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陳山路
2017年3月4日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電影語言,經作者授權編輯轉載。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人員在台北街頭查緝走私香煙,煙販林江邁走避不及,貨款被充公,更被打傷。此事成為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觸發席捲全島的官民武力衝突。

在台灣電影史之中,要數最為人熟悉的,以「二二八事件」做背景的作品,當首推侯孝賢導演的經典傳世之作《悲情城市》。然而,《悲情城市》關於時間和事件的鋪排,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幌馬車之歌》的作者藍博洲先生指出,侯導在此片中,含糊地處理了「二二八事件」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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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林文清一家。(照片來源:電影截圖)

筆者在〈《超級大國民》簡介:一個遠去的時代,一種不死的希望〉一文中寫道:『在《悲情城市》裡面,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反映出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在《悲情城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電影將「二二八事件」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台灣作為「雙戰基地」,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對所有認同「紅色祖國」或有左翼思想、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

在台灣藍綠相爭的政治格局下,雙方都試圖鞏固己方對該事件的詮釋權。國民黨的傳統論述,在其長期的反共「國策」下,將該事件歸究於台共黨人之煽動,或曰為「皇民造反」;在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特別是在1990年代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後,台灣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至少二百多種的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著。從另一角度去看,這些論著是與「台灣意識」的發展同步膨脹起來的。正因如此,「二二八事件」成為了台獨史觀所建構的「戰後再殖民論」和「唯群族對立論」的不可分割的核心要件。

觸發「二二八事件」的林江邁案是偶發事件。中共地下黨人和老台共黨人(以張志忠和謝雪紅為代表),在「二二八事件」席捲全島後,在嘉義、台中等地組織民眾武裝,試圖介入局勢。國民黨當局把「共黨煽動」舉為事件的起因,是完全不恰當的。這種說法,更像是為了掩飾「陳儀等接收官員及駐軍的濫權貪財、亂紀擾民」(林書揚語)等事實。

而國民黨另一所持的「皇民造反說」,很諷刺地,在某程度上與台獨史觀有著相近之處。國民黨以此誹謗正當化血腥鎮壓,台獨分子則以此宣稱二二八是日本化的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裏面的台籍日本兵林標,和曾經改名為岩里政男的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都是「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例子。然而,當年台灣多數民眾熱烈慶祝回歸中國,在二二八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據時代的反日和左派人士,而不是「皇民」。「皇民造反說」是國民黨將所有反抗其暴政的人們都打為「漢奸」的一種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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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燦,《恐怖的檢查——臺灣2·28事件》,1947。

自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始,島上的抗日活動從未停止過。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苗栗事件等等,到後來的文協、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創立等等,台灣民眾始終以不同的方式反抗日本統治,進行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當時台灣的抗日青年,深切認識到台灣和祖國大陸的命運緊緊相連:侯孝賢的另一部作品《好男好女》,展現了藍博洲報導文學作品《幌馬車之歌》所記載的,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等人偷渡大陸,歷盡艱辛參加抗戰的事蹟(藍博洲先生和「二七部隊」參與者、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分別扮演蕭道應和蔣碧玉的父親——陳先生曾經是鐘浩東烈士的獄友)。

在1947年的2月底,國民黨在大陸發動全面內戰,在各地屠殺大量民眾。在國統區的大城市,1月爆發了沈崇事件觸發的要求駐華美軍撤出的抗議運動,5、6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群眾運動。台灣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暴政,與大陸的解放運動遙相呼應,是當年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七個月,1946年7月,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樸和民盟委員聞一多,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國民黨血腥鎮壓「二二八事件」,並不是「中國人殺台灣人」,而是國民黨當年進行的反革命戰爭的一個例子: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40%是「外省人」,越高於其在台人口比例的15%。

高金素梅在〈二二八~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一文中所指出:「國民黨確實殺了一些台灣各地的知名人士,但殺得更多的其實是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之後,像台中市那些教唱國歌的人,像陳明忠老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熱血的、愛國的台灣青年,都加入了地下黨,後來他們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到綠島。真正摧殘台灣大批青年人才的不是二二八,而是白色恐怖。國民黨所以會殘殺這一大批台灣青年,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要跟著共產黨走,跟共產黨一起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重建一個更合乎大家理想的新中國。」

「二二八事件」若如台獨派所言,是「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那又該如何解釋,在其後的數年之間,數以百計的像呂赫若、許強、郭琇琮、林如堉等等的熱血青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最後為了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獻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關於《I, Daniel Blake》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關於《I, Daniel Blake》:一部社會現實主義的佳作,及其侷限
顧云
2017年2月10日

1「緊縮時代」英國底層的眾生相

英國「進步電影圈」的代表人物肯·洛區(Ken Loach。港譯堅·盧治)在2016年戛納影展獲頒金棕櫚獎的作品《本人,丹尼爾·布萊克》(《I, Daniel Blake》。港譯《我,不低頭》),近日上映。

故事講述的,是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啟的「緊縮時代」之中,英國底層民眾生活的一個個生活片段:

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的鰥夫,住在公租房的59歲紐卡素木工師傅Daniel Blake(丹尼爾·布萊克,下稱「D」),心臟病發失去勞動能力,跌進完全沒有收入的困境。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請福利救濟。從申請到批核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和專橫,不斷地折磨D和其他求助者。D儘管有心臟科顧問醫生的診斷,還是被電話問卷審核判定具有勞動能力,救濟金被終止。在上訴得直之前,D不得不申領失業救濟金。儘管D無奈地說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還未痊癒,福利官還是「按章」命令他:必須參加履歷寫作班、在表格上紀錄求職活動,否則就終止他的失業救濟——「這是你和國家的協定」⋯⋯

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公開大學中退生Katie(下稱「K」),走進了D在受難中的「就業中心」(JobCentrePlus,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派出機構)。K是倫敦人,因向房東投訴房子失修而被掃地出門,三口子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宿舍的一個房間,最後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紐卡素。剛抵步的K,上錯了公車迷路,遲到了福利官的預約幾分鐘,救濟金就被罰停。高聲申冤的K,和聲援她的D,因「鬧事」被保安趕走⋯⋯

D的鄰居,黑人青年China(下稱「C」)「創業」了:從熱愛英國足球的廣州工廠工人那裏「郵購」原裝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國市價的一半兜售。C對D說,有了這條財路,永遠不會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說,他幹過這樣的倉庫臨時工:長途跋涉趕到現場,從早上五點半開始卸貨,但只有45分鐘的活幹,老闆給了3英鎊79便士(約36港元)就打發了他——C生氣地說「這比中國還糟糕」

故事以D和K一家互相幫助,盡力在貧乏和無助的苦況下維護尊嚴而展開。但他們自身的樂天和頑強,最終都抵擋不住現實的摧殘。

K努力尋找服務業職位失敗,早日養活家人,恢復學業的願望落空。飢餓的她在「食物銀行」裏直接打開罐頭吞食、淚流滿面。在超市偷衛生巾被保安抓到,最後成為了性工作者⋯⋯

電影開始時,D所展現的嬉笑怒罵的老工人風骨,慢慢被貧窮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規撕得片甲不留,K的處境讓他墮入絕望之中。最後,在K一家的幫助下,D終於提起精神迎來上訴的日子,他準備好以「本人,丹尼爾·布萊克」抬頭的陳述書,準備在庭上宣讀⋯⋯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2 「西方極樂世界」的兩種「福利救濟」

1973年,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激烈,政局動盪不穩。力求擺脫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的英國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中後期成功鎮壓工人階級的抵抗,通過限制工會權力和工人鬥爭的法律,私有化國有資產,關閉、縮減傳統重工業,鬆綁金融投機等措施,迎來了泡沫經濟的高歌猛進。

在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集團滅亡,各國共產黨瓦解,社民派政黨拋棄改良主義綱領、轉型成為販賣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集團。迄今二十多年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榮衰和實業的不斷式微,越來越多的英國工人陷入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困境。在電影中,履歷寫作班的導師,向D和一眾被強制出席的「學生」,作出這樣的解說:僱主一般只會花10秒看一份履歷表;每個低技術職位平均有60人爭奪,熟練工職位則是20人;某連鎖咖啡店招募八名職員,結果有1300人應徵。導師說,在這種現實之中,求職者必須想辦法「脫穎而出」。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工黨政府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港譯白高敦)率先投入5000億英鎊公帑搶救金融部門,西方各大國相繼效法,布朗因此自詡「挽救了世界經濟」。搶救方案確實挽救了金融資本,在毫不影響他們的產權、經營權和利潤的情況下,給他們發放了他們從來沒有「投保」的「救濟金」。從布朗工黨政府開始,歷屆英國政府以搶救方案造成鉅額赤字為由,推行「緊縮政策」: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務開支,進一步推動私營化。換言之,資產階級國家,首先通過「搶救」為金融資本「埋單」,再通過「緊縮」為資本「開闢新市場」,強迫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付出「雙倍補償」。

