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科爾賓經濟學」

《跨時》按:本文摘譯自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在此。為方便閱讀,我們在譯文中加上了標題。

英國大選將在2017年6月8日舉行。科爾賓領導的在野工黨提出了結束緊縮政策,成立國家投資銀行,對富人和財團加稅,國有化鐵路、能源、自來水,加強教育醫療養老等局部重建福利國家的政綱,獲得廣泛的、特別是青年的支持,民調從大幅落後逆轉,直逼保守黨。絕大多數自稱左翼人士,也對科爾賓的改良主義綱領讚不絕口。

與多數自稱左翼的無條件歌頌不同,羅伯茨對「科爾賓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進行了批判分析。他指出,只要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特別是位居中樞的金融部門)仍然在資產階級的手上,資本主義謀求利潤最大化的規律就會繼續支配國民經濟,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就會繼續從事投機活動,迴避生產性投資。科爾賓的局部國有化措施即使成事,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中,也會受到資本和工人的左右夾擊,陷入困境。

羅伯茨的文章沒有指出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剝奪資產階級的產權和政權的關鍵事實。儘管如此,它簡明扼要地指出了改良主義的局限,值得所有關注左傾民粹主義風潮的讀者參考。


2017年5月,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展示大選政綱。(來源:The Independent)

「科爾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
2015年9月11日

朱立冬 編譯
2017年6月5日

【前略】

……對我來說,「科爾賓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只是反對緊縮政策是不足的。科爾賓若有機會實行他的顧問們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會不會得到變革,英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條件會不會因此得到不可逆轉的改善,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科爾賓經濟學」的要點是:終結逃稅漏稅;通過「人民的QE(量化寬鬆)」為投資提供低息貸款;成立專門為基建工程融資的投資銀行;重新國有化鐵路網絡,恢復郵政公股控股和維持RBS(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股控股。

伴隨著以上的經濟措施,科爾賓將會通過對高收入人士和財團加稅,廢除大學學費和恢復大學生生活補助金。科爾賓將會利用部分財團稅增收稅款建立「國民教育服務」,推行免費普及幼兒保育(IPPR智庫預計有關開支將達67億英鎊)。科爾賓提倡每年建設24萬套住宅,終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協會(合作社)租戶對其住宅的「購買權」,改為在私人住宅租戶實行。這項住宅建設計劃將會通過提高國債或對已經獲得規劃許可的空置土地和物業加稅獲得資金。科爾賓同時打算終結國民保健服務的內部「市場」,終結公共服務的外包和代價高昂的「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這一切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工黨來說都是好消息。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們能否達標。

〖打擊逃稅漏稅〗

其一:終結逃稅漏稅。英國稅局漏收企業應繳稅款,企業雇用往往是原稅局官員的會計師實行大規模的逃稅避稅,本身就是一大醜聞。現為科爾賓的主要經濟顧問,一直不懈爭取「稅務正義」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經計算,每年因避稅、逃稅和漏稅而流失的稅款的總額高達1200億英鎊。工黨政府若能獲得這種額外收入,將可以徹底革新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

我曾經報導過這種潛在的財政收入來源。但只要財團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徵收到稅款嗎?連理查德·墨菲也認為,收回全部漏稅將會是困難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討回200億英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全國經濟社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長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過減少逃稅漏稅為額外開支項目提供大量資金的政府,都會面對一個大窟窿。」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黨政府不應該嘗試執行新稅法和打擊逃稅。然而,只要財團仍然是對國內外股東負有義務的私有實體,只要它們還不是公有的,它們就必定會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逃稅避稅就是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各種證據顯示,如果政府沒有不斷降低財團稅(而不是科爾賓那樣計劃加稅)、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財團的利潤率將會遭受重大打擊,進一步壓縮目前的投資水平。

以上的憂慮,同樣適用於取消給予財團的優惠的主張。約克大學的凱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發現,政府每年為財團提供了930億英鎊的稅務優惠和資助——這項金額遠遠高於保守黨政府打算削減的社會福利預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財團通過購買設備得到了440億英鎊的減稅,從雇用低薪工人獲得了160億的在職扣稅(working tax credits)。這些為財團而設的福利措施說明了,英國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國家資助提高利潤率、提起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動力。一旦取消這些優惠,難道就不會降低利潤率、進一步減少投資了嗎?屆時會不會有充足的公共投資,填補私有部門降低投資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科爾賓主張,從當前由英倫銀行通過發行新幣購買公私債券的QE,轉變為指示英倫銀行直接從地方政府和地域開發機構購買債券和其它資產,讓後者獲得投入住宅建設、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務的資金。……

工黨右翼和主流經濟學者攻擊這項主張,指它將會推高通脹。這種攻擊是荒謬的:英國經濟才剛好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資率則已下降到50年來的新低。

大幅擴大生產性投資和GDP的空間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脹率是零。唯一的「通脹」反映在證券價格上面,而這是由英倫銀行為金融部門提供的QE注資所推動的。……

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反對「人民的QE」的另一個論點,是它將會終結英倫銀行的「獨立」。顯然地,對他們來說,時任工黨首相布朗啟動的這種脫離政府監督的獨立,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的好東西。

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首先,「獨立的」英倫銀行並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金融崩潰的良好紀錄。英倫銀行沒有預見全球金融崩潰及隨後的大衰退。它當時驚惶失措,完全沒有整頓金融部門。英倫銀行的獨立是假的:它的真實意義在於,英倫銀行對倫敦金融城的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唯命是從,而不對政府、國會和選民負責。我們現在知道,在金融崩潰期間,英倫銀行沒有對外資擁有的匯豐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強制執行資本重整和改組。英國納稅人因此不能收回搶救金融部門的全部注資。英倫銀行以倫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體經濟的利益,決定其利率和金融監督政策。英倫銀行只有(幾乎從未兌現的)目標通脹率,沒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目標。

〖國家投資銀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讓人憂慮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它能有效嗎?它會比傳統主流的政府發債融資手段更能提高增長、就業和收入嗎?這將取決於科爾賓提倡的「國家投資銀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變成規。「人民的QE」可以用於購買國投行債券為投資項目融資。國家投資銀行絕不是極端的事物,正如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極端,也不新穎。現在就有歐洲投資銀行、北歐投資銀行,還有其它更多的投資銀行,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多個國家聯合出資,為了在資本市場借款為授權項目融資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科爾賓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國提出這些概念,我會被叫做令人沮喪的溫和守舊派,因為他們已經有為公共服務項目融資的國家投資銀行。」

補充一點,科爾賓的國投行,將會同巴西的BNDES(國家開發銀行)十分相似。巴西國開行在大衰退期間,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使巴西獲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資。事實上,在這次大衰退期間受損最少的國家,正正就是通過國有投資銀行支持基建項目,保護就業和創造投資的那些國家。儘管頻頻遭到私有和外資銀行抨擊犯規,巴西國開行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經濟蕭條因此相當輕微,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國開行的經驗也展現了各種問題。巴西國開行從國內外的私有銀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資業務,後者因此集中在房貸和商品、金融資產投機,滋生了地產和信貸泡沫。私有銀行的龐大資產沒有投入發展經濟,因為生產性投資已經變得無利可圖。這也是科爾賓國投行將會面臨的風險。當國投行投入生產性投資項目,跨國「五大銀行」將會坐視旁觀。「五大銀行」已經很少借貸給中小企業和進行投資(它們的全部資產只有3%投放在製造業)。斯基德爾斯基說「國家引領的投資計劃將會為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提供一條出路」,但如果國投行是國家投資計劃的唯一手段,這種再平衡恐怕是不會發生的。

單單通過國投行,或者再加上國有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不可能將金融部門轉變為促進投資和就業的工具的,這豈不太明顯了嗎?接管「五大銀行」、動用其金融資源推行全國性的投資增長計劃,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是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張(儘管工會領袖們無視它)。主張公有化金融部門的理據是無可爭辯的。進一步說,如果沒有確實的公共所有和監督權,科爾賓是怎能實施結束銀行高管的荒唐工資和獎金的主張呢?

……我認為,假如「財團投資」的意思是依賴牟利私有企業去落實由國家投資銀行融資的項目,「財團投資」便是多餘的。以最近剛剛宣布的一項倫敦大型項目為例。倫敦的「超級下水道」將會在下年上馬。巴扎傑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為了組織這個項目而成立的特別用途法人。英資建築公司保富集團(Balfour Beatty)獲得了建造「超級下水道」的部分工程、價值4億1600萬英鎊的合同。保富集團是一家向股東和私人投資者負責的私有公司。但這種項目豈不應該是由公共所有和監督的實體——而不是牟利的實體——所承擔的嗎?

〖國民經濟制高點〗

任何有效的(或許極端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把在民主監督之下實行戰略產業(用老工黨的語言說,就是「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的公有制,作為核心的內容。「科爾賓經濟學」包括了鐵路再國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國國家鐵路系統被可恥而無能地分割成多個特許經營權,成為私營壟斷行業之後,儘管票價全歐洲最高,卻仍然接受納稅人資助。私營化將英國鐵路帶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顯然地,科爾賓也在考慮恢復國家對皇家郵政的控股:現屆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價私有化了郵政。科爾賓重新國有化郵政的主張是好的,但仍然會將英國經濟的大量關鍵部門留在牟利企業的手上。我們應當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門: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車;還有所有曾經屬於公有部門的企業:英國石油,英國航空,英國電訊,英國天然氣,英國宇航;曾經公有的發電、供水系統和國家電網;勞斯萊斯,英國鋼鐵,還有英國煤炭。然後還有其它重要的、應當納入「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戰略部門:現在多數在外資手中、利潤流向海外的大型製藥企業和汽車企業。核心全國性和地區機場的公有化,將會在確保優質服務的同時,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環境侵害。……

當然,這種綱領不只對資產階級媒體、主流經濟學界和工黨領導層來說,甚至對聯署支持科爾賓經濟政策的左翼學者來說,都會是極端的。但對我來說,不採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斯基德爾斯基語)。

關鍵在於投資。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部門因為投資不足,才沒有實現像樣的收入和持續的增長。……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爆發的前夕。這是有史以來最疲弱的經濟復甦,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長率從3%下降到2.6%。這還是2012年年底後沒有新的緊縮措施出台的時期的表現。2010年至2012年期間規模的緊縮一旦重現,我們將會預見相似的減速。」

伯克接著說:「2014年英國經濟的投資總額是2950億英鎊,同危機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樣。但[七年間的]經濟總量增加了4.2%(與人口增長同步,但沒有更多)。因此投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費,而不是投資,在牽引著非常疲弱的增長,這是不可以持續的。」利潤率剛僅僅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本世紀前的水平。商業投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利潤率和投資的低迷,將會繼續導致遲緩的增長。

