位反暴政但又被暴政所傷害的受害者的真誠,重新建立對人、對生活、對世界的信念,是他的智仁勇三達德之後的真正活水源頭。陳映真透過他的書寫救贖了他自己,那讀者我們呢?陳映真或陳映真文學與我們的關係又到底是什麼呢?

這些問號或許就是陳映真文學的特殊之重吧!而這個「重」,在一個抽像個人主義、價值冷感虛無、實踐與價值脫勾、政治正確取代思想理論,以及所謂的歷史終結論的「輕飄,太過輕飄的」今日世界中,的確是相當「不合時宜」(untimely)的。這或許是所有類似的嚴肅文學在今日世界的命運吧。但是,當我們每個人開始承擔一點點世界的重量,進行一點點關於我們這個時代與我們自身關係的思考,也許將來會不一樣吧。一如陳映真要我們把文學看輕,然後我們才能看到文學的可能的重的教訓一般,陳映真也教我們要把自己看小(「一滴水珠」),而後才能看到自己的「大」與「可能」(「一條歷史大河」)。這麼說來,陳映真所講的故事就不是關於台灣的某個年代的某些故事,——「這個故事說的就是你!」(De tefabula narratur!)。

很高興看到《陳映真文集》在日本的出版。應丸川哲史先生之邀,不揣淺陋,然義所當為,做以上之發言以就教於各位先進。

趙剛 2014年9月10日於台中
2016年7月18日改寫於台中
2016年7月23日報告於明治大學

悼陳映真先生——我的左派政治啟蒙者

029

陳映真先生與魯迅先生坐像。

悼陳映真先生——我的左派政治啟蒙者
林立業
2016年11月26日

只是在三年前左右,我仍身處以隱若的「左傾」立場自居的某泛民學生團體,我因此自詡「左翼」,順應著這道政治潮流。但逐漸地,我對這個團體及與其協作的勢力的政治取向,開始產生有點朦朧的疑惑。我總覺得,他們無法回應當時僅處於萌芽的港獨思潮,亦沒有完整的政治理想、綱領和方法。另外,我亦感覺不少所謂的同路人,都沒有與「左翼」認同相應的底氣。

從那時起,我間中便會被這種疑惑弄得心緒不寧。記得在某個難以入睡的晚上,我躺在學生團體的會址,身旁幾位共事的友人早已熟睡,四周一片漆黑,只得一些打呼聲。我滑了手機看臉書,見到一位漸已脫離這個團體的圈子的友人分享了陳映真先生所著的《山路》,便不經意地讀起來了。當晚我的精神不好,並沒有仔細琢磨小說的一字一句,甚至有快速掃看的時候。但慢慢地,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愈讀愈快,急不及待想看故事的發展,直至讀完蔡千惠的信,我竟然起了雞皮疙瘩,至今亦沒有忘記當晚的悸動。

縱使當時我不了解陳映真先生為何對紅色祖國有這麼深刻的認同,亦不明白何謂革命的墮落或不墮落,但先生筆下的角色,細膩而實在,亦因他們極端的生命經驗而顯得「超現實」,令我意識到左派政治實踐的沉重及所需的崇高品性。那時我開始思考,能夠表達這種難以形容、甚至難以想像的精神底蘊的作家,到底為什麼會堅持兩岸統一的立場。從那瞬間開始,先生這種對我而言全「新」的左派立場,就成為了我決心要探究和衡量的對象。

從那時起,我一本又一本的閱讀先生的文學作品。從因反共至上的政治環境而致色彩較為抽象的早期作品,到著跡地採討蔣介石政權的白色恐佈、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新殖民統治、跨國資本如何扭曲殖民地人民認同和價值觀等內容的創作,無不深深的震撼和觸動我。我開始閱讀先生的政治評論和歷史著作,也涉獵了若干關於先生著作的研究。很快,我不可能再以泛民「左翼」的目光看待事情了,我走向了馬克思主義。

我開始重視歷史,努力通過科學的歷史觀思考各種問題。例如:中國革命的意義何在?帝國主義是什麼?殖民主義是什麼?社會主義是什麼?港台問題為何是中國革命懸而未決的部分?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現行政經體制的階級性質和趨向為何?港台分離主義勢力產生的歷史背景是什麼?港台等所謂「亞洲四小龍」為何是世界新殖民主義的特例?帝國主義勢力的介入,怎樣造成了兩岸對立的現狀,特別是港台的分離主義勢力?等等。

當然,試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提出這些問題和嘗試解答它們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新」的東西——在中國,它是1920年代初以來的民族和階級解放運動的產物,更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理論和實踐積累的成果;在世界範圍內,從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到蘇聯東歐陣營的滅亡的冷戰時期,可以上溯到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為首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再可以上溯到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鬥爭。