電影中的D,是一個終身自食其力,從不欠債,但也沒有多少積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練工人。D長年交付國民保險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國的國立社會保障基金,用於支付公營醫療和養老金經費。2016/17年度一般雇員的交付率是稅前工資的12%),經過重重審批,兼而不斷證明符合受付資格,才能得到每週70至100英鎊左右(即最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的救濟金。D的正式診斷書和治療方案被無視,失去傷病救濟金,被逼申請失業救濟,接受更煩苛的「求職」行為條件、更多的停付救濟金的「處罰」規條。

洛區在某訪談中列出調研劇本時發現的實例:送早產妻子入院的丈夫錯過與福利官的定期會見而被終止救濟、意外受傷的殘疾人因擔心缺席受付檢測而拒絕入院治療⋯⋯換言之,工人健康時被要求為雇主鞠躬盡瘁,傷病時為了得到(他們投保的)政府救濟金也不惜身命。慣性逃稅避稅的大資本從資產階級國家獲取鉅額救濟,還連帶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務「讓利」——這就是「左翼」推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英國和不少西方「先進國家」的真相。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3 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在此作中的表現和侷限

看洛區的電影,會感受到雙重的「寫實」:演技的寫實和場景的寫實。有別於資產階級作品所呈現的「工人形象」,洛區電影中的工人的言談舉止,樸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現實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的人生沒有劇本和編排,我們的「戲劇」,就是我們對日常經歷和周遭的反應——這本身就是藝術發掘和提煉的無窮寶藏。洛區這部電影,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採用了「紀錄戲劇」的手法,將真人真事提煉和再現,讓觀眾通過貌似平平無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時代特徵的「戲劇性」,看到呼籲反思現狀的戰鬥檄文。

洛區尋找有說服力的和真實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員。為了不顛簸觀眾的視野,和維護角色的尊嚴,鏡頭盡少移動,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離。佈景和燈光,也同樣採取平實的原則,不以視覺刺激作為首要考慮。在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之中,「篤實」和「修飾」的辯證統一,永遠是為了展現某種社會現實而服務。洛區引用工人運動的老標語“Agitate, Educate, Organise” (煽動,教育,組織)表示,電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當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組織功能,但可以作為有效的煽動工具。對他來說,挑戰人們對「常態」的麻木不仁,激起人們質疑現實的怒火、產生謀求改變的動力,這一種煽動,應該是電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部作品的「煽動」內容十分明確,就是指英國的福利救濟制度已經失靈,「異化」為懲罰窮人的官僚主義煉獄。讓我們嘗試分析,這一種內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藝術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所有的藝術家,當然包括尋求改變現狀的藝術家,都不能逃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後者而言,更必須直面這種影響、理解這種影響,才有可能接近拆解這種影響的手段。資產階級電影,顯然具有宣導意識形態的功能。主流「商業」電影(以好萊塢為「典範」)的基本套路,就是透過「英雄」經歷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誇張的情節,編織以「超越現實」的形式呈現的戰勝「反派」的「傳奇」故事,通過貌似「反常」的一個半/兩個小時的幻想,重申和鞏固資本主義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I, Daniel Blake》乍看與這種「資本主義主旋律」電影風馬牛不相及,洛區本人和「主流電影界」一直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這部作品的敘事手法卻和主流「商業」電影如出一轍:通過作為「無辜受害者」的「英雄」與作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體制」的周旋,帶出底層民眾的困厄與無奈。這本身似乎無可非議,甚至礙於電影形式的限制而無可避免。然而,問題來了,作品不但沒有嘗試告訴觀眾「反派」(懲罰性的福利救濟制度)的「來龍去脈」,還在D「塗鴉抗議」的一幕中,通過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罵曾推動「福利改革」的保守黨前勞動和養老金大臣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港譯施志安)和保守黨權貴,似乎將「緊縮政策」的責任,全部推給保守黨。

此作完全沒有提及工黨政府是「緊縮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的事實(紐卡素所在的英格蘭東北地區,是傳統的工黨票倉。在六月公投中,該地區以壓倒性多數支持脫離歐盟,紐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數支持留歐。歐盟在該地區,被普遍視為緊縮和蕭條的來源之一。),也完全沒有嘗試(例如在洛區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時出現的,給予主人公各種提示的激進工人活動家)說明「緊縮政策」本身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似乎並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敘事架構和內容之下,此作「煽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種標準的親工黨「左翼」的「反緊縮」、「反保守黨」敘事。在劇中,D的「終極反抗」,就是在「就業中心」外的牆上塗鴉:要求在他挨餓前聽取他的上訴,還有換掉電話等候時播放的狗屎音樂。眾路人為D歡呼喝采、掏機拍攝,然後淡然地看著他被警察帶走。這一幕既說明了D的「反抗」的悲哀和無力,同時也有意無意地說明了此作「煽動力」的極限——它可以賺取觀眾一時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讓人投身參與的鬥爭目標。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4 改良主義「左翼」的歧路

片名《本人,丹尼爾·布萊克》一是來自上述的「塗鴉抗爭」,二是來自劇終D未能宣讀的上訴陳述。在這篇被眾多論者認為雄辯動人的「遺書」中,D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濟的申請人)不是「客戶」、「顧客」、「服務使用者」、「懶漢」、「騙子」、「乞丐」、「盜賊」、「國民保險編號」或「屏幕上的一點」;他終身自食其力,身無長物但會盡力幫助鄰里,他從不乞求施捨;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條漢子,不是一條狗。因此,他要求應有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這篇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權」的宣言,看似理所當然,然而,正如K宣讀前痛心地說:正正就是「國家」,將D這位忠實憨厚的好公民,在他盡其天年前「推進了墳墓」。進一步說,劇中芸芸眾生所經歷的,豈不就是貧苦大眾,在資本主義衰敗的這個時代,從資產階級國家那裏領受的、經過「民主」選舉所確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權利」?

洛區曾經質疑過這種「公民權利」的幻想。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黨改良主義和工會官僚政治,描繪現存制度下勞資糾紛的極限的著名作品《The Big Flame》(熊熊烈火。1969年)和《The Rank and File》(基層職工委員會。1970年),以及描繪一名普通青年,從出於「愛國」志願參加一戰、目睹戰場的殘虐,戰後隨軍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羞愧中意識到帝國軍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鎮壓杜倫礦工憤而脫隊、為推翻資本主義加入共產黨,最後親歷1926年全國總罷工被叛賣的激動歲月的四集電視劇《Days of Hope》(希望的日子。1975年)。在《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風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區巧妙地展現了決定革命者的選擇和命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鬥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共同事業。

1990年代後的洛區,逐漸回歸英國「左翼」的主流——附庸工黨的議會改良主義。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越來越安於「單純地」反映工人群眾現況和思想狀態,要求觀眾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景。洛區在2013年發表的《Spirit of ‘45》(1945年的精神),通過幾位曾自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毫無批判地謳歌1945年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當年半個歐洲「赤化」,工黨政府通過國有化補償破產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英國帝國主義霸權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實。同樣,洛區現在對於英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設計(當然,這種設計本身並不是2008年以後才出現的),而不是從前的他可能會說的:福利救濟本身就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而設的、避免工人窮極造反的安全裝置。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後記:本土「左翼」狂想曲

2017年2月4日,《明報》刊登某「左翼」學者關於此劇的訪談,此人不但完全迴避1970年代「福利國家」的深重危機,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出台的原因;不但沒有說明所謂「在職福利」(workfare)是國家運用公帑補貼低工資(即幫助資方壓低工資)的事實,還將福利政策的這種變更說成是「懲罰一些不肯工作的家庭」;還竟然無中生有的宣稱:『歐洲許多國家是用一個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政府直接打錢到你的戶口,無論工作與否。』這位學者宣稱,這種沒有任何國家推行的、在本質上與消費券無異,而且很有可能作為進一步壓低工資的手段而被提出的政策,竟然是「將人重新非商品化」、「拿回人的自主權和人的尊嚴」的妙品。

這種「願景」有一個要害,就是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和經營權,即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支配。資本主義經濟不景?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推高失業人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種族、性別不平等惡化?——通通都沒有問題,只要推行政府派錢給所有人的「根本社會改革」就行了!——當然不要問我錢從何處來,也不要問我問什麼不主張剝奪大資本、將主要生產資料和金融部門收歸全民所有,在民主規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工人階級掌權的新國家,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