科爾賓領導的工黨政府(在2020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前進的一步。它同樣將會是必要的,因為到那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很可能會進入了另一場嚴重的蕭條和危機。但這種前景本身表示了,「科爾賓經濟學」還不夠極端、不足以逆轉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破產。三十年來,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在階級鬥爭的楚河漢界,牢牢地站在了資本陣營的一岸。「科爾賓經濟學」現在試圖離開資本的陣營,渡河走向工人的陣營。它因此對資本的利益來說,是實在太極端了,但對工人的利益來說,它還是過份地溫和。陷入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之中,將會是險象環生的。

附言:看看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反對科爾賓的瘋狂攻擊。

紀念馬克思誕生198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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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郵政1953年馬克思誕生135週年紀念郵票。(網絡圖片)

中國人民郵政1953年馬克思誕生135週年紀念郵票。(網絡圖片)

紀念馬克思誕生198週年(1818年5月5日)
趙平復
2016年5月5日

時下有相當流行的幾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說法,其中互為表裏的兩種說法是:

一,整個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完全失敗的,我們「需要回到馬克思」,將馬克思身後直至2000年的全部歷史抹掉;二,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非常獨特的歷史範疇」,只能將之限制在大寫的「20世紀」之中進行各種演繹,2000年以後的事情,是沒有可能用馬克思主義的各種「20世紀範疇」去理解的。

第一種宣稱要「回到馬克思」的人,是背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書呆子和神學家,是在污衊一貫嚴肅研究歷史進程和革命運動成敗利鈍的馬克思,力求磨掉馬克思的方法和思想的革命鋒芒、剝奪新一代學習科學社會主義的前途。

第二種宣稱要將20世紀留給「20世紀」的人,連偽裝馬克思主義者也省卻掉,在各種「左翼」、「進步」修辭的背後,事實上是兜售各種民族主義幻覺的自由主義者。將20世紀變成「20世紀」,對20世紀的史實進行各種臆想的改造,事實上就是要把20世紀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們和以上第一種人一樣,總的作用還是讓受眾不去認真理解今日世界的來源,也就是剝奪了人們批判繼承革命運動,有力回應資本主義危機和根本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

任何將馬克思和此後的三個國際的革命運動剝離的企圖,在本質上都是反對革命的,也因此是資產階級樂於利用的工具。這裏說的革命,是在現實世界之中挑戰和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通過獲得政權和主要生產資料克服貧窮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億萬勞動人民流血流汗流淚改造世界的進程——而不是文人們臆想的可以立即脫離「現況」的各種烏托邦和「論述方法」。

嚴肅直面歷史和現實,實事求是堅持共產主義綱領,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堅持再造工人階級主體的革命鬥爭,這就是我們紀念馬克思的最好方法。

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共產主義萬歲!

馬克思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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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保羅·魯本斯作品《該隱殺害亞伯》(1608-1609年)

彼得·保羅·魯本斯作品《該隱殺害亞伯》(1608-1609年)

摘錄馬克思論死刑
趙平復
2016年3月28日

所謂死刑有阻嚇作用,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説法。死刑頂多是打擊暴力犯罪的一種極端手段,它本身不能解決造成多數暴力犯罪的社會條件,即剝削、壓迫、兩極分化等現象所產生的各種反社會傾向。

當然,在社會條件以外,也有個人的因素。一方面,人就是他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例如,針對女性、LGBT、少數族裔的所謂仇恨犯罪,並不只是罪犯的個人認知出了問題,更大的是受害人群體在現實社會裏面的低下地位的反映);另一方面,隨著神經科學研究的進展,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貌似無端的暴力犯罪,並不是自主的行爲,而是病變和創傷的作用。

以美國為例,死刑在實際上就是針對最貧苦的群體、特別是有色人種的專政手段,脫胎自奴隸制的普遍種族歧視和司法不公,造成了大量的冤死者。即使是「殺對了人」,資產階級死刑説到底也不過是強化資本主義制度支持度的手段,是妨害人們全面理解犯罪機制和消滅犯罪的障礙物。

勞苦大衆絕對沒有理由承認資產階級國家有「合法殺人」的權力。只有工人階級領導所有被剝削者被壓迫者,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國家政權,有計劃地消滅貧窮、剝削和種種壓迫,掙脫了階級社會枷鎖的新人,才會有能力全面地了解社會、了解自己,摒棄野蠻和愚昧的手段,從事改造和解放人類的事業。

摘錄馬克思論死刑:

的確,想找出一個原則,可以用來論證在以文明自負的社會裡死刑是公正的或適宜的,那是很困難的,也許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說來,刑罰應該是一種感化或恫嚇的手段。可是,有什麼權利用懲罰一個人來感化或恫嚇其他的人呢?況且歷史和統計科學非常清楚地證明,從該隱以來,利用刑罰來感化或恫嚇世界就從來沒有成功過。適得其反!從抽象權利的觀點看,只有一種刑罰理論是抽像地承認人的尊嚴的,這就是康德的理論,特別是當黑格爾用了一個更嚴謹的定義來表述它的時候。黑格爾說:

「刑罰是罪犯的權利。它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為。罪犯把違法說成是自己的權利。他的犯罪是對法的否定。刑罰是這種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對法的肯定;這種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並且是他強加於自身的。」

毫無疑問,這種說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確的,因為黑格爾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單純的客體,即司法的奴隸,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個自由的、自我決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們稍微深入些觀察問題的本質,就會發現,德國唯心主義只是通過神秘的形式贊同了現存社會的法律;在這裡是如此,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著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著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這種把刑罰看成是罪犯個人意志的結果的理論只不過是古代《jus talionis》〔「報復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思辨表現罷了。直截了當地說:刑罰不外是社會對付違犯它的生存條件(不管這是些什麼樣的條件)的行為的一種自衛手段。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比劊子手更好的自衛手段,⋯⋯把自己的殘酷宣稱為「永恆的法律」,這樣的社會也實在是太美妙了。

阿·凱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學著作「人和人的能力」一書中寫道:

「有一種預算,是我們根據它有規律地進行開支的,這就是監獄費、拘留所費、斷頭台費……我們甚至可以用我們預計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數的方法來預算出將會有多少人用自己親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雙手,將有多少人進行欺詐,將有多少人進行毒殺。」

凱特勒先生在1829年發表的對可能出現的罪行的估計,不僅僅以驚人的準確性預算出了後來1830年在法國發生的犯罪行為的總數,而且預算出了罪行的種類。凱特勒引用的下面這個1822—1824年間的統計數字證明,社會的這一或那一部分國民犯罪行為的平均數與其說決定於該國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說決定於整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基本條件。美國和法國的一百個被判刑的罪犯的情況是這樣的:

年齡       費拉得爾菲亞 法國
21歲以下…………………………19   19
21歲到30歲…………………… 44   35
30歲到40歲……………………23   23
40歲以上……………………….14    23
合計 ……………………………..100   100

這樣,如果說大量的犯罪行為從其數量和種類就會揭示出像自然現像那樣的規律性,或者如果說,照凱特勒的說法,「在兩個領域〈物理世界或社會生活〉的哪一領域中動因非常合乎規律地導致一定結果,這是很難斷定的」,那末,應不應該認真考慮一下改變產生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頌揚那些處死相當數目的罪犯來為新的罪犯騰出位置的劊子手呢?

——摘自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英格蘭銀行的措施」(1853年1月28日)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RCEP與TPP參與國示意圖(中央社)

RCEP與TPP參與國示意圖(中央社)


《跨時》按:本文的上半部分見此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五,中共官僚問題

兩篇文章的作者,都反覆提到中共官僚的問題。大抵都認為服貿協議是中共腐化官僚與台資共生關係的強化手段,無法帶來任何進步意義,而且兩者的聯盟會將中國進一步推往資本主義的方向。上面已經分析過,服貿並不太可能會對大陸的國有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官僚的腐化墮落問題當然需要正視,但此問題的核心,是工人被剝奪政治權利,還沒有形成一股可以動搖官僚獨裁的階級力量。反對服貿協議,並不能令寄生官僚層消失,也不會停止他們與國内外資本勾結,更加不會對台資構成任何威脅。另外,如上所述,按馬、恩、列、托的思路,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地位被後進國家動搖甚至打破,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一方面激化帝國主義國家的内部矛盾、瓦解現存體制的分工、動搖此前根深蒂固的各種成見,另一方面增強落後國家的生産力和無產階級隊伍,為大規模擴張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空間創造物質條件。放在當下,伴隨世界資本主義大蕭條的美帝國主義霸權的衰落,同樣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提供客觀條件。但問題終究還是,缺乏足以實現客觀潛力的主觀條件。換句話說,就是人的思想普遍追不上時勢的發展。這就有待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不懈努力了。

六,兩岸工人階級的聯合

往台灣的立場上看,兩篇文章都認為,台商進一步「登陸」,除了衝擊大陸的國有經濟基礎之外,還會反過來令資本主義在台灣變得更加鞏固,越加危害到「台灣工人階級」(但如胡、王文章所指出,台灣不少產業工人,就是沒有公民權利的移工)。而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與資產階級作鬥爭。但是,以這種邏輯來看待自由貿易,只會掉進「開歷史倒車」的陷阱。在今天,各地愈加頻繁的貿易往來已經成爲文明生活的必須,以「工人利益」為由反對各地之間的經濟交流,則惟一的「實際政策」只有閉關鎖國(更有可能的是對大陸單邊鎖國),然後重新訂立一些如英國穀物法般[1] ,為地主階級或沒落資本(或美日帝國主義)行方便的法律。如前所述,無產階級的任務絕非鼓吹本土保護主義。事實上,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雇用的工人,已經比他們在台灣雇用的人數接近多一倍 [2] ,這證明台灣資產階級高度依賴大陸工人爲其生産剩餘價值。正因如此,在台灣任何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都必須得到大陸工人的有力支援,才有勝利的希望。

主張限制台資進入中國大陸、甚至要求台資「回歸」台灣,不但在事實上不可能,還會剝奪大量大陸工人的生計,這絕非革命者的主張。據北京台商協會會長林清發估計,直至2011年,已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台灣人在大陸長期居住,這些人主要是台商及其家屬。 [3] 台灣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部份。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是把握時機,提出以工人階級利益為依歸的融合方案,促進兩岸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工會組織的發展。相反,決不能因為空泛的提倡「維護大陸公有經濟」,而客觀上附和維持台灣(被美日帝支配的)現狀的獨台/台獨思維。

七,美帝還是天下霸主

《服貿系列》的第四篇文章,《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指出了冷戰時期美國運用其軍事政治霸權,扶植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四國形成「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而在美國深陷中東戰爭泥沼,世貿多邊談判膠着、區域化趨勢擡頭,中國乘勢崛起的2000年代期間:

……美國一手安排的經濟冷戰局勢,到了所謂「後冷戰」時期搭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反而成為東北亞與東亞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的契機,促使當前處於製造網絡底層的東盟各國,有了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與需求。