泛民「左翼」空虛無力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將自己置於國際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之外。泛民「左翼」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非歷史神話的衍生物:只要實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經體制,就可以達到帝國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多元社會」;「左翼」活動家的作用,就在於宣揚這種「公民知識」和「普世價值」,動員群眾參加親帝勢力領導的「運動」。換言之,「左翼」的實質綱領,就是動員不安求變的民眾,捍衛和完善資本帝國主義。這就是「左翼」在面對右翼和極右翼的,反共反中、捍衛資本主義的勢力和「運動」的時候,無論主觀上有怎樣的抵觸,最終只能努力尾隨、溶解自己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的大背景,再加上兩岸三地存續的冷戰和內戰「雙戰結構」和「分斷體制」的小背景下,反對港台分離主義,堅持民主統一、爭取社會主義的路線,絕對不是「左翼」所深痛惡絕的「民族主義」(他們錯誤地將民族解放和沙文主義劃上等號),而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不但符合在全中國徹底終結殖民主義的歷史正義,進一步說,沒有徹底的反帝鬥爭,上述的「左翼」及其所反映的更廣泛的殖民主義思維,就會繼續妨礙勞苦大眾的政治覺醒、壓制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陳映真先生對我的啟蒙,不止於左派應有的政治立場,更有作為左派所應有的態度及底氣。我在「政治轉向」的初期,處於「兩頭唔到岸」的狀態:一方面我未能對團體的政治取向有全面的批判,另一方面我還沒有比較完整地掌握左派立場的自信。那時候,我讀到了陳映真先生的《知識人的偏執》。先生認為,知識份子往往有難以消除的偏見,而這些偏見可能有意無意地維持了現狀。先生在文中說:「(他)個人是個極其不學的人。不學再加上性格的多少偏執性,則墮落為一個膚淺的教條主義者的危險性,就尤其之大了。」

對我而言,當陳映真先生也承認了認知偏見的存在,那年少氣盛、在「左翼」「讀書人」團體氛圍下進入「政治」的我,就必定嚴重千百萬倍了。只有不斷努力、謙虛地學習和反省,才能降低偏見的影響、全面而科學地認識事物,掌握服務勞苦大眾的能力,做一個合格的有理想的勞動者——這些都是陳映真先生的著作所提醒我的。

其後,我便逐步地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走向現代各派的論述。關於曾經存在和仍然存在的各工人國家的內外矛盾和運動邏輯,和落後國家如何貫徹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我認為托洛茨基提供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分析。面對兩岸三地當前的困境,我相信各地各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努力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上,增進相互理解,謀求社會主義運動的再興。陳映真先生的著作,給了我一把回到「當今的來源」的現場的鑰匙;陳映真先生追求兩岸民主統一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我相信揭示了港台左派一切行動應有的原點。總而言之,先生為我打開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正如趙剛老師所言:「陳映真首先是個戰士,然後才是個作家」。陳映真先生曾表示自己不必然是作家,只是剛好擅長寫作。先生的文學的作用,在於宣揚他的理念。先生曾經為了解明台灣的政治問題、學習政治經濟學,而中斷了文學創作一段時間——先生是「文以載道」的典範,也是「為人民服務」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實踐者。某「詩人」曾經向國民黨政權「告發」先生,說他搞的是「工農兵文學」。先生這方面確實是「有罪」的,他的文藝實踐的來源,確實就是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

現在不少人表示,他們「佩服」先生的文學,但「不同意」他的政治;或強行分割先生的文學和政治,說先生的文學「永遠感人」,但政治上就「不合時宜」——這當然是說不通的,但更根本的恐怕是,這是一種「先發制人」,他們要極力消去陳映真先生作為主張民主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反帝、反殖戰士的影響力,要把先生的文學遺產,塑造成反共反中小資文青可以消化的「無害消費品」。

此刻,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就快進入第九年,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政治陷入深重危機,右派民粹勢力紛紛崛起,冷戰後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秩序面臨重大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以大型國企為核心推動力的社會生產力大幅躍進,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或許正因如此,港台的政治氛圍日趨複雜,親帝反共勢力在2014年來不斷加強對青年群體的動員,準備新一輪的奪權運動。 在這個嚴峻的情勢下,我們應當努力向主觀上追求社會進步的那些青年,宣揚陳映真先生的著作和事蹟,給他們一個脫離帝國主義消費政治的真正出路,為粉碎親帝反共勢力、爭取社會主義的新生的工人運動,積累必不可少的力量。

為兩岸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統一而奮鬥!對殖民主義的遺產進行總清算!掃除港台的親帝反共勢力,實現民族的獨立和社會的平等!讓受辱的人們可以成為真正的人!把「家畜化」的世界消滅,建立勞動者的新社會!

謹此悼念陳映真先生。

憎恨的「反紀念」書寫——讀廖偉棠論逝者陳映真先生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個人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我們加上了配圖。

作為一個歌頌「港獨」、「台獨」和「藏獨」的作家,廖偉棠連自由派的虛偽的人道主義都談不上,他是農奴制神秘主義和愚民政策的禮讚者,而且醉心於龐德(Ezra Pound)的法西斯主義「美學」。和他的同道中人陳芳明一樣,廖偉棠對於「失足落入共產陣營」的陳映真先生、魯迅先生、乃至王實味烈士的「婉惜」,都是100%的矯情的、犬儒的表演。

廖偉棠的一類中世紀的神道文人,廁身自由派主導的反共陣營之中,戴著「普世價值」和「人道主義」的面具妄議陳映真先生,正正說明了資本帝國主義的腐朽和墮落。只有社會主義,才可以真正繼承、發揚和超越當年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反封建人道主義,實現真正的全人類社會。

廖偉棠(網絡圖片)

廖偉棠近照(來源:《鳳凰文化》)