此人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先說香港社會福利「比中國落後」,轉眼間就說香港的工運低潮,是出於「中國強勢」,中國對於民主制度(注意:正正就是弄死D的那種「民主制度」)「不肯妥協」、「對社會福利政策他也不想退讓」。記者問到,社會福利政策,應該是香港政府的問題?他的回應是,梁振英治下香港和北京沒有太大分別,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意志。然後,他宣稱習近平不如胡錦濤和江澤民,不會理會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既反「民主」、也反「福利」。

然而,香港政府在2016/17年度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為660億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5%、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更加不要說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大陸工人基本工資的大幅度上升(與「左翼」崇拜的西方成強烈對比)。與此同時,這位學者表示贊同桑德斯/特朗普復興美國鐵路等老舊基建、創造就業的倡議,但同時表示「中國好明顯是生產能力太強」、西方只會更加嚴重。

西方根本沒有的,「左翼」說「歐洲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梁振英政府大幅增加經常性福利開支,「左翼」說一點都沒有;曾俊華、奧巴馬儘管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但不能責備他們,畢竟他們從年輕讀書的時候開始,就是相信那一套的啊!奧巴馬更是「好人來的」。反而林鄭月娥可能會比鄭俊華更差,因為她將繼承梁振英的大方針,而這據說就是北京阻礙「民主」、阻礙「社會政策民生」的惡政。

這種指鹿為馬、畫餅充飢的,充滿反共反中親帝偏見的「左翼思想」,連改良主義也不如。事實上,正如這位「左翼」學者所承認的一樣,特朗普的本土保護主義政策,相當一部分就來自美國民主黨的「左翼」:振興實業、創造就業,「反對中國傾銷」、「反對廉價勞工搶飯碗」。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讓資本家願意回流美國投資實業,就必須讓他獲利:減稅、減薪、限制勞工權益、極力妖魔化中國和拉丁美洲諸國,是這種政策的必由之路。

歸根究底,所謂「左翼」,不過是右翼民粹的「政治正確版」而已。

第五屆特首選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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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宣佈正式參選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照片來源:BBC中文網

第五屆特首選戰開幕
尹維傑
2017年2月9日

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下週二(2月14日)開始進入為期兩個星期的提名階段。宣佈參選人士將需要得到至少150名選委的提名,方可獲得參選資格。提名將以記名方式進行,正式投票時則會以「暗票」,即不記名方式進行。候選人必需得到至少過半數選委支持,方能被中央政府任命為特區政府首長。

在目前宣佈將會參選的人士當中的五位,在香港的主要媒體上有比較高的曝光率,他們是: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胡國興、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保安局局長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梁國雄。

社會普遍認為,這五位宣佈參選人,最有可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資產階級選舉是一場消耗人力物力的愚民遊戲。筆者不支持任何候選人,不認為工人階級在目前的對壘中可以得益。這篇短文的目的,只在於紀錄若干想法和分析。

到目前為此,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首的傳統愛國左派勢力已表示傾向支持林鄭月娥,持同樣態度的,還有鄉議局、新思維和民主思路;泛民主派方面,在梁國雄還沒有參選之前,傳統的泛民勢力均明確表明不會支持林鄭月娥。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表示偏向支持胡國興。

傳統愛國左派的旗艦組織民建聯和工聯會表態支持林鄭月娥,意味著她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曾俊華所代表的,則是建制陣營內的部分資產階級勢力和部分原港英殖民政府高官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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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大政黨、手握過百選委票的民建聯於上週六(2月4日)約見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該次會面有150多名民建聯成員出席。隨後,民建聯又先後於 2月6日、2月7日,分別約見另外兩名參選人葉劉淑儀及曾俊華,分別有50多名及70多名成員出席。(照片來源:電視截圖)

按趙平復在〈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圈子邏輯〉一文中的分析,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既反映了各大階級力量的對比,也恰好相當接近當時的「民意取向」。儘管本屆特首選舉還沒有進入提名階段,更遑論是正式的候選階段,故現在雖已踏入廣義的選舉階段,但民意調查的浮動,在選舉舉行前的七個禮拜,還存在著許多的變數。

事實上,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像部分泛民人士所宣傳般,完全不受民意左右。上一屆的選舉,就是北京順應「民意」的變動,一反扶持「民族資本」執政的「常態」,放棄大資產階級的候選人,轉而促使疑似「共產黨員」登上特首寶座的戲劇性例子。

目前樣本人數為1000人以上的民意調查顯示,曾俊華在宣佈參選人士之中,有最高的支持率。曾俊華的民望若持續名列前茅,將會對北京做成莫大的尷尬。

林鄭若敗,非但「小圈子選舉」確保北京意志的功能破滅,更意味著北京在港英殖民時代末期打造的,統合本地中共陣營、華人資產階級和原港英高官群體的「愛國統一戰線」,將會面臨嚴重的危機:建制陣營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暴露的裂痕將會進一步擴大,動搖「一國兩制」穩定運作的基礎和建制陣營對北京的向心力。林鄭若在民意遠遠低於曾俊華的情況下當選,「小圈子選舉」機制的合法性同樣會遭受重創;若得票低於梁振英的689票、「再創新低」當選,同樣會給予泛民陣營進行廣泛動員的燃料,進一步促使建制陣營的分化,使主張同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妥協的勢力抬頭。

行政長官作為經「香港各界」選舉產生的「治港港人」,是香港政府的首長,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與此同時,行政長官受北京任命,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換言之,行政長官是「一國兩制」的樞紐。

據稱引發了佔中運動的人大常委8·31決定,最為泛民詬病的內容,是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支持的門檻。眾所週知,高提名門檻的目的,就是避免公然反共反中、反對「一國兩制」的人物成為候選人。當然,這種「篩選安全機制」有效運作的政治前提,就是建制陣營團結一致、穩固地控制提名委員會的過半數——這一屆特首選舉的結果,將會對這個機制和「一國兩制」的命運,產生深遠的影響。

林鄭被稱為「CY 2.0」,被自稱代表庶民的泛民一致深痛惡絕。同時,她為了爭取商界支持,高調表示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這種曲折的、「反常識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是一個「十分香港」、非常值得玩味的現象。相比之下,長期主管財政的曾俊華,極少宣揚自己曾經長年被泛民(和部分建制)斥責的「理財政績」,他的選舉工程的重點,是訴諸「香港中產精英」的「溫和形象」,大打「民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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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2012年1月31日在柴灣區探訪長者,當時他還沒有遞交參選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表格。(照片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網頁

另一方面,泛民陣營發生了應否「含淚」支持曾俊華之議論,湧現出這兩種主流觀點:一,指曾俊華是建制中人、長年任職高官,參與多項泛民批判為損害民生的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和林鄭沒有根本的差異;二,或許正因曾俊華的「溫和保守」財政官僚資質,和貌似緊隨梁振英「赤化」日程的林鄭月娥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應該是“lesser evil”。

泛民多年來的「論述」的核心內容,就是選舉雖然未必可以產生最好的管治者,但至少可以產生「沒那麼差」的管治者,若遇上「真的很差」的管治者,也可以一次另選云云——換言之,「選擇」本身就是「核心價值」。按照這種邏輯,在這次選舉中掌握300多票(佔總票數約27%,幾近鼎足而三)的泛民,如果目的真的在於盡量維持香港現狀、終結以「盲搶地」和「赤化」為標誌的「梁振英路線」,那他們沒有理由不聯合離心的那些資產階級勢力、全力支持完全有機會當選的曾俊華——除非,他們能向受眾說明他們的「論述」是鬼扯,或公開承認他們真正的「願景」,是使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另一個事實是,泛民若全力票挺曾俊華,亦不會見得有多「含淚」:在「愛國統一戰線」停滯不安、離心勢力躍躍欲試的情況下,政治綱領明確、相對「同心同德」的泛民,有可能成為體制內新的決定性多數的核心,完遂在內部瓦解特區體制的戰略目標。無論曾俊華當選或高票落選,甚至因此出現流選,長年推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北京政權所設定的「小圈子選舉」機制,都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可以推想,只要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對決的格局不變,泛民在這次選舉中絕不會是輸家,只有大贏或小勝的差異。

真正稱得上含淚投票的,是那些心底裏支持「保守平穩圓滑」的曾俊華,但因為被北京動員,因此不得不支持林鄭的那些「愛國人士」。

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圈子邏輯

《跨時》按:本文在佔中運動期間撰寫,分析了上一屆小圈子特首選舉的階級政治邏輯,著重指出泛民「左翼」「反專業精英」民粹主義的虛偽性和自利性。我們加上了兩張展示2016年選委會選舉情況的圖表,給讀者參考。