文章接著討論由東盟啓動、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區別,認爲後者的出現是美國反擊潛在排除美國和美元的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戰略佈局,進而:

美國「重返東亞」的高調舉動,洩露出美元體系的結構危機正在逼近,而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需求與實際動作,又在在[注:應為錯字]顯示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近年來,東亞的軍事、政治危機,正是美國挾其自戰後以來於東亞的軍事霸權,深化冷戰防線、再鞏固美日安保結構,並更大規模地啟動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將目標對準中國這個「邪惡他者」。

一系列加強軍事政治經濟包圍,劍指中國和北朝鮮的動作,毫無疑義地展示美國正通過以美日韓澳紐軍事同盟為核心的陣營,準備對中國實行「政經大戰」。《超》文指出東亞「從未真正『後冷戰』」,1980年代以來紛紛倒台的親美反共政權,經過美式「民主化」的洗禮後,親美反共思維從未消減,並在當前的情勢下,夾雜各種本土/民族主義捲土重來。盤據東盟諸國(越南、老撾除外)的反共右翼政界軍界,本身就是冷戰剿共排華時代的產物。

我們認爲,如果美國對東亞地區的強力支配和意識形態動員的能力沒有改變,那排除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是極不可能發生的。

八,東亞各國階級性質的根本差異

掌握東亞經濟融合的鑰匙的三大國:中國、日本和南韓,它們的國家性質就有根本的區別。日、韓目前是臣服美國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列強,中國仍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這一點已在上文論證,不贅。僅此回應所謂「中國帝國主義」論。

近年港台兩地有不少反共言論宣稱,中國大陸已資本主義化,並具有帝國主義性質。[4] 這種説法,明顯與事實不符。他們會以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例如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為例,批評中國剝削當地工人,認為中國的投資是「經濟殖民主義」。然而,中國國家和其它國家的貿易協議,並不能和帝國主義的「自由貿易」相提並論:中國並沒有通過不平等交換和苛刻的信貸條款,強迫對方接受其政經支配、成爲中國傾銷商品、榨取資源和勞動力的新殖民地。中非貿易的最大部份,是中國國企以技術、基建和資本換取非洲戰略資源的長期穩定供應 。[5] 中國得以向非洲提供整體而言比帝國主義優越的貿易條件,為不少非洲國家大規模的改善基礎建設,因爲它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利潤並不是經濟活動的首要目標。至於部分中資私人企業在非洲虐待工人,則展示了中國作爲一個過渡性質國家,存在着資本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生産模式的内在矛盾。

相反,日本和韓國兩國都是由世襲財閥政閥統治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在東亞的首要隨從。美軍在兩國共駐紮了約六萬名士兵,有上百個海陸空軍事設施。[6] 過去幾十年來,駐守兩國的美軍經常犯下各種惡行,小至欺壓平民,甚者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也是屢見不鮮,兩國對駐屯美軍都沒有司法管轄權之餘,美軍更依法掌握南韓軍隊的戰時指揮權。加上美國和日韓之間盤根錯節的連結,諸如與主宰兩國政界的保守右翼,和壟斷經濟活動的財閥集團的深厚歷史淵源和現實聯繫,可得知兩國的根本性質與中國有天壤之別。以日本為例,從總理以下高級官員和保守政客無視各國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政商娛樂界高調推出謳歌侵略戰爭的各種文化商品,倡議修憲為軍隊正名、確立集體自衛權(即和美軍及其盟國以「自衛」名義聯合出動攻擊第三國的「法律權利」)、公開宣佈中國為假想敵,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杜絕斯諾登式的洩密等等,日本統治階級主導的軍國主義復辟運動日益高漲。近日,美軍高級將領更公開宣稱一旦大陸解放軍攻佔釣魚島,美軍將協助日本,直接動用海空武力驅逐之。

同樣,在政經體制和施政目標根本對立的情況下,很難看到現在的中日韓三國,有可能和東盟諸國建立排除美國的東亞共同體。

九,東亞經濟統合的困難

《超》文提出了一個東亞未來政局的可能性:

與RCEP同時進行中的多邊貿易談判,還包括中日韓自貿區、中韓自貿區的談判,在5個「10+1」的協定中,「中國─東盟」自貿區、「韓國─東盟」自貿區將進行整合,這顯示出RCEP的談判的關鍵,還在於整合中日韓自貿區,以作為區域內部主要金融資本與技術輸出地,而亞洲正在興起的龐大消費市場,成為內部形成區域市場的條件──「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出現轉機,亞洲是否能創造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經濟體?

……

若區域經濟體能成功排除美元霸權,發展出亞洲區域結算貨幣,這將反過來加速美元崩潰,同時區域結算貨幣也能與美元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區隔。

我們認為,若把東南亞各國情況一併考慮,問題就會變得更為複雜。縱使中日韓三國和東盟各國在產業分工上存在着的經濟一體化的客觀條件,但在國家政權根本性質和意識形態上截然不同的情形下——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與美日韓澳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各個新殖民地(越南同美國有策略性合作,但還是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與越南有密切關係的老撾,也是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建立起單一市場、共同貨幣的經濟共同體,已屬天方夜譚,更遑論與美帝國主義抗衡、把美帝勢力驅逐出東亞地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服貿簽訂的意義,其實只是把近年來兩岸越來越緊密的經貿關係,更進一步的逐漸擴張,並置於既定的大陸大開放、台灣小開放,台資繼續加強對大陸的依賴性的框架之內——正如《透》文所言,服貿協定並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美國強行向南韓傾銷農產品的KorUSFTA),而更像是北京政權特定政治考慮的產物。另外,對台灣史地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知道,冷戰期間兩岸長達幾十年的全面隔絕,其實是台灣史上的變態現象。現在兩岸經貿聯繫增強的趨向,實際上只是在局部地恢復外力介入之前幾百年來海峽兩岸的常態而已。

對於推動兩岸政治統一、或促進台灣民衆接受統一而言,服貿協議本身幾乎不能發揮任何作用。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美國庇廕下蔣介石政權通過白色恐怖徹底鎮壓台灣社會上主張社會主義統一的人們,在軍事獨裁體制之下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恐共恐華台灣人,再加上李登輝以來,二十多年獨派倚仗國家機器改造年輕人的民族認同,在「民主化」的符咒下,蔣介石教誨的親帝反共反華意識形態,「轉型」成爲了政治正確的「台灣意識」。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台灣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新殖民地(從鉅額軍購[7] 、 早前的「美牛事件」等事例可見一斑)。

兩岸服貿協議在台灣成爲廣泛的討伐對象,説到底並不是協議的條款會怎樣激烈的改變現狀,而是台灣社會上述獨特的政治生態的表現——任何增加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性(從而有可能疏離同美日關係)的政策,都會受到獨台台獨人士的猛烈批判。所謂「國家安全」、「保衛民主」、「弱勢福祉」、甚至「工人利益」,絕大多數只是本土陣營内部不同派系向其受眾宣傳的借詞而已。在這些説辭背後的「本音」,説到底就是——「反對敵國中國」。

在這種建立在割裂、扭曲、僞造本土歷史的基礎上的本土意識形態被克服之前,不只海峽兩岸的政治敵對不會結束,任何能夠有力挑戰台灣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運動也將不會有發展的土壤。

另外,經濟的高度一體化,往往是實行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的政治軍事一體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例如,北約就是歐盟共同市場的政治和軍事基礎。北約是二戰之後美國聯合資本主義歐洲反共抗蘇的產物,在蘇聯東歐資本主義復辟之後,則在以德國爲首的歐盟帝國主義與美帝矛盾日益增強的背景下,美國統合歐洲各國軍事力量遏制俄國的工具。

誠然,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領袖美帝的霸權衰落、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邁向全面工業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實力對比正在發生着歷史性的變化,為東盟一類落後國家拉濶了謀求生存發展的空間。但我們必須指出,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乃至政治和軍事的區域化,並不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先聲,而是戰爭的前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指出: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産力發展和資本累積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麽其它辦法呢?」

「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所有帝國主義大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兩次戰爭之間的『喘息』。和平的聯盟準備着戰爭,同時它又是從戰爭中生長出來的,兩者互相制約,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係和相互聯係這個同一基礎上,形成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 [8]

從台灣反服貿運動最終以通過準白色恐怖的「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為首要訴求;到近日美歐帝國主義指揮其極右和納粹代理黨派在烏克蘭發動政變,俄國通過吸收克里米亞等行動反制,歐盟繼而提出各種旨在降低對俄國天然氣依存度的措施,我們都看到列寧指出的「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

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為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創造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同時在累積戰爭的燃料。局勢如何發展,最終取決於國際工運能否及時形成群衆性力量,有力反對帝國主義統治階級加強對内鎮壓工運和對外發動侵略的舉措,促進社會主義革命。

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任務:直面真實,逆流而上,耐心解釋,長期奮鬥

對於服貿協議所引起的爭議,我們應該撥開表面上的種種迷霧,清楚指出東亞各個「民主」政權,背後都處於美帝的支配之下。同時分辨真正的帝國主義,與中共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區別。

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反對帝國主義掠奪性的自由貿易,但反對的方法並不是呼喚資產階級保護主義,而是指出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各國獲得政權,進行真正互惠互利的國際交往和合作的時候,才可以使帝國主義成爲歷史,落後國家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殖民主義的遺產才會在國際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消亡。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要反對工會官僚「拒絕外國廉價勞工,保衛本土就業」的沙文主義宣傳,反對本國的統治階級;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則要理解民族資本主義的局限性,領導貧農得到政權,開始社會主義建設,聯合國際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我們的一切言論,都要指向工人必須形成階級,繼而獲得政權的綱領之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同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對立的。

堅持反帝方向,意味著必須清楚認識目前中國與各地的經貿協議的局限性。以服貿協議為例,它並不能扭轉美元霸權和美帝對台灣的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支配。只要美國金融資本繼續操控世界市場、美元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帝就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和金融手段大規模掠奪世界各地人民的勞動成果。以美元為國際貿易結算的國家,不得不或多或少依賴美國。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矛盾,主要是特權官僚權貴和新生資產階級同勞動人民的矛盾,會隨著後者在工業化過程中不斷增長的客觀力量而加強。

在分析兩岸服貿時,必須避免落入台獨獨台的思維脈絡,以「避免兩地資本家剝削對岸工人」為理由,提出閉關鎖國的政策;又或曰要「防止北京通過資本控制台灣」,反對台灣與大陸的任何交流。當然,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無論是在地的或是跨地的,我們都應在了解具體情況的前提下,對抗爭中的工人和工會盡力的給與支援。自蘇東資本主義復辟之後,世界各國大多數號稱左派政黨不是瓦解、就是改旗易幟。正因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經歷了重大的倒退,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通過意識形態、人力物力等壓倒性優勢,在世界各國、特別是其目標國家和地區,扶植符合其利益需要的「自由工運」和社運,通過各種無視實際階級力量對比,以要求政府介入調節勞資關係為主調、旨在攻擊「敵方」黨派和工會的運動,動員工人做對親美黨派的炮灰,最終使工人遭受重大損失,喪失對工運和鬥爭的信心。在複雜的政治情勢下,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應該輕舉妄動,而必須清楚評估局勢,盡力作出幫助工人認清事實,團結最大的可能力量爭取勝利,兼有利於未來獨立工人階級政治力量形成的建議,切切不要被各種小資產階級社運溶解。

