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傳播恐懼的緣故

為了傳播恐懼的緣故——林子健事件的案內案外
杜關山
2017年8月15日

美國經典恐共電影《滿洲候選人》(1962年)劇照。電影講述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美國軍人被移送中國東北洗腦,成為國際共產黨發動宮廷政變、篡奪美國政權的工具。圖中的「共產黨洗腦專家」即將操縱一名系出名門的美國戰俘殺害多名同袍。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哥林多後書5:7

民主黨以降的眾多泛民社運人士宣稱,目前沒有證明在天眼片段中出現的男子就是林子健的證據。但他們到底有多在乎證據和真相?

林子健涉嫌被擄事件與及相關評論,都充滿了戲劇性。天眼片段曝光之後,某些泛民社運大佬提出了一種奇論:片段可能是真的,林子健也有說謊的可能,但「與其相信中共」,他們更願意相信林子健。

舉一例說:某地理奇才發表了一篇文章,開頭大部份分析林氏自編自導自演,即事件是偽造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地理奇才今後還是不敢在「事發地」徘徊云云。

但如果事件本身就是虛構的話,這種「恐懼」豈不就是多餘的嗎?

正如娛樂圈常有以炒作八卦而非靠藝術造詣而成名的藝人一樣,標榜「論述」的一些社運人士也有同樣的做法:他們炒作的是恐懼和仇恨

部分「左翼」人士擔心,林子健事件一旦被證實為弄虛作假,那會不會成為「狼來了」,讓民眾不再相信將會可能發生在泛民身上的綁架和虐打?但泛民在未有任何證據前就狂熱宣傳,在天眼片段流出後就呼籲大家不要太在意證據,甚至宣稱片段是「影像創作」,這豈不是一種很奇葩的邏輯?

「左翼」社運的福爾摩斯們提出了幾種可能性:1)林氏確實被大陸的「強力部門」擄打了,天眼片段中的自由帽子男只是巧合;2)林氏也真的被「強力部門」擄打了,自由帽子男是當局的演員;3)林氏就是自由帽子男,出於「強力部門」的威脅,他才作出這種拙劣的表演;又或者,林氏是中共收買了的「鬼」,故意破壞運動的威信。

換言之,林氏只能是中共政權的被動的受害人或主動的間諜,這件事只能是中共政權「針對香港人」的密謀。

稍有理性的人們都可以知道,林氏若然作假,幕後黑手不可能「只是中共」。但無論如何,林氏都將會是泛民社運的一隻棋子——他只能是說明中共可怕可憎的例子,流芳百世抑或遺臭萬年,都與所謂真相無關,更可況「真相」本身就是「運動論述」的建構,是時勢和策略的產物。

縱然旺角和油麻地等地天眼密佈,熙來攘往之地很難會沒有目擊者,但在「暴政與人民」之間,他們「寧願相信」被他們奉為「人民」代表的林氏。如果林被證明是「不足取信」的,那也是不要緊的,因為這只能說明中共是如何的不擇手段。

表態相信誰不相信誰,本身就是一種武器。

在泛民政客和運動家們的論述中,他們必定能全身而退,身敗名裂的只會是林氏和中共政權。

當然,「香港人」未必就是泛民社運領袖們所設想的一群蠢材。還是有人會記得,民主黨的法律界巨人們在查證林氏的故事之前,就召開了譴責「強力部門」的記者會,泛民社運的意見領袖們,當時是如何言之鑿鑿地唱和的。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香港會存在著這種信仰的群體?這是宣揚大國沙文主義和國家機器萬能論的建制派所永遠不能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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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民的「人心回歸」?

沒有人民的「人心回歸」?
張存微
2017年7月1日

習近平訪港期間與李嘉誠交談(美聯社)

看完新華社的賀回歸rap影片,除了反胃就是嘔血——甚麼紅色的底、五粒星、楊枝甘露、電車、太平山、豔美紫荊,這是哪門子的陳腔濫調?

去年,新華社推出過一部叫《紅色氣質》的短片,首先出現的是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她在用俄語唱《國際歌》,訴說著她父輩的理想,共產黨人所信仰的、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片中閃現了為革命理想而犧牲的烈士們的身影;影片的收尾儘管有些表現「國家強大」的影像,但旁白說的是「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人民永遠是共產黨的力量源泉」,片末字幕則明確指出共產黨「走在時代前列」。這些氣魄和理想,才是共產黨本應有別於世界各國自稱民主政權的底氣⋯⋯

可是,香港回歸「文藝晚會」表演《獅子山下》一類港英殖民當局推廣的粉飾太平的愚民歌曲;領導人「接見」達官顯貴,同李嘉誠緊緊握手,指示香港人要愛國、不要「泛政治化」,要抓緊發展機遇、不要「蘇州過後無艇搭」——這是同廣大勞動人民的談話嗎?如果人民是共產黨人的「力量源泉」,那為什麼殖民統治結束後的20年來,香港老百姓還在繼續為住房賣命,工時規管只得似有還無的爛方案,貧富懸殊系數還要屢創新高,如此等等?