簡析2011年選委會和2012年特首選舉
趙平復
2014年10月5日

泛民「左翼」推廣普選萬能論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在廢除以「偏袒商界和專業人士」的選舉委員會為藍本的提名委員會之後,經過「無篩選」的「真普選」,可以選出一個「合符民意」、並因此會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的行政長官。

在此用2011年選舉委員會和2012年特首選舉為例,簡略的分析這種說法是否屬實。

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資本家代表主要集中在第一界別和第四界別中的政協和鄉議局兩部分,共有約450席,即全體選委的37.5%左右。

在2011年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之中,這450席,基本上由支持唐英年的候選人奪得

在專業人士的第二界別之中,泛民奪取了教育、高教(即意識形態規訓機關)、資訊科技、法律(即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司法核心)等界別的全部或大多數席位;在第三界別的社福界中(即調節社會矛盾的機關),泛民奪取了60席中的59席。泛民在此屆選舉委員會中,共獲得205席,即全體選委的17%左右。

對比2016年選委會選舉。黃色、藍色、紅色分別為泛民、原「唐營」和原「梁營」當選選委的集中界別。

2016年選委會選舉:黃色、藍色、紅色分別為泛民、原「唐營」和原「梁營」當選選委集中的界別。(綜合媒體報導)

2012年特首選舉三名候選人獲得的提名如下:

唐英年:390票;梁振英:305票;何俊仁:188票

在2012年1月至3月選舉期間,在大部份樣本人數為一千以上的民意調查之中,梁振英的支持率超過四成,最高時更過半;唐英年為25%左右;何俊仁則徘徊在10%左右。

特首的選舉結果如下:

梁振英:689票(57.4%)

唐英年:285票(23.8%)

何俊仁:76票(6.3%)

由此,可以得到若干結論:

1. 梁振英的核心支持者,並不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以中共所領導的基層團體為支柱的「愛國左派」陣營;

2. 泛民「左翼」攻擊選委會「偏袒專業人士」,但泛民黨派恰好就是以專業人士為核心的。而且,泛民在現行的體制之中,在司法、教育和社會控制等重要機關之中,有壓倒性的支持度。換句話說,這些機關,現在就由泛民人士所操作。

因此,泛民「左翼」發表攻擊專業人士的民粹言論,其實是極不誠實的;也當然,一個以從事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法律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再生產的主要人員為核心的黨派,只會提出以他們的自身「專業利益」為依歸的民粹選舉訴求,是不會有能力或意願解決香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的;

3. 梁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主張「穩中求變」的新加坡式政府干預、強調自己願意解決基層民眾的問題,與醜聞多多的紈絝子弟唐英年相比之下,成為了民望最高的候選人

4. 在唐英年成為負資產之後,香港資產階級發生了分裂,有約四成的選委轉投了梁振英。另外,也有部分泛民選委投票給梁;在這種情況之下,梁振英獲得57.4%的選委支持,當選成為特首。這場小圈子選舉的結果,是相當接近三個候選人的民望的

5. 泛民「左翼」如果是真的左翼,按道理,是應該動員支持者反對香港資產階級、同時責成梁振英政府落實其基層政綱,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從而爭取改造政治板塊、形成以反對資產階級和爭取社會主義為原則的政治力量。然而,泛民及其「左翼」,從第一天起就要求梁振英下台。他們視梁振英為泛民最恐怖的敵人,恐怕梁一旦成功落實其政綱,香港社會的中下層,就會形成支持特區體制的大多數。他們公開的主張必須阻止梁振英成功施政,避免所謂「威權民粹主義」的實現。

6. 民意和民生並不是泛民「左翼」決策的真正動因——他們為了泛民可以利用社會矛盾、為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創造輿論,盡全力阻止梁振英政府施政街頭運動不是別的,就是泛民及其「左翼」加劇社會問題和綁架民意的工具。一方面要求政府大建公屋、居屋,另一方面阻止政府如此的反東北開發「運動」,就極能說明泛民「左翼」的虛偽性。

7. 為了達成泛民奪權的目的,泛民「左翼」在佔中運動爆發的前夕,甚至公開主張同資產階級建立策略性的聯盟。條件很簡單,就是要對方認可他們的一些福利空頭支票。

8. 在現代選舉的條件下,誰越能在選戰期間把握輿論,誰就越能為自己創造民意,誰就越能當選。提名機制如何,直選還是間選,都沒有任何區別。泛民現在主張公民提名「無篩選」,其實並不是為了抽象的「國際標準」,更加不是為了他們只當作拉票手段的民生議題,而是為了超越反體制政客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的提名機制,使反體制政客參與特首角逐合法化、為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鋪路。

9. 總言之,相信謳歌英國君主制和美國金權政治的泛民,相信為奪權而不惜加劇和製造社會矛盾的泛民,相信他們提出的虛構的「國際標準」,相信他們的「真普選」本身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信他們用這種理由發動出來的街頭運動,就是十分可憐的傻瓜。

10. 我們既不要做傻子,也不要做騙子。要揭穿騙子政客兜售選舉的馬戲,做懂得自己的切身利益,團結所有勞苦大眾,為工人階級的權益和社會主義的未來鬥爭的精明人。誰妨礙我們這樣做,不管他是什麼黨派,都是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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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選委會各陣營分配:泛民若能聯合原「唐營」支持共同候選人,北京設計的「小圈子」選舉「安全閥」機制將會被徹底顛覆。(綜合媒體報導)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梁振英。(來源:AP)

梁振英。(來源:AP)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趙平復
2016年12月9日

很多人慶祝梁振英宣布不競選連任,「感謝」其次女此中的「貢獻」,並「預祝」梁坐牢云云。這除了表明了這類人的「公民質素」,和所謂「民主精神」到底所謂何事之外,並沒有任何其它的內容。

在梁振英還未上台之前,某些「左翼」團體曾「研討」,梁將會試圖以房屋問題為突破口,在普羅市民之中建立支持特區體制的壓倒性大多數,在根本上逆轉民意——確立所謂「威權民粹主義」,或所謂新加坡式的管治——所以必須全力抵制云云。

現在梁振英走了,「左翼」很高興,他們的實際效忠對象大資產階級也很高興,經過他們的「成功抗爭」,恐怕再沒有特首,會像梁振英將拼命覓地興建公營房屋作為施政重點、推行壓抑樓價上升的各項措施。這些政策,儘管可以損害部分大資本的既得利益,但根本目的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的整體穩定。將梁振英的土地政策同「赤化」相提並論,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沒有忘記港英大建公屋收買人心的舊事而已。

現在,反體制人士可以繼續在謳歌帝國主義和捍衛本土資本主義的同時,繼續攻擊特區政府「無視房屋問題」、「不理人民死活」,將他們心中的烏克蘭雪球、越滾越大。

如果《蘋果》所傳言的,關於王光亞勸退梁振英的說法是事實的話。那會有兩大可能性:一,北京當局或會試圖與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緩和」(「回鄉證」問題是一種表示。我相信在特朗普政府表明對華政策之前,此前被剝奪「回鄉證」的大多數堅持反共立場的泛民人士,都不會申領);二,北京當局會扶植比梁振英「更強硬」(實則更損害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人成為特首。以建制派內部和香港所處於的國際環境去看,第一點的可能性會更大。

北京官僚階層,在面對美帝可能和俄國「緩和」,聯合對中國施壓的前景之下,能不能像1964年至1971年期間「勇敢挺過」(當然,之後就是聯美反蘇),還是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推動徹底的「緩和」——即全面私有化和向親帝勢力開放政權——將自己從黨幹轉型為「企業家公民」,將人民共和國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以謀「永遠的和平」?這就是將來五至十年的最大政治問題。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大蕭條之後的10年,才全面開打。我們現在離此次大蕭條的開端已經8年,先後爆發了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也門等局部戰爭。帝國主義諸國主流政壇的全面右傾化,和港台極右勢力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所表現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停滯不前,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長年缺席,思變的人群「自然地」從「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流向「最正統的」本土優先排外主義。

港獨政治官能症:絕對不要承認抗戰同中國/中共有關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本文是對抗戰勝利70週年時,港獨派宣傳香港抗戰只與英帝有關的評論。

1941年12月25日,九龍半島酒店,英國殖民軍將領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對港獨人士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領導的兩個禮拜的「香港保衛戰」,就是香港抗戰的全部。