憎恨的「反紀念」書寫——讀廖偉棠論逝者陳映真先生
趙剛
2016年11月25日

廖偉棠先生的這篇文章〈假如魯迅活著──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初看令人生氣,再看有那麼點意思,三讀則令人嘆氣。

1 生氣
據「作者介紹」,廖先生是個「詩人、作家,與攝影師」。看完了他這篇文章,我更加確信,一個詩人,寫詩之餘,不妨寫散文,若是要議論,可以寫詩論,而若意欲議論當代、臧否人物,則要特別留神。

這樣說,並不是說廖先生的這篇文章寫得不好。寫得好啊!不然,我怎麼會讀三遍呢!但三遍之後,我的感想是:這麼憎恨褊狹的心性,要如何寫詩呢?佛洛斯特說:「一首詩起始於愉悅,終底於智慧」。我倒不確定是否一定得起於愉悅,也許起於困擾呢,但我相信是「詩」,總該是一種發現的藝術吧。一個人這樣感受如此吟哦,於是他看到了他改變了他提升了。但廖先生的這篇文章的心情狀態,我看更是起於憎恨終於憎恨吧。這樣的文字墮落了你或洩露了你,或同時。廖先生的詩與文不相侔嗎?

難以說廖先生心恨的是陳映真。他自陳他對陳映真去世的感受是「五味雜陳」,並繼而回想起他自己在「本世紀初」所提出的一個自問:「你愛陳映真,可是陳映真愛你嗎?」

我感受到一種類似被情人遺棄而滴血的心。但陳映真怎麼就離棄了廖偉棠了呢?

那是因為廖先生曾經在他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十歲出頭時「通讀全部《人間》雜誌」而景仰、仰慕、愛慕的陳映真,後來,在他看來,竟然轉而擁抱了「北京權力」。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如果用成語表達,這就可以是廖先生「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這一串文字的核心意思。當然,他是詩人,他不會這麼說。在網路媒體上,有人說陳先生死在大陸,是「求仁得仁」,對此,廖先生則說「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一個四十歲剛出頭的文壇後進,在得年八十的陳先生走後沒兩天,就以如此的文字「紀念」一個屍骨猶溫的文壇前輩,不也太澆薄、太操切了嗎? 你說,大概是「文學的力量」,使得年輕人寬容了陳映真。怎麼你就如此操切凌厲呢?您不還是詩人嗎?

什麼樣的「能量」,暗黑的或閃亮的,讓廖先生寫下這樣的文章?不好說。有些因素很物質、很現實。我注意到他是「上報」的專欄作者。輪到他寫專欄了,本來他可以不寫,或他將來可以慢慢寫,但他畢竟於是就寫了,因為輪到他了。有時候,世界就是如此無稽。

但除此之外,我想更是因為廖先生的一種暗黑的恨吧。他不直接恨陳映真,但恨陳映真不恨(或不像他那樣恨)「北京權力」與「毛澤東」。後者是兩岸三地「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反圖騰」,一碰觸就咬牙切齒甚至暈眩白沫。對他們而言,「北京權力」雖然已經「走資了」,但仍是從毛澤東(或幽暗中國傳統)以降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嫡子,為了「現代」的緣故,絕對是要反對的。因為這是一種摩尼教式的善惡二元論的大是大非,從而一切對於中國革命或革命中國的非教條的理解、解釋與評估,都是和他們自命走在歷史終點的「善」唱反調,而屬於「五毛」。廖先生就說陳先生的「許多辯論與今天大陸流行的『五毛文』無異」。把陳先生的思想肢解,取其一段話,得到這個比附性的結論,實在讓人生氣。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陳映真的〈歸鄉〉(1999)與〈忠孝公園〉(2001),你讀了嗎?讀了,就不該沒看到陳映真對於「文革」的複雜批判,與對包括「中共政權」在內的任何政權的質疑態度。先生有信念、有立場,有始有終,不忘初衷。

在本該「包容」與「開放」與「多元」的自由派/公知身上,我們看到最澎湃的教條主義,而後頭充斥著反歷史、反智的使徒叢結。

因此,廖先生在可以不提出充分證據,不進行細緻思辨,不具備參照上下文的公正下,更談不上一種知人論世的理解能力下,遽爾地說陳映真「唯經濟發展至上論」,輕佻地說陳映真「對自身信仰過於執迷的盲目」,甚至,類似「狼來了」地說陳先生「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

於是,濃縮全文,廖偉棠對逝者的最嚴厲指控其實就可以是這樣一個陳述:

作為一個優秀的文學家與《人間》雜誌的創辦者,陳映真雖「本質上是魯迅這樣的自省者」,但是,因為他「既愛魯迅又愛毛澤東」,就註定了他的悲劇,因為他必然會認同「北京權力」,從而不僅對惡不作聲,甚至參與到惡。然而,他畢竟不是只想謀權勢名位的庸俗者,他或許是想利用北京權力以遂己志,但利用不成,反被利用當成人質,於是只能在無奈中轉而自欺——「一種英雄於困頓中的自我欺騙」。還好,陳映真最後十年中風,要不然啊,將墮落得更不堪。還好中風,啊,「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這就是廖偉棠在先生方逝之際為他編出的一生的故事,急迫地想蓋棺論定,但粗鄙拙劣,倒像是一篇山債版的莎劇Coriolanus。但廖君卻為自己所編的故事,所創造的悲劇英雄,「念之沉痛不堪」。

別裝了!或,別演了!你,太入戲了!——我只能如此說。生氣。

2 有點意思
那麼,生氣之餘,為什麼還覺得這篇文章有點意思呢!因為,這篇文章無意中展現了一個客觀有趣的問題:什麼是左派?