除非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干預,否則,目前全球經濟交流的日漸頻繁,乃是大勢所趨。同樣,海峽兩岸的經貿往來,即使沒有服貿協議,也必然會越加頻繁。所以,我們絕不應只聚焦在「支持」或「反對」服貿之上。我們認為,當下最迫切的工作,是要讓各地人民清楚認識到,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區別,以及兩者内部的基本社會矛盾和趨向。從我們最容易接近的青年學生、工人開始,使被過去二十多年淹沒的階級常識重新獲得認識,為勞動者的工人階級覺悟的重生,盡最起碼的義務。

最後,我們再次強調:跨境經濟活動不過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對於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説,並不是呼喚本土失樂園的悲情時段,而是必須把握的機遇,讓我們可以努力了解、認識、組織、聯合被資本主義生産和貿易連接起來的各地工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界社會主義有史以來客觀條件最成熟,但主觀條件卻嚴重落後的時期。爲了使反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惡果的青年的血汗,不至於被各色大小資產階級政客引進選舉民粹政治的陰溝,而終能提升為新世代恢復社會主義覺悟的催化劑,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忠於理想,走上清理糟粕、準備革命運動復興的漫漫長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註釋】

[2]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貢獻》,國立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計劃報告書(民99年[2010]12月31日),第100頁,推算2008年台商在大陸雇傭人數為1443.41萬;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97年[2008]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表14《歷年就業者之從業身分》:台灣在2008年平均受僱者人數為790.2萬。[back]
[4]參見史明:〈真要把台灣唯唯諾諾地奉送中共帝國主義 任其侵佔宰割嗎?〉;想想ThinkingTaiwan,[back]
[5]關於中國公私企業在非洲的援助與投資活動實情,參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國際發展計劃主任Deborah Brautigam教授的網誌[back]
[8]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back]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摘錄

編按:這篇文章刊登在《跨時》雙月刊2013年12月2014年2月合併號。

「只要人們還沒有學會透過任何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諾言,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那他們始終是而且會永遠是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一,緣起

2013年6月21日,在上海舉行的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上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協議》),旨在實行世貿和ECFA的相關規定,制度化規範兩岸雙方服務提供者權益,擴大業者交流合作和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協議》規定,台灣對大陸開放64個項目,其中37項是新增或擴大開放大陸投資項目:所有開放項目中,有23項低於世貿標準,22項等同世貿標準,19項高於世貿標準;大陸對台灣開放80個項目,全部高於世貿標準[2],給與台資提高持股比例、增加業務範圍和簡化許可程序等便利擴展大陸市場的措施。台灣官商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模擬推算,《協議》將使台灣服務業輸出大陸總值增加約4億美元(約37%),大陸服務業輸出台灣增額0.92億美元(約9%)[3]。《協議》因會明顯加強台資對大陸市場的依存度,觸動政治神經,在台灣引起極大迴響,成為熱烈討論的公共議題[4]

早前,台灣社運媒體苦勞網刊載了四篇「【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稱《服貿系列》),以「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分析台灣各界對《協議》的(主要是反對的)評論。本文是對此系列的其中三篇文章的回應:分別為第一篇陳柏謙〈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下稱《從》文),第二篇林柏儀、陳書涵〈透視「讓利」政策下的兩岸服貿協議〉(下稱《透》文)和第四篇胡清雅、王顥中〈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文)[5]。我們認為胡、王的文章對第三篇盧其宏的文章作出了有效的回應,所以不會在此評論。

二,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貿易的分析和綱領

《服貿系列》宣佈以左翼角度進行分析,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為了增加討論的資源,我們會嘗試通過引述部分關鍵的論述,十分簡略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自由貿易問題的分析和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探索

馬克思在1848年1月發表題為《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6]的著名演說。馬克思在演說中指出,產業革命導致了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促成生產的集中和壟斷,作為工業強國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為獲得國外原料來源和銷售產品的市場,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幌子,主張廢除保護關稅、進行自由貿易。馬克思駁斥英國資產階級的謊言,論證自由貿易將會加強國與國、資本與資本、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競爭,促使大量中小企業破產,擴大無產階級和失業者的隊伍和世界市場的規模,將階級矛盾不斷推高。

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批判自由貿易並不等於維護保護關稅:

「保護關稅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裏(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馬克思的結論是:

「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着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我們的著重)

恩格斯在1892年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7]中回顧,英國資產階級在1830年代廢除關稅、推進自由貿易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各種原料特別是工人階級生活資料的價格,壓住工資,從而促進資本積累。英國的自由貿易論,建立在它應當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工業中心的假設之上。但有條件建立現代工業的落後歐洲國家,並沒有覺得讓英國資本家賺錢而使自己淪為飢餓的佃農有什麽好處,因此樹立起關稅壁壘、建立製造業,最後徹底打破英國持續近百年的工業壟斷。這樣,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各國的生產力和無產階級的隊伍,另一方面加速了英國的社會矛盾、促進了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和政黨的興起。

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之中,完全沒有絲毫的閉關自守、小國寡民自得其樂的味道,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是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和交往條件,及其所創造的擁有一定文化技術水平的無產階級。同現今不少號稱左翼的論者,主張通過保護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挽救資本主義危機截然不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保護關稅不但是自由貿易的前提,而且前者還必然會導致後者;工業發展必然造成壟斷,進而造成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相互交替。勞動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才可以開始免除它對人們的種種剝削和壓迫。

馬克思在1853年7月發表的另一篇著名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8]中指出:

「……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的基本障礙。

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衆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我們的著重)

在這裡,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不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前提,還是殖民地贏得解放鬥爭勝利的基礎。反對殖民宰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回復封建制度的昔日風光,而是通過解放鬥爭動搖資本主義制度,促進剝奪資產階級、奪取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的世界革命。

恩格斯在1879年11月24日寫給倍倍爾[9]的信中[10],就當時正在發展成為強大的群衆性政黨、公開提倡馬克思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內對關稅問題的取態問題,有這樣的回答:

社會民主黨議員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超出單純否決,這個範圍是很有限的。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資本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工廠立法,正常工作日,企業主的責任,以實物發工資等等。其次是具有進步性質的純粹資產階級的改良:統一幣制和衡制,遷徙自由,擴大個人自由等等。……對於其他的經濟問題,如保護關稅、鐵路和保險事業的國有化,社會民主黨議員必須始終遵循一個基本原則:不投票贊同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我們的著重)

應當注意,當時的德國,雖然已經完成民族統一、走上急速發展的道路,但仍然還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盡管如此,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始終堅守工人階級的獨立性,拒絕支持增強資產階級政權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這同今天各國社民派兜售要求資產階級政府用公帑挽救破產資本的「國有化」靈丹的情形相比,實在有天淵之別。這再一次說明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掠奪性國際競爭,並不意味著要求「本國」資產階級政權採取某些據說「對全民有利」的擴大政府權力的政策,恰恰相反,工人階級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堅持不為統治階級背書。

列寧和托洛茨基對實踐的總結

時間推移到20世紀初,金融資本獲得統治地位,少數積累了巨額資本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瓜分世界市場,激烈的經濟競爭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引向軍國主義,並最終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腥風血雨的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持續至今的時代)。列寧為分析大戰和領導國際工人階級的、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第二國際的多數政黨支持戰爭的叛徒行為的根源,在1916年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1]。在這本著作中,列寧論證了馬克思之前所揭示的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則產生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針對那些抱怨資本主義為何不能滿足「本國人民」的福利、偏偏要輸出國外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言論,列寧有這樣的說明:

「……發展的不平衡和民衆半飢半飽的生活水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條件和前提。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做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後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後國家裏,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為那裏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的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流轉……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證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在少數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過度成熟』,『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夠了(在農業不發達和群衆貧困的條件下)。」

衆所周知,列寧這本著作的結論,並不是任何形式的本土保護主義,而是有力地論證了「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體制和世界大戰的威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國際性質與民族國家的激烈矛盾的終極產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瘋狂屠殺,挽救人類文明的成果,工人階級必須動員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

很明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立場,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競爭,答案並不是要求資產階級實行開放或鎖國,而是認清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結果,組織和動員起來,逐步推翻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接管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市場和生產力,實行民主的計劃經濟,大大提高生產力、克服匱乏和社會不平等,實現無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最後,因為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和各種號稱左翼的誤導性宣傳,不少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是主張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甚至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脫鈎」,才算是「左翼」。在這裡僅列出幾個顯著的例子,以說明這種印象的虛妄。

在1921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經過三年殘酷的戰爭,終於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預和國內反革命的白衛軍,但長期受到強制徵收糧食(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之苦的農民,發動了以喀琅施塔得叛亂[12]為標誌的一系列暴動。為了挽回農民的支持,重建內戰期間被破壞無遺的工農業生產和恢復城鄉交換,在列寧的領導之下,蘇俄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列寧當年就此發表了大量分析、提綱和演說。在此摘錄其中一篇比較通俗的文章[13],說明此政策的核心:

「在絕大多數生產資料集中在我們國家政權的情況下……
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實質在於:第一,無產階級國家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於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原文的著重)

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指公有制為基礎的工人國家所調節的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除了放寬國內資本活動之外,還嘗試通過租讓礦產資源,吸引外資引進設備重建工業,恢復工人階級的隊伍。鑒於當時蘇俄工業的極度貧弱狀態,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國與國之間貧富懸殊得驚人的時代,任何關稅政策都不會有效果。……任何一個富有的工業國都能夠把這種關稅保護完全摧毀[因為工業強國有足夠財力補貼輸出俄國的商品]……肯定能摧毀我們本國的工業。……在帝國主義時代,除了對外貿易壟斷制之外,任何切實有效的關稅政策都談不上。」[14]列寧同時指出,要同外資成立合資公司,吸收資金設備和學習技術,恢復工業。只有這樣有計劃地盡力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才可以開展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堅持世界革命。

在1928年,斯大林政權實行農業強制集體化,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宣稱要在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儘管農業受到嚴重的損害,工業得到了可觀的發展。托洛茨基在1931年4月發表國際左派反對派(即第四國際的前身)關於俄國問題的綱領草案《蘇聯的發展問題》[15],在肯定蘇聯建設的成就之餘,分析社會經濟存在的各種矛盾和趨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三個基本矛盾:城鄉之間的矛盾;落後狀態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間的矛盾;工人國家和資本主義包圍之間,特別是對外貿易壟斷和世界市場之間的矛盾。