1941年12月25日,九龍半島酒店,英國殖民軍將領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對港獨派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領導的兩個禮拜的「香港保衛戰」,就是香港抗戰的全部。(網絡圖片)


絕對不要承認抗戰同中國/中共有關——港獨政治官能症一例
趙平復
2015年8月27日

適逢抗戰勝利70週年,出現特別多的右派奇葩言論。

近日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港獨人士宣稱,香港的抗日戰爭只是英國的事情,與中國無關云云。同時,他們說英國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主持香港的受降儀式,會場內外懸掛英國國旗和當時的中國國旗,因此香港抗戰也與中共無關云云。

按照這種邏輯,香港的抗戰歷史,是這樣的:

1)香港的抗戰,主要就是英帝主持的那兩個禮拜的正規戰,他們投降了,香港的抗戰也就應該結束了。
2)「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到底是哪些人主導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抗日戰爭?難道不就是在日軍戰俘營裏面的英帝大兵嗎?
3)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派員到香港和英帝受降,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和香港的抗戰勝利有關係。這也意味著,國民黨政府並不代表中國。
4)因為不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受降儀式上懸掛了當時中共也還在使用的中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所以香港抗戰絕對與中共無關。

這又再一次說明,港獨「史觀」是「理念先行」的東西,「史實」在其中,不過是隨意挑選的掩眼法道具而已。至於邏輯上的連貫性,這完全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東西。只要覺得爽,說得出來的,就是彰顯我城優越文明的真理。

說到底,他們的「理念」,就只此三條而已:反中、反共、親帝。

這當然是一種政治現象,但同時也是一種官能症——就姑且叫「政治官能症」吧。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抗戰建國」「終於焦土」;「和平建國」「直抵樂土」。胖胖的「支那人」拿著「和平親日」的雨傘,帶著太太和兒女和狗兒,走向懸掛汪政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日章旗的城池。(網絡圖片)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杜關山
2016年12月8日

某團體將於下週日舉辦「香港保衛戰75週年」的導賞團,在「日軍75年前登陸香港島的一天」,「重新認識過去,並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

能認識過去是好的。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乍聽起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應該的。

但如果大家還不算善忘的話,相信都會記得,正是在兩個月前,有港獨派議員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以「支那」一詞取代中國。

「支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

一方面組織「香港保衛戰」的導賞團;另一方面不斷為「支那論」辯護、正名。

在去年抗戰勝利七十年之際,在香港出現了一種論述,指在香港的抗戰活動是由英軍所領導的,故「香港重光」與中國、與「中共的抗日紀念」據說是「完全無關」。

這場由英軍所領導的「保衛戰」,維持了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後,英軍投降。

如此說來,「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這句話,則意味深長。這樣的話,在香港的抗戰史中,就能將屬游擊隊性質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排除在外,而僅承認由英軍所領導的「正規戰」。

東江縱隊和由香港原居民所組成的港九大隊,這個過去,這種歷史,在這個時代裡,無人問津,亦無人提及。

在抗戰期間,港九大隊主要任務是進行情報工作、展開抗日宣傳、切斷日軍的補給線、破壞日軍設施。同時,營救盟軍也是港九大隊的重要工作之一。

據陸恭蕙的《地下陣線》一書所說,在日軍投降後、英國部隊到達香港之前,港九大隊是島上唯一的軍事力量。而及後由於兵力不足,英軍甚至要求港九大隊協助維持治安。

在同一本著作中,陸恭蕙指出「在戰時中共從來沒有停止在香港活動」。

香港淪陷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與廖承志等人制定營救滯留在港的文化和民主人士的方案,並成功將近八百名有關人員轉移至大後方。後來張文彬在向東江根據地撤離的途中,被叛徒出賣,遭國民黨特務逮捕,病逝於國民黨監獄中。

是什麼使得這些「真正」的「香港人」,在紀念這種由英軍獨家譜寫的「香港保衛史」的同時,亦向當年侵略香港、犯下過無數的罪行的日帝侵略者作出「和解」,甚至仿效呢?

他們當然未曾忘記日軍曾侵佔香港。但這一切,只停留在戰略遊戲般的攻防意義上。

不需直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不需觸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惡行。

如此,「支那」能說出口了;如此,本也是侵略者的殖民大盜也成了「英雄」。

附錄:港英的所謂「保衛香港」

「由於英國就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香港一直是非戰區,殖民當局不得不謹慎對待敏感問題。他們對中國人自然是同情,並未取締香港華人援助大陸抗戰的活動。然而,港英當局無膽惹怒日本,也不敢無視英國政府1938年9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區的政策。因此,香港當局不僅禁止反日集會之類的活動,還審查反對日本的中文報章。港英當局拒絕了立法局內華人非官府議員為內地提供救災資金的要求,也不允許香港紅十字會派人支援內地。不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香港為內地抗戰籌款,當局都視而不見。」

摘自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關於青年團體宣告與民進黨決裂

關於青年團體宣告與民進黨決裂
趙平復
2016年12月7日

這種現象開啟了一種可能性,但離真正獨立於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首先,七天假這件事情,其實是需要嚴肅檢討的。舉例說,蔡英文在大選前同部分勞團相關人士會面時,從來都沒有說「承諾不砍七天假」。她當日的完整意思,是不會「只砍七天假」,而是會考慮整條法例的「相關配套」,確保勞工「不會吃虧」才下定斷。

但是,相關團體卻可以將之宣傳為「蔡英文承諾不會砍七天假」。不要忘記的是,選戰剛一開始,這個團體就馬上打出「英派別跳票」,這條客觀上翼贊民進黨上台的口號。這對於麻痺他們的受眾,加強「英派進步革新」幻想的社會氛圍,不能不說是起了相當的作用。

這根源於杜撰福利滿滿的「台灣國」的綱領,販賣本土保護主義、尾隨「愛台灣」民粹主義的路線的種種機會主義、甚至直接造謠的行徑,若不嚴肅檢討和清算的話,今天這些宣布「同民進黨決裂」的年輕人,還是很有可能會倒向時代力量一類人的那邊的。

2016年12月7日凌晨,蔡英文官邸護衛遮擋示威者在大門上噴塗的「砍假總統」四字。

2016年12月7日凌晨,蔡英文官邸護衛遮擋示威者在大門上噴塗的「砍假總統」四字。(來源: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附錄:青年突襲總統官邸行動後的共同聲明 2016.12.6
(來源:台灣《蘋果日報》

今(12/6)天,在民進黨的優勢人數之下,砍假案在立法院中三讀通過了。青年產業後備軍、台大大學新聞社、東吳跳馬社、東海人間工作坊、成大零貳社、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青年團體,在同一天深夜突襲總統官邸,在官邸大門噴上「砍假總統」、「民主資進黨」的字樣,就是要告訴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青年絕對會記住民進黨硬幹砍假的這個歷史時刻!

自9月以來,青年團體在立法院、民進黨中央黨部、柯建銘國會研究室、總統官邸、總統府等地點,多次表達拒砍七天假的訴求,呼籲蔡英文總統兌現她選前「恢復七天國定假日」的政治承諾,以及口口聲聲向青年們許諾的:「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

青年團體一再指出,砍假造成打工族的減薪、以及全體勞工工時的增加,就是加劇青年貧窮化的困境。目前,台灣的大學生為了求學,一年平均需負擔達26萬元,私立大學學生更超過30萬元,每四位大學生就有一位需要背負學貸。然而,我們的畢業起薪卻倒退了十六年,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超過三十歲,月薪卻領不到30K。由此可見,已經沒有什麼空間再放任青年貧窮或勞動剝削惡化下去。

然而,自從蔡英文總統在10月3日拍板定案要砍假,我們見識到府、院、黨無不全力硬幹,就是要在年底前強砍七天假:10月5日,陳瑩僅花一分鐘就將砍假案送出委員會。接著,面對青年的訴求,民進黨發言人總以「聽到年輕朋友的聲音了」來敷衍、蔡英文總統則惺惺作態地表示自己也很痛苦,但為了經濟轉型非要砍假。在勞工與青年的多次抗爭下,好不容易換來一次公聽會的機會,卻只是民進黨用來過水、補足程序,根本沒有幾個民進黨立委願意傾聽各界團體形成「拒砍七天假」的強烈共識。最後,砍假案即將通過二、三讀之際,民進黨動用前所未見的層層警力與柵欄,將勞工的心聲隔絕在外。

相反地,我們看到這一路以來,民進黨政府屢次密會工商團體、百般顧及資方利益,民進黨力拚硬幹砍假,就是要賤賣青年與勞工的血汗給資本家!在砍假案通過二、三讀的此刻,血淋淋地見證了所謂的「民主」進步黨,根本是罔顧民意、犧牲勞權而靠攏資方的「資進黨」。

在第三度政黨輪替,我們用「民主」教訓國民黨,而背負眾多青年期待的民進黨全面執政之際,是時候讓我們認清事實了:無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是聽命於資本家的政黨,不能期待它們改變青年的處境,或是期待它們來改善工時無法有效下降、薪資停滯、教育愈趨商品化等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必然剝削──更多時候,它們就是加劇剝削、惡化青年處境的幫兇。

我們已經完全認清民進黨的資產階級性質,並宣告徹底與民進黨決裂。拒砍七天假只是抵抗青年貧窮化的其中一環──環伺在我們生活日常中的,還有年年調漲的學費、高昂的生活消費與租屋價格、以及基本工資無法反映勞資均分經濟成長果實的公平性……。接下來,下降工時、提高工資、教育公共化等鬥爭,都必須靠我們青年團結起來去爭取,遏止青年貧窮化繼續惡化下去。因此,讓我們永遠記住民進黨硬幹砍假的這個歷史時刻吧!拒砍七天假只是抗爭的開始,我們會繼續跟資進黨戰鬥下去!抗爭到底!