在台灣,現在還有誰不要當左派?左派多麼正確!左派多麼犀利!左派多麼正義!左派多麼進步!

以至於連廖偉棠(或其他人——以後有空再說吧)也要買左派的好,表現出他也可以是(讚賞)左派的,而陳映真,反而是左派的變節者或「墮落幹」。「左派」,對廖偉棠而言,大概就是一大堆政治正確與身份政治的總和罷。你環保嗎?你反核嗎?你支持性別平權嗎?你支持弱勢團體嗎?你反國家機器嗎?你反父權嗎?你反全球化嗎?都勾了,你就是。透過這些姿態,廖偉棠對「左」的包裝就達到了以「人道主義」之名封頂的效果。這樣一個透過與「普世價值」與「歷史終結論」結合的「人道主義左派」,於是,變成了全球左派的標準身分。特朗普贏了,全球的左派都哭了。

而這恰恰就是二十歲出頭就「通讀全部《人間》雜誌」的廖先生,所理解、所定位的「《人間》雜誌」。「《人間》雜誌」是什麼?在他的詮釋學中,就是「同情弱勢」的人道主義的左派,而這叫做真左派。但二十歲的廖偉棠乃至今天四十歲的廖偉棠,曾經想過,這個雜誌的「左派」與「中國」與反帝、與反殖的議程,是能夠切割得了的嗎?曾經有那麼一刻,這個雜誌是僅僅站在歷史終結論地基上拿著西方新左的政治正確姿態嗎?你因誤解而感動,然後拿著這個「感動」去衡量陳映真,然後輕便地、極輕便地,論斷陳先生缺失了「反省力」,與從而的「墮落」。先生自執筆以來,沒有一刻不在台灣,也就是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上頭論述。

類似上述的對比,你(們)也在建構一種類似的對比:把「魯迅」教條地、絕對地對立於「毛澤東」。在你們的扯著普世價值大旗獵獵作響的頭顱裡,迴聲地臆想:魯迅只是一個同情弱勢反抗專制的自由民主「現代化人」吧,而且僅此而已。於是我們不難看到一種趨勢,不是刻意忽略魯迅,就是把魯迅硬往胡適那兒修正。

陳映真的左翼當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自始至終(啊,這個「終」終究到來了!)。自始至終,陳映真有一隻超越世間左、右翼二分的眼;一隻類宗教性的、不妨說是「人道主義」的眼。他用它來看到現實政治的精神缺憾,但他更常也以現實的、歷史的、中國的、第三世界的、民眾的實踐,來惕勵那個理想之眼,使其免於虛矯、形式、乃至作偽,乃至成為壓迫與剝削的共犯。沒有掌握住這個辯證,是沒有辦法討論陳映真的「人道主義」的,也無法理解他的「《人間》雜誌」。

無獨有偶地,我注意到有一種詮釋力量正在將「《人間》雜誌」簡單地人道主義化,把「魯迅」便宜地「現代化派」並把陳映真「本土化」。對這個趨勢,我注意著。

3 嘆氣
我第三次讀這篇文章時,有一行小字抓住了我的眼球。也是在文末的「作者介紹」裡,說作者「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無來由地,我聯想到陳映真小說〈唐倩的喜劇〉裡的羅大頭;那位取代胖子老莫成為讀書圈新沙皇的搞「邏輯實證論」的羅仲其。某夜,在一陣激烈爭吵後的甜蜜復合之際,羅告訴了唐倩小姐他的往事,他說他有過一個幸福而富裕的家,然而「共產黨鼓動暴民在一夜之間毀滅了一切」,然後:

「我一個人流浪,奮鬥,到了今天。」他啜泣說:「比起來,他們搞存在主義的那一個懂得什麼不安,什麼痛苦!但我已經嘗夠了。我發誓不再『介入』。所以我找到新實證主義底福音。讓暴民和煽動家去吆喝罷!我是什麼也不相信了。我憎恨獨裁,憎恨奸細,憎恨群眾,憎恨各式各樣的煽動!然而純粹理智的邏輯形式和法則底世界,卻給了我自由。而這自由之中,你,小倩,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這個雖真實但極其無厘頭的聯想,讓我想起陳映真在小說裡的那種很幽微的對於羅大頭的某種同情。羅的憎恨、羅的思想,以及羅的悲劇……,那所有的後頭,投射著中國現當代史的一個縮影。相對於他對羅的一種同情,陳映真對於胖子老莫,那位存在主義教主,則是極盡挖苦之能事——那完全是一條變色龍、一個偽君子、一個虛榮者,與一個嗜血者,老是想在小小的讀書圈裡建立自己「教主」身份,老是不忘任何一個可為自己積累名聲的一個丑角。

於是,我反而覺得廖偉棠詩人的那種一反尋常的褊狹急促憤恨,可能是「事出有因」的,從而也許是值得理解吧!他至少沒有利用陳映真來吹噓自己的「偉業」。於是我為「羅仲其」嘆了一口氣。