關於上述的第三個矛盾,托洛茨基有這樣的論述:

「……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在蘇聯的疆土以內建設一種閉關自守的、內部取得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走向這個『民族』理想的漫長的歷史道路將經過許多巨大的經濟變化、社會動蕩和危機。僅僅把現在的收成翻上一番,即接近歐洲的收成,就將使蘇聯的經濟擔負起出售幾千萬噸剩餘農產品的龐大任務。只有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徹底地重新分配群衆巨大的人力並完全消滅城鄉的矛盾,上述的問題以及農村人口日益過剩的同樣尖銳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但是這個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又將要求以空前的規模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

……由於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經濟,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在每一個新的階段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現。從這方面來看,如果世界其餘部分的資本主義制度還能再維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毀滅。」(我們的著重)

當時西方正處於大蕭條之中,歐洲的社民黨面對蘇聯工業的崛起,掀起了一股「反對蘇聯傾銷」的宣傳活動。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集團沒有乘機反擊,宣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並發動呼籲蕭條中的國家同蘇聯進行經濟合作的運動,吸引遭受大規模失業之苦的西方工人。

托洛茨基在《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6]一文中指出:

「……我們時代的生產力不僅突破了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形式,而且衝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已經成為束縛世界經濟的桎梏。無產階級革命既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反對世界經濟的分裂狀態。東方各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包含在這個世界過程之中,以後還會同這個過程匯合起來。……國際主義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經濟事實的表現。正如過去的自由主義是民族的一樣,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從世界分工出發,使國際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務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我們的著重)

由此可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蘇聯的孤立,不但不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所期望的情況,還是促進蘇聯官僚化和扼殺其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貫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高於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一種社會形態,也因此必須通過最先進的國家的勞動者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建成。要保衛被限制在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盡力突破封鎖,盡一切可能善用世界市場的資源,發展經濟、壯大工人階級和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與世界各地的實際聯繫,堅持和鞏固世界革命的陣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有覺悟的工人,不但不應該反對工人國家進行對外貿易,還應該積極反對統治階級任何封殺這種貿易的措施。也因此,當前的根本問題,從來就不在於「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因為自由貿易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無產階級的事業有利的),而在於如何提高各地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治覺悟水平,使其脫離各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重新確立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目標。

三,《服貿系列》首兩篇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系列的首篇《從》與第二篇《透》。《從》文作者認為,台灣目前主流無論是反對抑或支持服貿協議的論述,都是從資本家而非工人階級的利益立場出發去評論兩岸服貿協議,並認為若要建立一套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的論述,則必須從「台資與台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20年間對兩岸工人階級處境與命運所帶來了關鍵量變與質變」開始,說明台商與中國工人階級的關係。

《從》文作者指出,「來自台灣資本家的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邁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與來自香港之資本,共同扮演中國經濟市場資本形成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角色」,繼而認為台商『透過設廠、雇工、管理等實作,將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雇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帶進了「社會主義」中國』,並且,這種影響會因服貿協議而加劇,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性亦會「被國家機器與黨侷限在廠場內,台資企業則報以各種威逼、分化等資本主義勞動體制內慣常壓制勞資間鬥爭時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應並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爭,馴化工人的戰鬥性」,最後,作者認為,「腐化官僚與台商成為利益共生的聯盟,將中國一步一步推向資本主義化」、「中國共產黨腐敗的官僚層,則因與台資、港資或逐漸成熟壯大的中國私人資(本)建立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在物質基礎轉變決定意識形態轉變下,右傾越來越不可能走回頭路並可預期將持續扮演著推動中國進一步資本主義化、鼓吹全面「自由化」與「私有化」的幕後主力」。

《透》文的作者,則首先認為在服貿協議中獲得利益的,必然是資本家,兩地工人階級將不會得到任何利益,甚至只會招來惡果(尤其是中國工人),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為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爭取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然後進一步推論「台商進入中國,將「令私有化的浪潮進一步在中國發展」,甚至認為這會「回過頭來使資本主義在台灣更加鞏固,令台灣工人階級亦身受其害。」評論到兩岸統一問題,則「北京政權依然是追求兩岸統一,但過去基於反美帝、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東亞,而可能帶有進步意涵的兩岸統一志業,已日益淪為僅是維護中共既有官僚層利益、養肥台港大資產階級的不顧原則統戰,甚至將以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中國工人階級利益受損為代價。因此,我們要嚴正地指出,對於這樣親近資產階級、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政策,不論是站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左翼立場,都要予以批判和反對。」《透》文的結論是「服貿協議將加深台灣資本入侵中國,強化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我們不分國界工人階級都應當反對的。反對服貿只是這樣左翼運動中的一步。長遠來說,運動進展的基礎和目標在於,兩岸工人階級更認識到了彼此間的共同利益和處境,一同團結來反對兩岸的資產階級與官僚政權,而不受到兩岸統治階級或國族想像差別所分化。」

四,台商衝擊大陸公有制經濟?

首先,台商或許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但台資以至外資等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其實都處於邊緣狀態,對政治、經濟都沒有顯著影響力。直到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控制着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大部分社會剩餘——土地、礦產、鋼鐵、能源、工具機、航天、造船、汽車、建築、金融、鐵路等等——都掌握在國家手上。例如,在2013年八月底由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顯示,在500個企業中,有62%為國營企業,佔著榜首三名的都是能源企業、然後是銀行、建築、鐵路、汽車工業等;在排行榜上出現的第一個私營企業是39位的蘇寧控股集團、第二則是排名42的科技企業聯想集團[17]。從這些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排名分佈,可以證明私營企業在大陸仍然處於較邊緣的地位,對控制經濟核心部門的國有企業並無構成威脅。舉一個顯著的例子: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開始時的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18]和相關政策,改善勞工的基本權利、降低勞動市場的彈性、同時增加了台資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勞動管理成本,對勞動密集型的台資中小企業的衝擊尤為強烈[19]。包括台商在內的資本家曾經要求檢討行使範圍甚至全面撤回該法,但完全沒有被理會[20]。可見,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的政經影響力極為有限。對於加工貿易在大陸經濟扮演的角色,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講師盧荻有這樣的判斷:

「……加工貿易的增價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只有5%。顯然,中國經濟存在著某種二元結構,其中加工貿易部門基本上是一個飛地部門[21],向對於整體經濟所佔分量很有限,也就很難導致整體經濟的增長依賴加工貿易出口擴張。然則為甚麽這個飛地部門能夠一直維持下來,即使它對整體經濟增長貢獻有限,而且在近年還因為它的順差膨脹妨礙了整體經濟發展,加工貿易部門仍然快速地擴展。這其中可能有創造就業的考慮,但這應該是次要,因為早在2006-2007年期間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產業就紛紛遇到勞工短缺的難題;主要的考慮應該是政治方面的,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牽涉到香港和台灣資本的利益,甚至是維持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因素。」[22](我們的著重)

換句話說,《從》文顛倒了台資與大陸官僚之間的權力關係。

其次,中共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容許國內外資本家進行一定的經營活動,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會在大陸再度出現。我們肯定台商有把他們的所謂「人力管理文化」帶到大陸上,但這種影響,主要在私營企業之內,而且如上所述,決不等於以技術密集行業為主的國有經濟會跟着台商的指揮棒走。再者,「生產關係」亦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管理人員、工人,他們的勞動報酬也是以薪水及福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這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並非管理人員的私人財產。國企高管儘管待遇優厚、有大量的物質特權甚至營私舞弊的情況,但他們不是企業的所有者,隨時可以被中共裁撤調換。當然,貪污腐化、國企利潤的不合理或不公開的分配、管理層和一般職工待遇之間存在的鴻溝,都會削弱一般勞動者對國企的認同,動搖國有經濟的政治基礎。但這是官僚統治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根源在執政集團內部,而不在台資。而要談論影響官僚行為的外部力量,也確實輪不上台資────對官僚集團最具影響力的,是操控世界市場的帝國主義的動向。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23]中指出,在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資本主義遺留的匱乏和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社會還必須按照「資產階級法權」的標準,即按照個人貢獻的勞動量而分配生活資料、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不能做到「盡其所能」、也不可以「按需分配」。因此,在工人國家中,必然還會有等級工資和層級管理制度。台資是美日帝支配和哺育的產物,它們當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載體。但台資服務業擴展大陸市場,並不意味著北京政權就會為了討好它而將「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例如,這次開放給台資的醫院、長顧行業,是大陸所長期缺乏的,台資如果積極投入,只會擴大相關的供應量,而不會崩壞本來還未有的公共服務)。再者,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宣佈,「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24]。在世界資本主義陷入大蕭條的脈絡下,北京政權願意大展拳腳搞私有化的意欲有多少,就更可想而知了。至於工人階級的鬥爭被馴服,恐怕這不是台資才可能做到的是事情────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群衆性的革命政黨,挑戰官僚和資本,那恐怕所有的局部鬥爭也都會被馴服的。這不是大陸或台灣獨有的問題,而是普遍的問題。假如台資不去大陸,工人就會比較難以馴服,那倒不如直接提倡外資企業全面從大陸撤資?

下半部

【註釋】

[1] 1995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09-314頁。[back]
[2] [台灣]經濟部及各相關機關《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民102[2013]年7月17日),第1頁。[back]
[3] 同上,第2頁。[back]
[7]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18-434頁。[back]
[8]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67-773頁。[back]
[9]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年-1913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back]
[10]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638-640頁。[back]
[11]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75-688頁。[back]
[12] 掌控彼得格勒海上咽喉的喀琅施塔得(英譯Kronstadt)要塞駐軍在1921年2月底至3月中進行的反共武裝暴動。要求結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放寬私人經營、舉行沒有共產黨參與的蘇維埃選舉等。[back]
[13]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蘭塞姆問》,第706-715頁。[back]
[14]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關於對外貿易壟斷》,第739-742頁。[back]
[15]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51-280頁。[back]
[16]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83頁。[back]
[19] 參見蔡昌言《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影響之研究:以廈門台商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2卷4期(2009/12/01);陳儀玲《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台商的影響與因應》,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1月。[back]
[20] 《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05月11日〈外商强硬拒絕〈勞動合同法〉草案威脅要撤資〉;新華網2008年1月21日〈新《勞動合同法》實施500餘家台灣企業撤離東莞〉;每日經濟新聞2009年1月20日〈經濟學家集體詬病勞動合同法人保部專家挺身保衛〉。[back]
[21] 加工貿易的基本結構是:外資提供設備、原料、來樣、管理生産和外銷市場;中國提供土地、基建和勞動力,得到外匯和就業。因爲原料和產品市場都在國外,與中國整體以國有大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和國内市場並沒有直接聯繫,類似外資在中國的「領土」,所以比喻為「飛地部門」。[back]
[22] 見盧荻《世界發展危機與「中國模式」》,《政治經濟學評論》第1卷第4期24-35頁,2010年。更新的英文版見D.Lo,‘China and world development──beyond the crisis’ in Yokogawa et al eds.,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Their Impacts on the World Economy,2013,London: Routledge.[back]