菲德爾

《跨時》按:2016年11月25日,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享年90歲。謹以巴拉圭左翼記者和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1940-2015)此篇對菲德爾及其領導的古巴革命的評價,悼念這位世界反帝革命運動的巨人。
本文摘自加萊亞諾所著的《鏡子:幾乎包羅萬有的歷史》(Espejos: 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2008),是其中近600篇關於世界歷史的短文之一。加萊亞諾的代表作
,是批判新老殖民主義對拉丁美洲的統治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1971)。
譯者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參考了馬克·弗里德(Mark Fried)的英譯本。

2016年12月4日,勞爾·卡斯特羅向菲德爾·卡斯特羅墓碑行軍禮。

2016年12月4日,勞爾·卡斯特羅向菲德爾·卡斯特羅墓碑行軍禮。(來源:Granma)


菲德爾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2009年
趙平復、吳康雄譯  集體校訂

菲德爾

Fidel

他的敵人們說
他是把沒有異議和團結一致
混為一談的
無冕之王。

Sus enemigos dicen que fue rey sin corona y que confundía la unidad con la unanimidad.
His enemies say he was an uncrowned king who confused unity with unanimity.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他的敵人們說

如果拿破崙有一份
像《格拉瑪報》一樣的報紙,
沒有一個法國人
會知道滑鐵盧的慘敗。

Sus enemigos dicen que si Napoleón hubiera tenido un diario como el “granmma”, ningún francés se habría enterado del desastre de Waterloo.
His enemies say that if Napoleon had a newspaper like Granma, no Frenchman would have learned of the disaster at Waterloo.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他的敵人們說

他執政的辦法
是多多的講和少少的聽,
因為他聽慣了自己的回聲
而不是別人的聲音。

Sus enemigos dicen que ejerció el poder hablando mucho y escuchando poco, porque estaba más acostumbrado a los ecos que a las voces.
His enemies say that he exercised power by talking a lot and listening little, because he was more used to hearing echoes than voices.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但有些事情,他的敵人們是不會說的:
他不是為了名留青史而裝模作樣
才袒胸直面侵略者的子彈,

Pero sus enemigos no dicen que no fue por posar para la Historia que puso el pecho a las balas cuando vino la invasión,
But some things his enemies do not say: it was not to pose for the history books that he bared his breast to the invaders’ bullets,


他和人們同舟共濟

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颶風,

que enfrentó a los huracanes de igual a igual, de huracán a huracán,
he faced hurricanes as an equal, hurricane to hurricane,


他挺過了637次的刺殺,

que sobrevivió a 637 atentados,
he survived 637 attempts on his life,


沒有他的感染力

殖民地就不可能
改造成了新古巴,

que su contagiosa energía fue decisiva para convertir una colonia en patria,
his contagious energy was decisive in making a country out of a colony,


新古巴挺過了

在大腿上攤好了餐巾
拿著刀叉準備吃掉她的
十位美國總統,
所仰賴的
並不是魔咒或神蹟。

y que no fue por hechizo de Mandinga ni por milagro de Dios que esa nueva patria pudo sobrevivir a 10 presidentes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tenían puesta la servilleta para almorzarla con cuchillo y tenedor.
and it was not by Lucifer’s curse or God’s miracle that the new country managed to outlive 10 US presidents, their napkins spread in their laps, ready to eat it with knife and fork.


他的敵人們從來都不會指出

古巴是世上稀有的
沒有參加擦鞋墊世界杯1
國家之一。

Y sus enemigo no dicen que Cuba es un raro país que no compite en la copa mundial del felpudo.
And his enemies never mention that Cuba is one rare country that does not compete for the World Doormat Cup.


他們不會說

在懲罰中成長的這場革命,
只是在掙扎求存
還不能實現理想。

Y no dicen que esta revolución, crecida en el castigo, es lo que pudo ser y no lo que quiso ser.
And they do not say that the revolution, punished for the crime of dignity, is what it managed to be and not what it wished to become.


他們也不會說

正是帝國主義的封鎖,
使現實和願望之間的牆
長得越來越高,
扼殺了古巴自身民主的發展
逼使古巴社會實行軍事化,
為永遠給每個答案
都準備好了問題的
官僚階層,
提供了延續自己的大義名分。

Ni dicen en gran medida el muro entre el deseo y la realidad fue haciéndose mas alto y mas ancho gracias al bloqueo imperial, que ahogó el desarrollo de una democracia a la cubana, obligó a la militarización de la sociedad y otorgó a la burocracia, que para cada solución tiene un problema, las coartadas que necesita para justificarse y perpetuarse.
Nor do they say that the wall separating desire from reality grew ever higher and wider thanks to the imperial blockade, which suffocated a Cuban-style democracy, militarized society, and gave the bureaucracy, always ready with a problem for every solution, the alibis it needed to justify and perpetuate itself.


他們也不會說

無論這一切是多麼的悲苦,
縱使飽受外來侵略和國內高壓,
這個苦惱但頑強的島
還是育成了整個拉丁美洲
最少不公義的社會。

Y no dicen que a pesar de todos los pesares, a pesar de las agresiones de afuera y de las arbitrariedades de adentro, esta isla sufrida pero porfiadamente alegre ha generado la sociedad latinoamericana menos injusta.
And they do not say that in spite of all the sorrow, in spite of the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the internal high-handedness, this distressed and obstinate island has spawned the least unjust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他的敵人們不會說

這壯舉是人民犧牲的成果,
也是擇善固執、古道熱腸的他
——像他的那位聞名天下的
卡斯蒂利亞的田野上的老伙計一樣2——
永遠和失敗者們並肩作戰的成就。

Y sus enemigos no dicen que esa hazaña fue obra del sacrificio de su pueblo, pero también fue obra de la tozuda voluntad y el anticuado sentido del honor de este caballero que siempre se batió por los perdedores, como aquel famoso colega suyo de los campos de Castilla.
And his enemies do not say that this feat was the outcome of the sacrifice of its people, and also of the stubborn will and old-fashioned sense of honour of the knight who always fought on the side of the losers, like his famous colleague in the fields of Castile.

 

譯注:


  1. 指弱國競相被帝國主義踐踏的現象。 
  2. 唐·吉訶德。 

「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苦勞網》,經作者同意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陳映真先生的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的瑰寶,也是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代表。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退潮,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極右反共民粹運動的狂飆,陳映真先生的文學,將會繼續幫助追求自由平等的人們,尋回被抹殺的歷史,瞭解我們真實的處境,結束「歷史終結論」,走上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


陳映真先生遺墨:「文學為的是 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着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陳映真先生遺墨:「文學為的是 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着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
趙剛
2016年8月30日

這是我第二次到日本,但嚴格說來是第一次。是這樣的,一九八〇年代下半,我在美國讀書,往返美國與台灣,搭的是要在東京轉機所以比較便宜的西北航空,有一次暑假,1986還是87吧,航班誤點,航空公司讓我們在東京機場附近住一晚,那天下午我就利用短短的時間去位在上野的一個博物館走馬看花逛了一回,現在還清晰記得的展覽內容只是博物館裡的羅丹的雕塑與莫內的印象派油畫。現在連那個博物館的名字都想不起來了。

如果說,三十年前的那一次來東京是一次因美國而發生的非預期的過境停留的話,這一次則是很嚴肅且責任重大的專程訪問,為的是藉陳映真的文集《戒嚴令下的文學》的出書,向日本的朋友介紹我所知道的陳映真先生的文學與思想。

在漫長的三十年之間前後出現在東京兩次的我,變化當然很大,已經從一個青年進入到「初老」(這是陳映真先生在我這個年齡時愛用的一個自況之詞),但更大的變化則是我的學術與思想的整個樣貌,從一個完全信服普世主義的方法與價值的美式社會科學的青年學徒,到一個重新企圖從自身與區域的歷史找尋思想出路的「初老」學習者,企圖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東亞,乃至重新認識世界。而這也讓我,以及屈指可數的志趣相近的朋友們,從穩坐臺灣學術圈的那批判一翼的主流,進入到一段危險水域,把儲存多年的船貨拋到大海裡,並開始了一種不符合我們年齡的生澀探索。中國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我以前只理解為一種毅力與堅持,從沒想到蘊藏在這句話裡還有一種對於知識慣性的反抗,一種危機感,與一種不安定感。學術路途的得失無從計較,但這種挑戰感毋寧或許更貼近生命感覺吧!