4 智慧
羅仲其祖籍是江西人。廖偉棠是廣東人。他們的傳記中也許纏繞了太多的對於「毛澤東」、對於「北京權力」的不可化解的黑暗執念。同理,也應該有一群人,是和「羅仲其們」站在對立立場的,可說是某種「建制派」罷。相對於這兩群人,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有一種「無牽掛的輕鬆」以及一種「無知的優勢」。我們可以因為我們畢竟沒有身體捲入這個革命運動,從而對中國可以怎樣往前走,提出一種較抽離從而可能也許比較「客觀」的論述。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好比兩個爭吵的人,恰恰因為我都不認識,從而不站隊,也許反而比較容易提出一種不一樣的解決之路,至少可作參照。如果是這樣,那麼,像廖偉棠與余杰等,那不是來幫台灣人的,恰恰是來把台灣人民拉進一種莫名的、被強制注射的憎恨漩渦之中。而又如果我們接受一個前提,也就是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台灣的命運畢竟和中國大陸的命運,喜歡或不喜歡,是分不開的,那麼,我們就必需要找到一個有效的立場與姿態,積極介入。而在這個越來越迫切的自立自救的過程中,「廖偉棠們」的論說與情感模式,就必然是一種首先要排除的路障,因為它提供的是憎恨,而非智慧。憎恨只能敵我站隊,智慧則是求得出路的發心。朋友們,你不一定首先要認同中國,但就算只為了你自己,你也得首先試圖重新認識中國,而後者又得首先從「除妖魔化」開始,因為不如此,中國是無法成為一個認識的標的。

如果這樣就是「五毛」,那算我一個。

陳映真:在香港看「七一」遊行

陳映真先生。

陳映真先生。

《跨時》按:台灣著名左翼作家、社會主義統一派活動家陳映真先生,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謹轉載陳先生這篇剖釋香港問題的文章,表達我們的沈痛哀悼。
本文原載於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台北人間出版社,149-156頁)。


在香港看「七一」遊行
陳映真
2004年7月8日

今年(二○○四),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遊行,有一些想法。

戰後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鬥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為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尼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後的韓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為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台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台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的民主化運動。這個運動感染到台灣,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萬餘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同年二月有要求台灣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九年四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台大、師院(今台灣師範大學)學生二百餘人,史稱「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大舉肅清新民主主義運動。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台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台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為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援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於是各地乃有與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運動。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遊行的人數事後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於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眾「直選產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為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就辦下來,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後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後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為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罵中共為賣點,為「先進」、「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後,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誌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五○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麼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沉思。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鬥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鬥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鬥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產、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後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麼,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後,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援殖民地時代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後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主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為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台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中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佔為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台時,台灣人口已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為骨幹的社會。一八四○年代開港後,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為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後,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游擊為主的反割台、抗日鬥爭長達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後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農民工會)、「台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鬥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後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還負嵎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為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民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後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為「惡性中國化」,後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於五○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台旨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獨佔資本的循環、再生產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四○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六○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佔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為中心的反佔領武裝鬥爭。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 ,六○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啟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並利用大量湧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台灣一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台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台灣政治經過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台灣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並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八○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台灣獨立」思潮上升為主潮。

香港在戰後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五○年代後大批「反共難民」成為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於台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台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後,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後」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後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後」的清理,是戰後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後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為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佔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主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後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台灣「藍」、「綠」的鬥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鬥爭。港台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眾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台、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台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後和特區化後的台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阿桑奇:美國大選的秘密世界

《跨時》按:本文譯自美國《Counterpunch》,部分內容以原訪問視頻為準。

朱利安·阿桑奇與約翰·皮爾格對談:
美國大選的秘密世界
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
2016年11月4日

張本清譯 吳康雄校
2016年11月10日

朱利安·阿桑奇(來源:Dartmouth Films)

朱利安·阿桑奇(來源:Dartmouth Films)

這次訪問在政治難民朱利安·阿桑奇所在的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內攝影,在2016年11月5日廣播。

約翰·皮爾格(下略皮爾格):
在美國大選選戰的這最後幾天,聯邦調查局(FBI)介入調查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朱利安·阿桑奇(下略阿桑奇):
如果你看看聯邦調查局的歷史,它實際上就是美國的政治警察。中央情報局前局長 [大衛·彼得雷烏斯上將(General David Petraeus)]把機密資料交給情婦,因此被聯邦調查局拿下,就是一個示範。幾乎沒有人可以逃出他們的五指山。聯邦調查局一直要讓人們知道,沒有人是可以抵抗他們的。但希拉里卻非常顯眼地抵抗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讓調查局看起來不夠硬,激怒了局裏面的一些人。

我們發表了大約3萬3千封希拉里擔任國務卿其間發出的電郵。它們來自一批剛好超過6萬封電郵的材料,希拉里自己保存了其中的一半——3萬封電郵,我們就發表了大約一半。

然後,還有我們正在發表的波德斯塔(John Podesta)電郵材料。波德斯塔是希拉里的競選經理,有一條主線貫穿他的這些電郵。那裏有很多關於他們所謂的「給錢入局」(pay-for-play)的事情的記載:讓各國、個人和財團購買同他們接觸的門路。這些電郵,加上希拉里藏匿國務卿任內電郵的問題,造成了聯邦調查局進一步受壓的氛圍。