「左翼」到底代表了誰?(趙平復)

2011年11月,反共、反女性、教權主義的波蘭「自由工運」前領袖,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在華沙為全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前總統里根的銅像揭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當年為主張職工持股瓜分國企、全面開放外國投資、以自由選舉瓦解「共產暴政」等的團結工會,提供了龐大的物質和政治支援。

2011年11月,反共、反女性、教權主義的波蘭「自由工運」前領袖,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在華沙為全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前總統里根的銅像揭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當年為主張職工持股瓜分國企、全面開放外國投資、以自由選舉瓦解「共產暴政」等的團結工會,提供了龐大的物質和政治支援。(來源:Getty Images)

「左翼」到底姓「資」還是姓「社」?——
從關於公有經濟的兩個關鍵問題說起
趙平復
2016年2月1日

要判斷部份「左翼」的言論到底姓「資」還是姓「社」,不是看他們那些膚淺造作的、引人發笑的葉公好龍式的偽裝(例如文章頭半篇抄寫毛語錄、張春橋,結論卻是要求當局網開一面讓帝資NGO構建「社會主義公民社會」),而是看他們對於政治經濟問題的根本立場。在此舉兩個關於大陸國有經濟的例子:

(1)「左翼」堅決表示,國有企業不應該賺錢,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提供社會保障——他們甚至會表示,國企賺錢,本身就是它們和資本主義企業毫無區別的證據。這聽起來好像很「左」,但實際上卻是最右的主張。

這裏的要害,並不是「左翼」傻子們以為的一樣,是「支持」還是「反對」社會福利,而是社會生產剩餘由誰支配的根本問題:

「左翼」的實際主張就是:賺錢的事業要由「民間」(即資產階級)主辦,虧本的社會保障要由國家包底。

這其實上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政壇的「舊主流」(即所謂「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的綱領的另一種說法:即主張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透過中下層勞動人民的稅款,補救大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推動各種鼓勵人們創業的政策;政府必須迴避所謂競爭性經濟活動,不要「與民爭利」。

更不用說,大資產階級飼育的各種「公民團體」(即慈善、社會改良事業),即「左翼」寄生其中的所謂「進步運動」,也承擔著維護資本專政、排除社會主義政治的重要功能。

在利潤率普遍下降的經濟蕭條之下,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打擊核心的工運力量,在不動搖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制度的情況下,將以上積極收買工人貴族/社民派的勞資合作「舊主流」政策,進一步轉變為抹殺任何階級認同、將政治重新「公民化」的「新主流」——即所謂「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最核心的內容並不是「左翼」經常埋怨的福利縮水、往常階級合作機制的弱化(社民派的階級合作路線本身,就存在完全瓦解階級政治的因素,在此不贅),它的最本質的內容,是經濟的徹底重新金融化、寄生化,不只是「利潤主導生產」的資本主義「常態」,而是金融地產投機、個人豪華消費排除生產性投資的最腐朽的資本主義,即對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及其世界經濟法則的徹底的臣服。

「左翼」關於國有經濟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社會保障、甚至認為福利多寡是決定國家政權性質的關鍵要件的資產階級社民派主張,同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民經濟制高點,集中、動員社會生產剩餘進行生產性投資,有計劃地改善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文化和技術水平的社會主義綱領相比,有天淵之別。

換言之,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國有企業必須要同國內外的資產階級「搶飯碗」,爭奪對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控制權,才可以獲得大力提昇勞動人民生活和文化技術水平的物質能力。而且,只有通過不斷提升國有經濟的技術水平和競爭能力,才可以確保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國企的真正問題不是不應該賺錢,而是部份管理人員舞弊營私、部份職工將國企視為個人財產等等官僚主義的寄生現象。真正改好國企的方向,是調整限制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工的薪酬差距,確立國有經濟單位對全體勞動人民負責、由工人民主的機關進行集中規劃和監督的原則和辦法。換言之,就是要通過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讓國有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為勞動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

(2)「左翼」認為,大陸國企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大好,最好就是搞職工分股,讓國有企業都變成西班牙蒙德拉貢(即法西斯政權和天主教會合作壓制工人的「模範」合股企業)一樣的職工合股企業,而據說這就是「經濟民主」云云。

這聽起來好浪漫,但稍微瞭解蘇聯東歐的亡國故事,乃至中國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一段歷史的人們,都可以知道,職工分股是最方便腐敗墮落份子瓜分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的手段之一。葉利欽(美援「民主運動」的領袖)、瓦文薩(美援「自由工運」的大神)就是主要通過這種手段,實現了俄國和波蘭國有經濟的極速私有化,為蘇聯東歐諸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權利的災難性崩潰打開了閘門。

「左翼」們當年迄今針對「共產極權」而一直無限吹捧的資產階級普選,不過是為新興資產階級化公為私的掠奪,和他們在帝國主義指導之下所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手段。

職工分股的主張,訴諸職工最落後、最貪婪的一面,告訴他們可以將自己工作的單位據為己有,不再受國家的任何管制,可以開心的成為「自主的小老闆」、盡情的為自己賺錢。然而,脫離國家規劃管制的各種新近成為職工合股企業的前國有企業,在失去原有的原料和市場的條件下,多數很快倒閉,被賤價剝奪資產。原本的「小老闆」,變成了失業者,或「更加獨立的」個體戶。

至此,讀者們應該明白,「左翼」們主張國企不能賺錢(國企的功能據說應該是社會保障)的同時,也主張國企要搞職工分股(據說這樣才能夠實現國有經濟利潤分配的公平正義),並不只是自相矛盾的書呆子廢話,而是有其一貫的邏輯的——那就是瓦解國有經濟、讓資產階級奪回國民經濟制高點,最終實現資產階級專政,即「民主」的邏輯。

將「左翼」的這些經濟主張,及其一貫宣揚「民運」的政治主張放在一起,就是經典的美國「轉型理論」。

左傾的朋友們,是時候看清楚「左翼」的掛羊頭賣狗肉的詭辯術,同這種玩弄底層民粹的貨真價實的新自由主義代理人一刀兩斷了。

從台灣健保「排陸」問題想起(趙平復)

《跨時》按:本文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在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之下提倡「本外平等」,必然會受制於現行體制的法律和財政框架,最終只會淪為一種於事無補的「政治正確」、成為統治階級的「進步」裝飾。要爭取社會平等,就必須為建立工人政權而奮鬥,在勞動人民成為全世界的主人翁之後,才可以真正的消除社會和地域不平等的物質和意識基礎。


從台灣健保「排陸」問題想起
趙平復
2015年11月27日

2015年11月26日,台聯召開記者會,反對陸生納保(圖片來源:台聯立院黨團)

2015年11月26日,台聯召開記者會,反對陸生納保(圖片來源:台聯立院黨團)

1. 不少台灣人視大陸為「敵國」,是目前針對大陸人的歧視政策的最核心的推動力。馬克思主義者要處理這種「大陸敵國論」,就不能迴避海峽兩岸政權性質及其在世界大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弄清楚這個問題,就不可能幫助勞苦大眾脫離資產階級的控制、分清敵友。

2. 馬克思主義者的最終「問責對象」,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不是「某國的」或所謂「某國的工人」(甚至某島的、某城的)的經過資產階級宣傳所構造出來的那些「當前利益」。

3. 具體比較大陸和美國給予台灣留學生的健保待遇,可以指出不少台灣人的「敵友觀」在最簡單的物質層面上的謬誤。當然,對於大陸對台灣的各種「讓利」,還是有人會說成是純粹的、無端的「利誘」的。

4. 然而,大陸對港澳台公民進行所謂「利誘」的根據,是大陸法律規定港澳台公民都是中國公民。很多台灣人可以不當大陸人是「自己人」、甚至是「敵國人」,但也因此不應該認為大陸對旅居大陸的台灣人的待遇是「理所當然」的。這一切都有政治前提:你認為人家是「敵國」,就不要期待人家必需對你友好,甚至給予公民待遇。這其實是很基本的人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希望佔人便宜的人,是沒有資格要求對方永遠接受不平等的。這其實也說明了台灣問題的本質,就是中國革命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

5. 以上的第3和第4點,還只是從最普通的(資產階級)公民社會的原則作為出發點——屬於同一民族國家的公民,理應有共同的權利和義務。有沒有共同的權利和義務的根據,是人們到底屬不屬於同一個民族國家。本土沙文主義者的回答當然是,無論大陸當局如何對待在大陸居住的台灣人,大陸和台灣就是兩個民族國家,再加上大陸是「敵國」,所以無可能平等看待在台的任何大陸人。這就是最常見的「公民社會」的「自我保護論述」。

不得不說的是,這種說法的本身,其實是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的。

2015年9月26日,國民黨召開記者會,反對民進黨主張陸生與外籍生一律全額自付健保(圖片來源:陳舜協/東網)

2015年9月26日,國民黨召開記者會,反對民進黨主張陸生與外籍生一律全額自付健保(圖片來源:陳舜協/東網)

6. 在這樣的民意背景之下,單從目前的具體開支盈虧下手,去論證台灣當局對大陸留學生的健保補貼並沒有「虧本」,是十分有侷限的——難道台灣當局對陸生或其他外地生的補貼造成了「虧損」,就應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附和「本土優先」的理由了嗎?