造成這個幾乎可說是範式轉移的轉變的因素很多,而陳映真先生的思想與文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如果有人問我,陳映真文學與思想對我個人的影響是什麼,我大概就會沿著以上的轉變說起。他讓我離開美國,重返東亞,重返中國,重返台灣。

這是我今天來到這個會場時所產生的個人今昔之比的一點點感慨;雖然是挺個人的,但似乎也具有一點點關於在座的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及其巨大的變化的某種意涵。然而,我明瞭我今天在這個新書發表會上的職責是向大家介紹我所知道的陳映真文學,而非抒發我自己的感慨。以下是我為這個場合所準備的正式發言。

陳映真是台灣當代文壇上唯一賡續五四傳統的一個作者

陳映真拒絕當一個傳統的「文人」。從中國儒家正統觀點看,相對於賢儒,文人在廣義知識分子群體裡的地位經常處於邊緣。稗官野史小說家者流固無足論,就連對於那咸認位於文學表現形式最高端的詩賦的品評,也並非只以,甚至並非首要以,「文學本身」的標準為評定高下的依據;更重要的往往是作者與作品裡的道德與思想狀態。這也許就是人們相信屈原、陶淵明或杜甫,之所以能度越千古的偉大之處吧。文以道而尊,文而無道,僅是空車一輛,無論它有多華麗。

在這個傳統下,中國文人展現了一種矛盾性,在寫作或發表的同時,有一種對於寫作的難以遣懷的「歉然感」(或「正當性不足感」)。

這樣一種舊式文人的矛盾不安感,要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才得以顯著降低。由於來自西方的方方面面的挑戰以及救亡圖存的現實要求,白話文學(至少包括了新詩、散文、雜文與小說)取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民/化民的正當性戰鬥位置。這裡,我們當然看到了胡適,但更看到了魯迅。魯迅正是以文學為戟的一個偉大戰士。但有意思的是,在激烈反傳統的新文學運動的高峰中,我們也同時看到了「五四」和「傳統」的深刻內在聯繫。在這個連續性中,文學(好比小說)不是一種社會分化或是生活世界分裂下的「為創作而創作」的獨立領域裡的活動,而恰恰是要面對人生、統整人生的一種道德實踐。雖然,不像以往的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是後設的,如今則是直接和當下的政治目標(例如,反帝、反封建,與民族國家打造)緊密地扣連在一起。

但即便是五四也沒有完全克服「文學追求」與「道」或「道德人生」或「理想世界」的追求,這兩者之間的一種分離性驅力。魯迅或許就是如此地警惕著吧,於是才會遺言兒子「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魯迅應該是已經看到了「新文學」正以一種社會分化的現代性邏輯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新的正當性位置,而這又弔詭地同時是對五四精神以及對一種中國傳統的雙重否定。

正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我們得以描摩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的核心精神樣貌。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作為充分的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這麼提問,也意味著台灣當代的文學(以及藝術),一般而言,是與魯迅傳統的切斷,也是與五四傳統的切斷,更也是與一種中國傳統的切斷。

這個「切斷」,用陳映真的表述方式,就是「現代主義」的問題;於是長期以來,陳映真以「現實主義」為旗幟和「現代主義」鏖戰。但是,我們不應以詞害意,只把這個戰鬥狹義地理解為一場「文學領域」中的戰鬥,而是要以更廣闊、更「暗喻」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戰鬥。「現代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文藝的表現形式而已,而是一種關於人生、社會以及世界該當如何的一種霸權表述與宣示。因此,陳映真以「現代主義」為「名對象」的戰鬥,並不是閉鎖於文學領域之內的爭論,而是關於「什麼才是人生?怎樣才是活著?」這樣的一個或可謂之最高層次問題的鬥爭。陳映真碰巧只是以他所熟悉的文學路徑進行這場鬥爭而已。因此,陳映真曾經了無歉意地說他自己是一個「文學工具論者」。不止一次,他說,重要的是找到生存的目標並為之而思想與奮鬥——「人不一定非要寫作」。因此,我們在這裡感受到一個弔詭:「文學工具論者」反而恰恰是「空頭文學家」的尖銳對立。陳映真文學有一個很重要但也經常很隱晦的特質,就是對一般所定義的文學(強調其形式)本身的「看輕」,但恰恰由於這個看輕,反而使得陳映真文學有了無比的重。文學要到哪兒去,這個「道」的問題,以及需要什麼能力修養以達到目的的「德」的問題,於是成為了內在於文學的重要問題。對「如今,文學還需要和道/德掛勾嗎?」這樣的一種現代(或現代主義)質疑,陳映真以他的文論,以及更重要的——文學,現身說法開展出他的否定。

從一種中國傳統視野出發,文學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是深刻而內在的。以儒家的智仁勇「三達德」而言,文學難道不是一種「仁」的展現嗎?偉大的文學不應也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偉大體現嗎?文學難道不是一種「智」的展現嗎?偉大的文學不應也是「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的追求嗎?文學難道不是一種「勇」的展現嗎?偉大的文學難道不應也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鷹揚嗎?在以下的篇幅裡,我將藉用這個「三達德」為架構,說明陳映真文學和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同時也順道落實之前所提出的陳映真是一個偉大文學傳統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的這一論斷。

文學的「人間性」

首先,「仁」。陳映真文學到處佈滿了對於「人間」(一個為陳映真所鍾愛的語詞)的同情共感的脈搏與神經。誠然,沒有一種文學只是在書寫作者自身的內在,哪怕是最極端的現代主義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會與歷史。但是,那個作者自我之殼的厚薄軟硬的差距是可以非常懸殊的,而作品經常會無言且忠誠地反映了作者的自我狀態,從咀嚼一己悲喜,到——借用一個儒家話語吧——「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那差別是天高地厚的。陳映真總是能痛苦而豐富地感受到人間各個階層、各個旮旯的人物群像,特別是那不為我們體面社會的紳士淑女所參與所了解所同情的那「後街」(另一個為陳映真所鍾愛的語詞)眾生。於是,我們讀到了台灣資本主義裡最早出現的底層城鄉移民的貧困與無奈(例如本文集的〈麵攤〉)、讀到了小知識分子的苦悶徬徨虛無與自責(〈我的弟弟康雄〉)、讀到了失根流落傷逝的外省老兵(〈將軍族〉)、讀到了台灣左翼抗日知識分子的矇矓而執著的中國認同與情懷、讀到了青年精神病患的似幻似真的輕與重、讀到了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沒落的虛無的敗德的「上層社會」、讀到了都會摩登知識分子的「表演」、讀到了越戰時期來台「性度假」的美國黑人大兵與台籍農家女子之間的跨越膚色與國界的愛情及其幻滅、讀到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帝國與殖民、讀到了1950年從兩個小朋友眼中讀到的白色恐怖、讀到了國民黨特務的良心,讀到了……。這些,都和技巧無關,甚至和所謂文學不一定有關,歸根究底,和陳映真這樣一個人的盎然的、沛然的對他人的感受力有關——「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讀陳映真文學的一個最豐厚的回報,或許就是讓讀者從而產生了這樣一種自我提問:那我又將如何培養這種感受力呢?