皮爾格:
克林頓競選團隊說,俄羅斯是這一切的幕後黑手,俄羅斯在操縱大選,同時是維基解密及其電郵材料的來源。

阿桑奇:
克林頓陣營正在成功地投射一種新麥卡錫主義的竭斯底里:俄羅斯要為所有的事情負責。希拉里多次作假,宣稱十七個美國情報機構確定了俄羅斯是我們發表的材料的來源。這是假的,我們要說,俄羅斯政府不是我們的來源。

維基解密發表材料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期間,我們發表了1000萬份文件,數千份單獨的刊物,有幾千個不同的來源,我們從來沒有搞錯一件事。

皮爾格:
那些證實販賣接觸門路,說明希拉里本人如何從中獲得物質和政治利益的電郵,是十分異乎尋常的。我想起了卡塔爾某代表開出了100萬美元的支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就同他見了五分鐘的面。

阿桑奇:
還有摩洛哥給的1200萬美元⋯⋯

皮爾格:
對耶,摩洛哥給的1200萬。

阿桑奇:
讓希拉里去參加一場派對。

皮爾格:
對我來說電郵材料揭露最深刻的,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部分而言,它們展示了希拉里和中東的伊斯蘭國聖戰運動的創立之間的直接聯繫。你可以說說,電郵材料是怎樣的證明了那些應該同伊斯蘭國聖戰份子作戰的人,竟然就是那些幫手製造他們的人。

阿桑奇:
希拉里在2014年年初,就在她離開國務院後不久,發了一封電郵給她的競選經理波德斯塔,明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政府是伊斯蘭國的金主。我想這是整批材料之中最重要的一封電郵,但或許因為沙特和卡塔爾的資金的參與面很廣,包括了不少的媒體機構,所有嚴肅的分析者,甚至美國政府都提及,或者認為,確實有一些沙特的人物在支持伊斯蘭國——但他們的托辭總是,啊,這只是些不入流的王公貴族,花銷他們自己的石油紅利份額、為所欲為,但政府實際上還是不贊成的。

但那封電郵否定了這種說法。它直接說出,沙特和卡塔爾的政府,是伊斯蘭國的金主。

皮爾格:
沙特、卡塔爾、摩洛哥和巴林,特別是沙特和卡塔爾,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期間,給了這一大筆錢克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就在那個時候,國務院批准,特別向沙特阿拉伯,出賣鉅額軍火。

阿桑奇:
在希拉里之下,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宗的、價值800多億美元的軍火銷售,和沙特阿拉伯成交了。事實上,在她國務卿任內,美國出口軍火的總值翻了一番。

皮爾格:
當然,以上種種的結論就是,創立那個稱為伊斯蘭國的臭名昭著的恐怖主義團體的金主,正正就是捐獻給克林頓基金會的同一批人。

阿桑奇:
是的。

皮爾格:
這太神奇了。

阿桑奇:
希拉里只是一個人。我其實覺得希拉里這個人是挺可憐的,因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個被自己的野心活活吃掉的人,被折磨到發病的地步,權慾薰心到昏厥的地步。她代表了一整個人際和國際網絡。問題是,希拉里在這個龐大網絡的角色是什麼?她是處於中心的一個嵌齒。周圍有不同的齒輪在運轉:像高盛般的大銀行、華爾街的主要成分,情報機關,國務院中人和沙特人等等。

她是把這些不同的齒輪聯繫起來的核心部件。她是「這一切」的圓滑的核心代表,「這一切」或多或少就是目前在美國掌權的成分。我們可以叫它做建制,或者是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共識。我們發表的其中一封比較重要的波德斯塔電郵,說明了奧巴馬內閣的組成過程,還有一半閣員由花旗銀行某代表提名的事實。這是十分讓人驚嘆的。

皮爾格:
花旗銀行是不是提供了一份名單?⋯⋯

阿桑奇:
是的。

皮爾格:
⋯⋯這些人成為了大半個奧巴馬內閣。

阿桑奇:
是的。

皮爾格:
所以華爾街決定什麼人進入美國總統的內閣?

阿桑奇:
如果你當年有密切觀察奧巴馬的選戰,你可以看到它最後和銀行利益是走得很近的。它和石油利益不是走得很近,但和銀行利益就是的。

所以,我相信,不了解沙特阿拉伯,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希拉里的外交政策的。她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皮爾格:
為什麼她這麼公開地熱烈慶祝利比亞的毀滅?你可以說說這些電郵告訴我們,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利比亞是今天敘利亞很多動亂的來源,利比亞差不多是希拉里的個人侵略戰爭。關於這個問題,電郵材料告訴了我們什麼?