7. 再者,在資本主義制度常住公民優先的基本原則之下,也完全可以主張所有外來人員都應該被排除在所有的公共社會保障之外。在資產階級國家社福「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本土優先」是完全符合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的。

8. 因此,用資產階級「公民社會」的標準評論排外思潮,最終也會受制於「公民社會」的基本框架,不得不成全排外思潮。左派必須從「人類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作為自己的立足點,才可以把事情說得徹底,也因此有更大的說服力。
箇中的關鍵,在於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可能滿足勞動人民的自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之餘,還是貧窮、壓迫和戰爭的根源。

9.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國家的開支,包括福利的開支,受制於資產階級的政治考慮——這是由國家的基本制度及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10. 事實上,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公民權利——無論在社會福利還是在政治權利方面——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下,都正在被大幅度地限制和虧空。

例如,在歐盟,以「平衡收支」、償還破產金融資本所造成的「國債」為口實的緊縮政策,正在推動保健教育社會福利的全面「產業化」,大範圍的以資產階級的「慈善/社會企業」取代公營社會事業;同時,在「反恐」的大纛之下,各國加強和擴大軍警編制和權力、對人民實施全方位的資訊監控,積極的構造「戰時緊急體制」,進一步壓縮社會異議的表達空間。

11. 西歐「伊斯蘭恐怖主義」危機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已經不能兌現來自原殖民地的人民的公民權利。

以法國為例,北非移民及其後代在教育、住屋、就業、司法各方面受到普遍的歧視和壓迫,被「共和國」排斥的大量青少年,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治力量的缺席下,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更有人參加所謂「聖戰」。

法國國家及其「左翼」的「策略」,則是以「捍衛共和國、捍衛世俗主義」為口實,進一步限制穆斯林群體的公民權利、加強對穆斯林群體的政治和社會監控——即客觀上加強資產階級國家鎮壓可能的工人階級抗爭和革命運動的「法權」和實力,大力增強以維護現行資本主義體制為共同底線的社會輿論。

12.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若不突破資本主義的「公民社會」觀念,就不可能抵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強大物質力量所產生的反動潮流,甚至在客觀上成為「合理的」資本主義政策的提倡者、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的「軍師」。

13. 突破「公民社會」觀念的關鍵,就是「還原」資產階級國家的實際作用:即極少數資產階級用以統治、剝削和壓迫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機關——資本主義的公民權利,就是規定資本統治權的法律形式,它的內容和兌現程度,取決於經濟的發展水平和榮衰,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

在工人階級剝奪壟斷資本的政權和產權,建立以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民主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權之前,我們是沒有條件談論「合理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的

14. 同樣,只有在爭取社會主義的展望之下,才可以合理的提倡反對「公民社會」觀念的各種主張。與建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權的展望脫鉤的那些「本外平等」的「反歧視」主張,必定會屈從於資本主義國家「財政能力」的緊箍咒,最終只會淪為自詡「重視人權」的鄉愿。

15. 也同樣,要真正的反對歧視壓迫LGBT,甚至廢除監獄制度、謀取LGBT的徹底解放,就必須分析和指明哪一個階級具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真正自由和平等的新社會的潛力,必須研究所有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得以聯合成為爭取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的政治綱領。

若不搞清楚這些關鍵的問題,那所有關於「廢除」的言論,就不可以脫離資產階級「多元輿論」的範疇,真正的轉化為在實際上可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由絕大多數不論性別的勞動人民所形成的群眾革命運動——只有這種運動,才可以根本的消滅歧視壓迫LGBT的社會基礎,才可以建立性別不再是國家壓迫範疇的新社會。

16. 因此,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就必須突破改良主義的「多元社運論」,建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主體,建立工人階級聯合全體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統一戰線,以建立工人政權、進而爭取世界社會主義聯邦作為運動的總綱領。

對誰有利?(列寧)

《跨時》按:列寧這一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發表的文章,對我們考察當下的各種政策主張的本質,還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特此轉載。

2015年11月13日奧地利維也納敘利亞問題會議會場(來源:Joe Klamar/AFP/Getty Images)

2015年11月13日奧地利維也納敘利亞問題會議會場(來源:Joe Klamar/AFP/Getty Images)


「對誰有利?」
列寧
1913年4月11日(24日)

在拉丁語中有「cui prodest」(「對誰有利?」)這樣一句話。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

誰直接維護某種政策,這並不重要,因為在現代高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一個富翁隨時都可以「雇用」或者收買或者招來任何數量的律師、作家甚至議員、教授、神父等等,讓他們來為各種各樣的觀點辯護。我們生活在商業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資產階級並不以買賣名譽和良心為恥。還有一些頭腦簡單的人,他們常常由於考慮不周或者出於盲目的習慣維護在某些資產階級人物中間佔統治地位的觀點。

不,誰直接維護某些觀點,這在政治上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提議、這些措施對誰有利。

例如「歐洲」,那些自稱「文明的」國家,現在正在進行瘋狂的軍備障礙賽跑。在成千種報紙上,從成千個講壇上,用成千種調子就愛國主義、文化、祖國、和平、進步等等狂吠亂吼。——所有這一切無非是要為各種殺人武器、大炮、「無畏艦」(最新型裝甲艦)等等再行支出幾千萬幾萬萬盧布找理由。

對於「愛國者」說的這些話我要說:公眾先生們!別相信空話,最好是看看對誰有利!

不久以前,英國著名的「阿姆斯特朗—威特沃思公司」發表了它的年度報告。這家公司主要是生產各種軍火的。平衡表上的總額為887000英鎊,即將近800萬盧布,股息佔12.5%!!將近90萬盧布撥作預備資本,如此等等……

這裡可以看出,從工人和農民身上榨取來用於軍備的幾百萬幾十億盧布究竟到哪裡去了。股息佔12.5%,這就是說8年內資本就可以增加一倍,而經理等等的各種酬金還沒有計算在內。在英國有阿姆斯特朗,在德國有克虜伯,在法國有克勒佐,在比利時有科克里爾,在所有的「文明」國家裡,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公司呢?又有多少軍火供應者呢?

現在可以看出,鼓吹沙文主義,侈談「愛國主義」(大炮愛國主義),侈談捍衛文化(用毀滅文化的武器來捍衛)等等究竟對誰有利!

載於1913年4月11日《真理報》第84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61—62頁

側記「毛派」和反共派的「對話基礎」(趙平復)

《跨時》按:這篇文章是作者評論《端傳媒》反共文章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從「端傳媒」的反共系列,看自由派的真面目》


作為某些跨黨派「對話」的基礎的「共同想像」(來源:熱血時報)

作為某些跨黨派「對話」的基礎的「共同想像」(來源:熱血時報)

側記「毛派」和反共派的「對話基礎」
趙平復
2015年10月30日

香港本土派有一個「理論」,叫做「支爆論」。大意是:中國經濟必然會硬著陸,中共政權必然頹然坍塌,即所謂「支那爆炸」。據說,「支那爆炸」之時,就是「本土建國」之機運。當然,香港本土派在本質上,不過是最極端的自由派。對於大陸自由派來說,「支那爆炸」之時,就是他們建立「正常的資本主義民主」的千載難逢的好時光。

某國際知名的「毛派」領袖,主張一種基本邏輯如上,但更具「世界體系」意義的「理論」,姑且叫做「中資爆破地球論」(至於是不是「帝」,學徒們貌似還在「商榷中」)。大意是:中國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發展,中國越發展、地球的生態就會越不勝負荷,最終世界資本主義也會爆炸自毀。據說,世界資本主義爆炸之時,就是回到某種四人幫「社會主義」的激情歲月。這位「毛派」領袖宣佈,盧森堡說過:『資本主義之後,「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其實,盧森堡這句話,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之後」的意思,她是說:資本帝國主義就是野蠻。領袖似乎想說,資本主義還不是野蠻。)。

自由派所講的「支爆」,同「毛派」領袖所講的「中資導致世資破滅」,儘管表面上一「左」一右,但「理論內涵」和綱領路線,是驚人的相似:他們都認定,中國經濟被價值規律所支配,中國國家是某種資產階級國家,中國現行制度是某種「不正常的資本主義」;自由派認為中國現行體制的毀滅,將有助「普世價值」君臨天下。這位「毛派」則主張,中國的發展正在通過毀滅地球的生態、破壞「普世價值」的生存基礎。

換言之,這位「毛派」不過是最徹底、最極端、最中國中心的自由派而已。自由派和這種「毛派」,在其本質上,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前者主張「新自由主義」,後者主張凱恩斯主義;前者主張自由貿易,後者主張本土保護主義。世界共產主義社會,都不是他們的目標。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位「毛派」領袖,發表了深情的文章,和香港南方系糾集的1989餘孽們「對話」。他宣佈,自由派並不代表大資產階級,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他細緻地質問對方,要求對方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同時認清大陸遍地都是「馬列毛青年」、「仇富思想」正在廣泛傳播的大好形勢。

最後,「毛派」領袖雄壯地宣佈:「無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資本主義,總是要死亡的。當死亡來臨的時候,中國的自由派朋友們,你們何去何從呢?是向社會主義投降,還是向野蠻投降?」

其實,一個社會制度,從來都不會因為「生態危機」或很多青年討厭它而「死亡」,資本主義也當然不會因為兩種在骨子裏深深認同「正常資本主義」的黨派的「對話」而「死亡」。

《共產黨宣言》一開始就指出: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用「毛派」應該很耳熟能詳的說法,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資本主義制度絕對不會「自滅」。國際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及時脫離各種資產階級實力的支配,形成獨立的革命力量、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要求這樣那樣的「正常的資本主義」,那就有可能在下一次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和資產階級「同歸於盡」。

札記:似曾相識的幾種人(方成)

《跨時》按:在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薄弱,社會主義革命仍然可以被視為遙不可及的當下,資本主義危機的現實,既迫使不少小資產階級讀書人修正自己此前的各種小市民的庸俗觀點,同時也容許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借用各種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維護小市民的庸俗「核心價值」。舉一些例子:有人宣稱「社會主義就是最徹底的民主主義」;有人宣稱共產主義社會是小確幸的「小社會聯邦」;也有人扭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內容、用以迴避他們作為號稱「左翼」反對真實存在的帝國主義的義務;有人宣稱所有發展都是資本主義發展、把科技進步同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對立起來;也有人宣稱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制度、而在於勞動本身,據說只要拋棄勞動、改宗他們「非異化的」文青思想,就可以得到「解放」——當然,你必先拋棄私心,為他們的良心小生意奉獻無償勞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當然,這一切都有「先例可循」。方成君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了解這些人的一些重要線索。


札記:似曾相識的幾種人
方成
2015年7月25日

蒲魯東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奠基人。

蒲魯東的主要觀點有:①人類歷史是永恆觀念的歷史,永恆觀念由少數「社會英雄」所創造,群眾不過是永恆觀念完成自我發展的工具;②反對社會化大生產、維護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建立一個人人都是小老闆的「互助社會」;③通過個人所有制改良資本主義社會。例如:勞動人民合股成立「人民銀行」提供無息信貸、建立合作社和小作坊;④反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和進行革命;⑤否定工人政黨,以小生產者相互建立契約的方式、建立「互助」的無政府「聯邦」,取代國家。

蒲魯東派在1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期間,曾經在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瑞士、意大利的工人運動中,有較大的勢力和影響。在第一國際內部,蒲魯東派同以馬克思、恩格斯為首的共產主義勢力,進行了激烈的鬥爭。1867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一國際三大通過關於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決議,標誌著蒲魯東派的式微。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間,蒲魯東派在公社政府內有多名代表,他們反對沒收法蘭西銀行,這是導致公社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巴黎公社失敗後,蒲魯東派急速走向沒落,只有部分自稱「社會主義者」的資產階級激進派,仍然以蒲魯東作為自己的始祖。

一:蒲魯東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繫的。小資產者像歷史學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in everything(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時還像蒲魯東一樣是個有才智的人,那麼他很快就會學會玩弄他本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怪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