間ふさ子、丸川哲史翻譯《戒厳令下の文学―台湾作家・陳映真文集》封面(來源:www.amazon.co.jp)

間ふさ子、丸川哲史翻譯《戒厳令下の文学―台湾作家・陳映真文集》封面(來源:www.amazon.co.jp)

文學與「困而知之」

其次,「智」。陳映真文學的一大特徵就是總是在思想著——儘管不見得有解答。他曾說他不能想像那種沒有具體的時代問題、沒有深入的思想歷程,就能抬筆寫作的「文學」(即,「空頭文學」?)。讀陳映真文學,因此,要求於讀者的不是沙發與檯燈,而是思想的對話與碰撞。幾乎他的每一篇小說都是在處理他所深自關心或困擾的問題。雖然我們可以說,這些問題最後是收束在一個道德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問題上:「究竟人該當如何活著?」。但陳映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形上學的,而是透過歷史與現實。五十年陳映真文學曾經認真思索過的問題包括了: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的遺留;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精神創傷;第三世界的新舊殖民體制下的知識狀態;跨國資本主義對於在地人民的主體創傷與社會扭曲;左翼的道德主體狀態的危機以及「女性問題」;宗教(或宗教的某種核心價值)在當代的意義;當理想遭遇重大危機時,主體該如何自我保存;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如何跳出這個無盡的加害與受害的循環?如何寬恕?……。

也許在今天的這個場合,我應該稍微多談一點陳映真的文學中的「日本」。除了那些偶而提及日本但又與主旨無關的幾篇之外,陳映真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大概有六七篇和日本殖民比較有關或非常有關,分別是〈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兀自照耀著的太陽〉、〈鈴璫花〉、〈山路〉,與〈忠孝公園〉,橫跨1960與2001。在這一直持續的關心裡,陳映真檢討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暴力性質,特別是注視了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語言、認同與精神傷害,傳統宗教與家庭組織的破壞,太平洋戰爭對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生命與家庭的危害,以及戰爭所加諸於當事人的後遺症,當然陳映真也看到了日本左翼的啟蒙思潮對於台灣人的反抗的某種作用。除此之外,陳映真也面對了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冷戰與內戰結構下,在美國的壓力下,對日本殖民的不清理,甚至對親日反共力量的收編與利用。在陳映真的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裡,他甚至反省了包括台灣的整個當代中國對於殖民/半殖民/次殖民與新殖民的漠不關心。

陳映真長期以來對於日本的關注,我想在台灣的思想界與文藝界裡是少有的堅持的。但整個島嶼的知識潮流是反向的,也就是拒絕把對於台灣的自我認知拉到日本殖民時期,反而動輒是以「自從解嚴以來」為論述的時間起點。這使得台灣社會無法培養出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自我認識。

於是,陳映真文學的「智」,不只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世界,與他人進行外在的體察,更是一種內在的「明」;古人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貫穿陳映真文學整體的是一種深刻的自省力,以及一種類似懺悔錄的「把自身包括進來的」書寫,而我相信這正是它在「知性」上最光輝的展現,而我們不要忘記這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傳統。

我們是會執著地問:對照於陳映真長期的、不間斷的「困而知之」的思想實踐,這個島嶼上有類似的同行者嗎?但對我們讀者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閱讀陳映真是否讓我們得以產生如此的一種自我提問:我要如何自知?我們要如何自知?

文學作為自我惕勵與救贖

其次,「勇」。作為一個眾人眼中的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最常被誤解的是他的論文是戰鬥的,而小說則是「感性的」、「人道的」……。但我要說,他的所有寫作都是他的戰鬥。他首先是一個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而非倒過來。台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寫作的最大的「故意盲點」,其實就是對陳映真戰士資格的否定或嘲笑,而這恰恰是因為陳映真的戰鬥,都是直接或間接的朝向他們以及他們背後的更大的現代霸權的戰鬥。獨派對陳映真的無視或否定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戰術,不過是比較鬼祟暗欺罷了。他們以台獨霸權否定陳映真寫作後期裡「民族統一」的戰鬥,以「現代主義」大而化之顛而倒之陳映真寫作前期的「反現代主義」戰鬥。但我們其實知道,陳映真文學在一個很根本的意義上又是不分前後期的,只因打從一開始,他就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左翼的、第三世界的、理想主義的位置而寫作。這是他一生的戰鬥,而他為這個戰鬥付出的代價包括了蔣介石政權下的七年牢獄,以及台獨霸權下的不定期圍剿與刻意遺忘。然而,陳映真自反而直不改其志——這是他的大勇。

因此,人們不應當隨著獨派的「台灣文學史」的催眠,而遺忘了這個戰士所歷經的各個大小「戰役」。於是,我要指出陳映真文學在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的各項「首先」。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麵攤〉(1959)這個創作生涯第一篇小說,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鄉村的教師〉(1960),(誠然高度隱晦地)探討了一個左翼志士的生與死,以及作為歷史背景的日本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開的白色恐怖。是陳映真,透過一九六〇年代的多篇小說(包括〈將軍族〉(1964)),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是陳映真,透過了〈一綠色之候鳥〉(1964),誠然高度寓言地,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及其「改革希望」。是陳映真,透過〈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越南戰爭。是陳映真,透過了〈唐倩的喜劇〉(1967)等多篇小說,首先面對了國府統治下「西化」知識分子的某種閹割與失根狀態。是陳映真,透過〈夜行貨車〉(1978),首先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宰制與扭曲效果。是陳映真,透過〈累累〉(1979),首先直接將批判指向國民黨軍隊內部,指出那些當年被抓夫來台的底層外省軍官的雖生猶死的寂天寞地。是陳映真,以〈鈴鐺花〉(1983)等小說,首先檢視與反省了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傷害變形……。這些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眾多「首先」,卻無奈地一直被此間所謂的「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者視而不見,反而嚼舌根似地在那裡「研究」陳映真文學算不算是「現代主義文學」。這難道竟是因為他們無法交待他們自己在那個年代中的葸弱無能,而那勇敢的戰士竟是一個所謂的「統派的」「中國人」嗎?在戒嚴體制下苟全人生,是人情之常,無可批評,但我們不應因今日的意識型態分歧,而塗消或扭曲勇者畫像。在台灣1960年以降的「文學領域」裡,我們找不到第二位像陳映真這樣的戰士。

然而,陳映真作為一個「勇者」,最主要的還不是以上這一長串在戒嚴之下的「首先」,甚至不是他在暴政或霸權前的「吾往矣」,而是當他在面對他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內在脆弱與虛無之時。於是我想起,陳映真1975年出獄後的第一篇小說〈賀大哥〉(1978)裡的一段「我」(即敘事者大學女生小曹)和小說主人公「理想者」賀大哥的對話:

我憂愁地、筆直地望著他,說:「那麼,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實現,是十百世以後的事,你從哪裡去支取生活的力量啊。」

他的隱藏在棕色的、開著極為分明的雙眼皮中的燈火,悠悠地燃燒起來。不,他說,毋寧是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及身而見到那「美麗的世界」,你才能開始把自己看做有史以來人類孜孜矻矻地為著一個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而堅毅不拔地奮鬥著的潮流裡的一滴水珠。看清楚了這一點,你才沒有了個人的寂寞和無能為力的感覺,他用英語說,並且也才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愛的、信賴的力量。

我一直執拗地認為這其實是那和你和我有時一樣脆弱一樣虛無的陳映真的自我治療自我勉勵的話語,只是藉由賀大哥這樣的一個六〇年代的反戰但又被戰爭所戕害的美國青年的嘴說出而已。陳映真努力救贖他自己這樣一位反暴政但又被暴政所傷害的受害者的真誠,重新建立對人、對生活、對世界的信念,是他的智仁勇三達德之後的真正活水源頭。陳映真透過他的書寫救贖了他自己,那讀者我們呢?陳映真或陳映真文學與我們的關係又到底是什麼呢?

這些問號或許就是陳映真文學的特殊之重吧!而這個「重」,在一個抽像個人主義、價值冷感虛無、實踐與價值脫勾、政治正確取代思想理論,以及所謂的歷史終結論的「輕飄,太過輕飄的」今日世界中,的確是相當「不合時宜」(untimely)的。這或許是所有類似的嚴肅文學在今日世界的命運吧。但是,當我們每個人開始承擔一點點世界的重量,進行一點點關於我們這個時代與我們自身關係的思考,也許將來會不一樣吧。一如陳映真要我們把文學看輕,然後我們才能看到文學的可能的重的教訓一般,陳映真也教我們要把自己看小(「一滴水珠」),而後才能看到自己的「大」與「可能」(「一條歷史大河」)。這麼說來,陳映真所講的故事就不是關於台灣的某個年代的某些故事,——「這個故事說的就是你!」(De tefabula narratur!)。

很高興看到《陳映真文集》在日本的出版。應丸川哲史先生之邀,不揣淺陋,然義所當為,做以上之發言以就教於各位先進。

趙剛 2014年9月10日於台中
2016年7月18日改寫於台中
2016年7月23日報告於明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