阿桑奇:
利比亞戰爭,與其說是別的什麼人的戰爭,是希拉里的戰爭。巴拉克·奧巴馬原本是反對的。這場戰爭是誰推動的?是希拉里。她的電郵自始至終都為這個事實提供了文證。她派她最喜歡的代理人悉尼·布魯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參與其事。在我們發表的3萬3千封希拉里電郵之中,1700多封的唯一題材,就是利比亞。侵略的原因不是利比亞有廉價石油。希拉里相信幹掉卡扎菲、推翻利比亞國家,是她可以用來為總統大選助選的政績。

2011年年末,一份為希拉里製作的,稱為《利比亞嘀嗒》(Libya Tick Tock)的內部文件出台。這是一份按年月順序的敘述,說明希拉里是毀滅利比亞國家的核心人物。這在利比亞國內,造成了約4萬人的死亡,聖戰分子、伊斯蘭國走了進去,引致了歐洲的難民、移民危機。

除了人們逃離利比亞之外,軍火流動也在非洲其它國家造成不穩,但是,利比亞國家本身已經失去控制出入境人員的能力。利比亞面對地中海,曾經是非洲這個瓶子的軟木塞。因為利比亞曾經維護了地中海的秩序,此前逃離非洲的經濟、內戰和各種問題的人們,並沒有進入歐洲。在2011年年初,卡扎菲毫不隱諱的這樣說:「這些歐洲人轟炸利比亞、企圖毀滅利比亞,以為自己在幹什麼?沒有利比亞,洪水般的非洲移民和聖戰分子將會走進歐洲。」事情確實就是這樣發生了。

皮爾格:
人們有這樣的質疑,他們說「維基解密在幹什麼?」,「他們是要把特朗普送進白宮嗎?」

阿桑奇:
我的答案是,他們是不會讓特朗普當選的。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因為他得罪了美國所有的建制機關。特朗普沒有任何建制機關的支持,或者說除了福音派之外,假如你可以把他們當作一個建制機關的話。但是銀行、情報機關、軍火公司、外資大財團⋯⋯全都團結一致支持希拉里。連媒體也是這樣,媒體老闆們,甚至記者們都支持希拉里。

皮爾格:
有人指控維基解密和俄國人串通。有些人說「好吧,為什麼維基解密不會調查和發表關於俄羅斯的電郵?」

阿桑奇:
我們已經發表了80萬份同俄羅斯有關的各種文件,當中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有大量書籍引用我們發表的這些材料,當中大部分也是批判性的。有好幾宗官司,都有引用我們的這些文件:聲稱在俄羅斯遭到政治迫害的難民資格申請人,引用我們的文件作證。

皮爾格:
你本人對於美國大選有沒有立場?希拉里、特朗普兩個之中,你會不會想選誰?

阿桑奇:
讓我們談談特朗普。他在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思維裏面,代表了什麼?他代表了美國的白人人渣(white trash),就是希拉里宣佈是「可鄙的和沒救的」那種人。這意思就是,從建制或所謂有教養的大都市優雅視角去看,特朗普代表的是紅脖子(red necks)大老粗的那種人,一群化外之民。因為特朗普十分明顯地——通過他的言行,還有出席他的選舉集會的那種人——代表了並不屬於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上層的那些人,所以產生了一種不要同這些人扯上任何關係的恐懼。是這樣的一種社會恐懼:任何人被指控有可能在幫助特朗普,包括批評希拉里,階級身分就會降格。如果我們看看中產階級是怎樣的獲取經濟和社會權力,這種現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皮爾格:
我想談談厄瓜多爾,給予你難民身分,在這裏、它的駐倫敦大使館之中,給予你政治庇護的小國。為了十分明顯的,不想被視為干預美國大選的原因,厄瓜多爾現在切斷了我們在做訪問的這個地方、就是大使館的互聯網。你可以說說他們為什麼會採取這種行動,還有評價一下厄瓜多爾對你的支持?

阿桑奇:
讓我們回到四年前。因為美國引渡的官司,我在大使館這裏向厄瓜多爾申請庇護,一個月之後,我的申請獲得批准。從那個時候開始,大使館就一直被英國警察包圍。這場警察行動還算挺貴的,一年多前,英國政府承認已經花了1260多萬英鎊。他們動用了便衣警察,還有各種各樣的機械監控攝像機——就是這樣,在倫敦的中心,在1600萬人人口的厄瓜多爾和英國,還有在旁助陣的美國之間,正在發生一場頗嚴重的衝突。厄瓜多爾給我政治庇護,是勇敢和有原則的做法。現在是美國大選,厄瓜多爾選舉會在下年2月舉行,因為我們發表的真確材料,白宮正在感到政治壓力。

維基解密沒有在厄瓜多爾治下——無論是在大使館還是厄瓜多爾本土——發表材料。我們在法國、德國、荷蘭還有其它的一些國家發表材料。所以現在企圖通過我的難民身分,向維基解密施壓的做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們這樣做是要拿下一家出版機構,阻止我們出版涉及美國人民和其他人們的重大利益的,關於這場選舉的材料。

皮爾格:
告訴我們,你如果走出大使館,會發生什麼事。

阿桑奇:
我會立即被英國警察逮捕,然後被立即引渡到美國或瑞典。在瑞典,我沒有被正式起訴,我之前已經被[斯德哥爾摩高級檢察官夏娃·芬尼(Eva Finne)]消除嫌疑。我們不肯定將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知道瑞典政府拒絕評論他們會不會把我引渡去美國。我們知道,起碼從2000年開始,瑞典答應了美國100%的引渡要求。也就是說,在過去15年來,美國要瑞典引渡的每一個人,都被引渡了。瑞典政府拒絕擔保我不會被引渡到美國。

皮爾格:
人們經常問我,你是怎樣應對你現在所處的孤立狀況的。

阿桑奇:
就這樣說吧。人類最好的特質之一,是他們能夠適應環境。人類最壞的特質之一,是他們能夠適應環境。人們適應環境,開始容忍虐待,適應自己參與虐待,適應逆境,然後繼續下去。我現在的情況,老實說,我是有點被關起來了——對我來說,大使館這裏就是世界⋯⋯我看到的就只有這個地方。

皮爾格:
這是一個沒有陽光的世界,不是嗎?