——馬克思〈論蒲魯東〉

有一種知識份子, 對於他們來說,歷史和現實政治,是眾多的「學術興趣」的其中一種,以致於他們總在主義和主義之間搖擺,有時以一派自居,當發現另一種論述引起其「興趣」,在思辨上有其「合理性」,一夜之間就變成另一派的忠實支持者。他們意識不到政治派別和立場的自我宣稱是一種政治承擔,不認為以主義者自居是一種政治責任。對他們來說,歷史和政治從來不是他們關心的東西,他們著重的是自己抽象的、在頭殼裡的「知性活動」;是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身份和地位;也許還有他們身為「知識份子」的虛榮。

主義者用生命去捍衛主義;裝腔作勢者卻用主義抬高自己。主義之於一種知識份子,像「有意思」的角色扮演。他們內裡的觀點,並不等同於他們所宣稱的。他們居高臨下,在思維中而不是在歷史中尋找「可能性」,意圖在理論上調和存在於歷史和現實中的矛盾。但階級鬥爭不是在思維中而是在現實中發生的。他們「口頭革命;實質調和」的舉止,暴露了他們的真實企圖。

自稱主義者而否定歷史曾經發生過的和現在進行中的革命,宣佈這些革命是「歷史的悲劇」、宣稱當時「沒有條件」實行革命,甚至在現實之中支持反革命,最終說明了他們不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而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孟什維克。

司徒盧威

彼得·司徒盧威(英譯:Pyotr Struve)(1870-1944)

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首領之一。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數年期間,是「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度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司徒盧威在20世紀初成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成為立憲民主黨之中的右翼的領袖之一。一戰期間,司徒盧威支持沙俄的擴張政策。十月革命後,先後參加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白衛偽政權,反對蘇維埃政權,最後流亡法國、客死巴黎。

「合法馬克思主義」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同時反對沙皇專制制度,主張資產階級民主制,批評主張「農民社會主義」的民粹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片面地宣稱資本主義是文明和進步的泉源,論證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在1895-96年沙俄當局抓捕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主要領袖之後,和20世紀初年之間的短短幾年之內,以司徒盧威為首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集團,一度成為俄國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

在那幾年期間,司徒盧威集團的主要興趣,在於利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斷,「證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在俄國的必然性。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階級的內容。

在哲學上,「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唯物辯證法,主張新康德主義。他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哲學沒有必然的關係,主張用「道德證成社會主義」。

在政治上,「合法馬克思主義」主張,因為俄國缺乏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反對沙皇專制的鬥爭,只能是爭取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鬥爭。也因此,工人政黨不但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派,還應該接受後者的領導「爭取民主」。

「合法馬克思主義」塑造了一種為資產階級度身訂造的、「淨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以馬爾薩斯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新康德主義取代了歷史唯物主義,以階級合作取代了階級鬥爭,以社會改良取代了社會革命,以資產階級的民族自由主義取代了工人階級的國際社會主義——它比德國的伯恩斯坦,更早的提出了「修正主義」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孟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的「先聲」。

「合法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初年瓦解後,主要成員紛紛成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更有部分成為宗教的辯護士。類似「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左翼」思潮,直到今天,還是學院內外左傾讀書人的典型現象——在資本主義危機和階級鬥爭激化的間隙之中,「馬克思主義」往往成為小資讀書人的一種「時尚」,但當激烈的階級鬥爭來臨,他們本來只想改良、完善的資本主義制度,遭到了實際的革命威脅之時,他們多數會「轉向」、成為最堅定的保守派。

二:司徒盧威

「我們不必花許多時間來分析這種拙劣的理論。司徒盧威的《評述》一書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非常熟悉有教養的俄國資產者的這種『手法』,熟悉他們怎樣披著清除了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貫徹自己的觀點和願望。最近的事態特別明顯地表明,司徒盧威主義不僅是俄國的而且也是國際的資產階級理論家的一種意圖,他們妄想『用溫和的手段』殺死馬克思主義,用擁抱,用仿佛承認馬克思主義中除了『煽動性的』、『蠱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義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學的』方面和成分這種手段來殺死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採取馬克思主義中為自由派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一切東西,直到爭取改良的鬥爭,直到階級鬥爭(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直到『籠統』承認『社會主義的理想』,承認資本主義要被一種『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唯獨』拋棄它的革命性。」

——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

這種人當中,有一些人努力避開原典。據說,主義者不應該閱讀原典,因為他們「不合時宜」———但既然認為原典裡頭的都不合時宜,哪又為什麼要自稱主義者呢?

另一些人努力閱讀原典。但這些人不過是書呆子,他們在雲端中看書,歷史和現實仍然不是他們所關心的範圍。他們用雲端的角度了解書中的內容,或以某種「有意思的」學術理論硬塞到革命理論當中。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司徒盧威主義。他們「承認」馬克思主義,以至於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種「馬克思主義」是閹割了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成為了純學術的玩意。

書呆子反辯證法地看辯證法,把與動態的歷史和現實實踐相關連的革命理論,看成靜態的、抽象的純理論,於是辯證法由方法變成僵化的教條,從而變成了孟什維克的詭辯和怪論。這有時是有意識的行為,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去掉革命的部份,去掉歷史實踐的部份,去掉列寧——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符合資本主義、符合學院、符合這種人的「知性需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

柏林青年黑格爾派「自由人」小組

圖為恩格斯創作的,描繪柏林青年黑格爾派「自由人」小組主要成員的諷刺漫畫。

「青年黑格爾派」,又稱「黑格爾左派」,是19世紀30至40年代初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鮑威爾(Bruno Bauer)和施蒂納(Max Stirner)。

在政治上,「青年黑格爾派」反對封建等級制度、鼓吹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主張政教分離、個性解放,對宗教進行猛烈批判、質疑《聖經》為杜撰,曾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他們流於抽象的激烈言論,對於現實的政治活動,並沒有任何具體的綱領,也更加沒有任何組織的打算,而且在哲學上鄙視群眾,將自己的政治藍圖寄託在「理性」的「社會精英」之上。

在哲學上,他們宣稱自己「超過」了黑格爾,將其哲學中的「自我意識」取代了「絕對觀念」,把「自我意識」神化、說成是凌駕現實和個人的主體。無限的「自我意識」及其展開的「批判」,據說就是歷史的創造者,主宰庸眾的力量——他們自己就是這種精神和批判的化身。

青年黑格爾派根據他們自創的這套邏輯,宣佈人的任務不是認識和改造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推翻反動的社會制度,而是成為他們的信徒、由此「擺脫錯誤思想的統治」,得到精神上的真正的解放。他們最終拋棄了形式上的激進主義,潛心於抽象的哲學爭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參加過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後來在《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該派的觀點進行了徹底的清算,由此勾勒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和立場。

三:「絕對精神」的使徒們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絕對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於群眾之外,同樣,群眾的因素也被排斥於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認為自己並不是通過群眾體現出來,而僅僅是通過一小撮傑出人物即鮑威爾先生及其門徒體現出來的。

「接著布魯諾先生又取消了黑格爾的另一種不徹底性:如果說黑格爾精神只是post festum(事後)在幻想中創造歷史,那末,鮑威爾先生則和他以外的其它群眾相反,他是有意識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現在就已經戲劇性地對待這批群眾,而且在深思熟慮之後卻故意發明歷史和實現歷史。

「一方面是群眾,他們是消極的、精神空虛的、非歷史的、物質的歷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他們是積極的因素,一切歷史行動都是由這種因素產生的。改造社會的事業被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動。」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

他們自認為他們的「批判」就是歷史的動力,他們高高在上,而「群眾」是一群白痴。他們不是炫耀自己的「知性才能」,就是以通俗化為名把自己庸俗化。把群眾(在想像上)白痴化的結局是把自己(在現實上)白痴化。

考茨基

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

恩格斯死後至一戰爆發期間,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和領袖。一戰期間,先後作為德國社民黨「中派」和獨立黨的領袖,極力將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不滿和反抗,限制在資產階級體制的範圍之內、抵制革命。戰後大力反對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在歐洲引發的革命浪潮,反對共產國際,成為資本帝國主義公開的辯護士。

「考茨基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詞句為包裝,有系統的歪曲、篡改和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推崇資產階級民主制和改良主義。在哲學上,考茨基以折衷主義和庸俗進化論,冒充唯物辯證法;在經濟上,考茨基否認壟斷金融資本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及其危機的必然性,主張帝國主義列強可以共存、融合的「超帝國主義論」;在政治上,考茨基宣稱資產階級民主制是沒有階級性質的「純粹民主」,主張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今天大多數的「左翼」(包括各種號稱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都是考茨基主義者——他們宣稱通過資產階級普選議會進行各種社會立法,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即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改良措施,就是「社會公義」(「社會主義」對這些人來說,已經「太左」了)

四:考茨基,和社民派們

「資產階級不得不說假話,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說成『全民政權』或一般民主和純粹民主;但實際上,這種民主共和制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剝削者對勞動群眾的專政。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奧斯特爾利茨和倫納之流(可惜現在弗裡德裡希‧阿德勒也在幫他們的忙)支持這種謊言、這種假話。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則揭穿這種假話,直接而公開地向工人和勞動群眾說明真相: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要把勞動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除了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這種專政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人類擺脫資本的壓迫,擺脫資產階級民主即富人的民主的騙局、虛假和偽善,才能實行窮人的民主,使工人和貧農事實上享受到民主的好處,而現在(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下)絕大多數勞動者事實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好處的。」

——列寧〈論「民主」與專政〉

主義者用綱領決定立場,投機者用立場決定綱領。在某種「左翼」眼中,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選舉「民主」,是純粹的民主,是跨階級的民主,所以爭取資產階級的「民主」總是好的,哪怕美帝就是「運動」的終極領袖。他們故意說,中國是獨裁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我們要爭取民主人權自由。但這恰巧證明了他們的偽善:就算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那應該主張的,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決不是以資產階級的「全民民主」去為統治階級「整容」、甚至幫助現實存在的全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扶植殖民傀儡。

他們進一步說,由於「中帝」「壓迫」香港比美國壓迫香港更強更大更嚴重,所以與美援團體同流是沒有問題的,首要敵人是「中帝」。但這些人永遠不會清楚了解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現狀,也不會了解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政治經濟關係。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美國在全世界進行的反革命活動;他們對美國的全球電訊網絡監控視而不見,卻只埋怨中國的防火長城;他們樂於無視在全世界有幾百個軍事基地、以金融榨取綁架全世界的美帝,卻很有趣的「論證」「一帶一路」就是帝國主義。這說到底就是:逢中必反,無共不「匪」。至於美帝呢?——「你反對民主自由麼?你是不是要在客觀上支持中共?」你懂的。

五:社會主義沒有「資產階級道路」

「我們並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況。這是痴想。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我們只知道引導走這條道路的是什麼樣的階級力量;至於在實踐中具體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萬人開始行動以後由千百萬人的經驗來表明。」

——列寧〈政論家扎記——農民和工人〉

馬克思主義者沒有關於未來社會的具體藍圖。實踐可以試驗如何走下去,實踐也可以化作歷史成為借鑑。歷史表明,與資產階級合作,就只有死路一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