阿桑奇:
這是一個沒有陽光的世界,但我已經好久沒有見過陽光了,我忘記了它是怎樣的了。

皮爾格:
嗯。

阿桑奇:
所以,沒錯,你會適應。真正刺激到我的一件事,是我的年輕的孩子們,他們也在適應。他們在適應沒有父親。這是一種十分難受的適應,是他們從來沒有要過的東西。

皮爾格:
你擔心他們嗎?

阿桑奇:
是的,我擔心他們。我也擔心他們的母親。

皮爾格:
有些人會說「好的,為什麼你不乾脆來個了斷,走出大使館,讓自己被引渡去瑞典?」

阿桑奇:
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是評估過這整件事的。他們花了18個月進行正式的、對抗性的訴訟程序。我和聯合國,同瑞典和英國抗辯。誰有道理呢?聯合國的結論是,我正在受到任意拘留的不法待遇、我的自由被剝奪,在我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都不在英國和瑞典所必須遵守的法律框架之內,是非法的濫權事件。這是聯合國在正式提出「這裏在發生什麼?你們的法律辯解在哪裏?阿桑奇認為你們應該承認他的庇護權。」

現在,瑞典正式答覆聯合國說「不,我們不會」[接受聯合國的裁決]。也就是說,他們保留引渡我的權利。

對於媒體配合西方建制的論述,沒有把這個情況的事實公開報導,我感到是十分神奇的。沒錯,這就是說,西方有政治犯,是一個事實。不只是我,還有另外一批人。西方是有政治犯的。當然,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它以政治原因拘留或監禁的那些人,應該被稱做政治犯。在中國,他們不會稱呼他們做政治犯,在阿塞拜疆也不會這樣做,在美國、英國或者瑞典,它們都不會這樣做。對它們來說,要承認自己有政治犯,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現在瑞典的這個案件,我從來沒有被正式起訴,我之前還已經被消除嫌疑、宣告無罪,涉案的女性本人說警察杜撰了罪名,聯合國正式宣佈了整件事是非法的,厄瓜多爾國家調查後,也裁定給我庇護。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的宣傳是怎樣的呢?

皮爾格:
是的,他們在宣傳別的東西。

阿桑奇:
他們的宣傳就是假裝,不斷地假裝我被起訴犯罪,絕口不提我之前已經被消除嫌疑,絕口不提涉案女性本身已經表明,罪名是警察杜撰的。

他們的宣傳就是要迴避這個事實:聯合國正式裁定發生在我身上的整件事情是非法的。他們絕口不提,厄瓜多爾根據它的正式程序,對我的問題作出了正式的裁決:我確實正在被美國迫害。

訪問全文完

美國「變天」了嗎?

兩家融洽的回憶。(網絡圖片)

兩家融洽的回憶。(網絡圖片)

美國「變天」了嗎?
趙平復
2016年11月9日

今天,很多自由派和假冒左翼的自由派為戰犯希拉里落選流淚,也有自稱無政府主義者淡定宣佈:特朗普始終是自由美國的民選首領,要打倒的是普京、習近平、金正恩。

特朗普真的同希拉里很不一樣嗎?自由派/假左派說特朗普是變態排外怪獸。但對不起,奧巴馬在其任內,驅逐了250萬所謂「非法移民」,超越了整個20世紀被逐人數的總和,是美國史上之最

特朗普主張墨西哥給錢興建邊境高牆隔絕「非法移民」,貌似荒誕不經,但不過是奧巴馬「嚴守國境」的實際行動的「進階版」而已。

有人說,特朗普和希拉里不一樣,或許會「務實親華」,這是瞎了眼睛的人才說得出的東西——特朗普已經多次明言,將會同俄國調整關係,針對中國崛起。

特朗普的反中沙文主義,將美國金融資本虧空低階工業的後果說成是中國「廉價勞工」和「貨幣操作」的罪過,這種說法是從哪裏來的?

是從效忠希拉里的美國「左翼」那裏來的。

支持希拉里的工會官僚和「左翼」最樂於傳播的其中一個謊言,就是中國正在對美國實行「不公平貿易」和「傾銷」、特別是鋼材的「傾銷」,中國要為美國資本忽略美國鋼鐵業、要為美國實體經濟的頹敗負責——他們多年來一直呼籲,為了「奪回本土就業」,必須對中國開徵懲罰性關稅——哪怕中國鋼材在實際上只佔美國鋼材進口額不足百分之五,加拿大才是美國的主要進口鋼材來源。

特朗普宣稱將會大力壓制中國「傾銷」、減稅減規吸引企業回流等等,不過是將「左翼」支持的奧巴馬這八年來沒有兌現的保護主義承諾,用更加符合中小企業胃口的方式說出來而已。

特朗普和希拉里,不過是美帝資產階級兩大派系的代表。大選,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再分配。這從來不會改變,無論誰成為美帝總司令,都要滿足美帝統治階級遏制中國崛起,確保美國世界霸權的需要。希拉里是華爾街上流政治正確的帝國主義者,特朗普是訴諸草莽下流的帝國主義者。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打倒美國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