對彭定康、各路「民主派」自英殖時代已經推銷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沒有興趣,同時也實在對中共的香港政策不抱期望——兩邊都強調維護「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幻想階級合作的「繁榮安定」——這其實就是要延續香港固有的政經社會文化問題,延續剝削和壓迫,延續落後的資本主義制度。

所謂「回歸」,是回歸到哪兒?有些人已經選擇「回歸」到「前宗主國」,不斷美化殖民歷史,甚至連英女王、港督「親民」公關秀都拿出來「緬懷」一番。還有一些人,就「回歸」到貌似可以讓他們快快發財、步步高陞的大陸。很多人走了,很多人想走,人心不在這裏。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國際金融中心和地產王國,港資中資日資美資英資千資萬資低稅免稅避稅賺到盤滿缽滿的「東方之珠」。

共產黨喪失了的「初心」、《共產黨宣言》的理念和《國際歌》裏講得清清楚楚的內容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全世界的勞動群眾,為真理、為消滅剝削壓迫而鬥爭,奪回勞動果實:「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是另一個版本的民主,真的完全屬於人民的民主。

上世紀初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他們周邊的支持者所提倡的「愛國」,有著改變中國以至世界的理想,有希望獨立自主的決心,有文化藝術的追求,如陳獨秀領導的《新青年》集體,如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中描繪的東北作家群和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圈,吸引了千千萬萬的人們投入爭取民族和階級解放的鬥爭之中⋯⋯

如今中國共產黨建黨96年,新中國成立68年,香港回歸中國20年,「愛國」變成了什麼?尤其是,中共在香港宣傳的「愛國」到底是什麼?在權貴之下「團結」「和諧」,不要「破壞一國兩制」,少談「政治」(骨子裏保守反共親帝都沒問題,但不能逾越宣傳港獨和「顛覆中央」的底線)、努力賺錢,趕快追上大陸的發展列車。

二十年了,這種脫離人民的「人心回歸」,是有可能的嗎?

關於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跨時》按:本文寫於2016年5月30日,經作者同意編輯轉載。


2005年,香港支聯會悼念趙紫陽。(來源: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趙平復
2016年5月30日

近日香港右派(含「左翼」)及其派生的極右派,爆發關於他們如何「悼念」(或不悼念)六四事件,關於極右派宣布右派借六四積累政治資本、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扯皮條的指控是否屬實的各種口水戰。右派說他們的「悼念」是出自「情感需要」,極右派說不斬斷這種「情感」,最後就只能當中共的奴才。

對右派來說,六四是他們「民主抗共」和「建設(資本主義)民主中國」綱領的圖騰,而「平反六四」訴求所表達的,就是對中共領導層內再次出現趙紫陽式的新自由主義「開明」權貴的期待;對極右派來說,右派的這些展望,無異於癡人說夢。據說,促進中共倒台的最好辦法,是進行分離主義運動,通過「脫中」去直接動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對這兩派人來說,六四事件只可能有這種面目:中共大肆瘋狂屠殺像他們一樣的親帝右派——右派認為因此必須聯合大陸的右派推翻中共政權:只要中共政權一日存在,他們在香港就不得安寧;極右派則認為,中共已經將大陸徹底鬼域化,與其在勢力極為薄弱的大陸右派身上浪費時間,倒不如在香港激化右派陣營、徹底剷除中共勢力,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自決」、「獨立」、「建國」。

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情,真的就是這些人的剪裁和臆想嗎?

當然不是的。石七刀這篇文章,儘管沒有明確提出這一點,但它所提供的證據讓我們可以知道:右派當年之沒有「成功」,很大程度就出於他們沒有掌握大量的工人群眾。而右派之所以沒有做到這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的主觀動機和客觀訴求,都與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和願望格格不入。

1990年代以來以香港為基地的美援「自由工運」:89一代的「左翼」大師在貨櫃碼頭工潮期間提出的「工運民運化」,乃至新晉「左翼」學術明星最近宣布TPP因規定簽署國必須允許美援工運自由發展而是工人救星等等,說到底就是他們對於六四失敗的「遺憾情感」的政治投射。

要掃除右派的真假參半「情感」的影響,就必須從瞭解史實開始,從階級鬥爭的邏輯,形成爭取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

相關文章:《六四事件25週年感想》

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尹維傑
2017年3月25日

民主黨七名立法會議員宣佈票投曾俊華,稱根據各候選人在選舉論壇的表現和民調結果,曾俊華符合中央關於「港人擁護」的條件,有能力團結大多數香港市民。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受《紫荊》雜誌訪問中,提出中央關於及格特首的四大標準:「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其中,原本被「愛國愛港」所涵蓋的「中央信任」,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被多名主管官員高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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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香港立法會前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出席香港特區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圖片來源:《香港01》)

主流泛民強調「港人擁護」的「中央條件」,以此淹沒中央本身突出的「中央信任」,可謂相映成趣。

「港人擁護」和「中央信任」不言而喻的對立,在曾幾何時的頭號「愛國資本家」李嘉誠口中,變成了這種說法:「為免得罪朋友,我不好提名」。

在泛民媒體強力宣傳的催谷之下,曾幾何時被它們抨擊為冷血守財奴的曾俊華,「民望」一直遙遙領先。霎時間,曾俊華成為了不可名狀的、超階級的「港人夢想」的寄託所在。

這決不是偶然的。曾俊華之所以成為了「民主」的載體,恰好在於他和其它「三大條件」的可有可無的關係——

「愛國愛港」一向以來都是泛民嗤之以鼻的說法,近乎笑話的用語;曾俊華挖苦林鄭月娥凡事親力親為「只能當好伙計」,自己將多數事情推給下屬則是「work smart」的「領袖」表現,贏得泛民歡呼喝采,可見他們也不太在意「管治能力」(別忘記曾俊華曾長年是他們口中殘忍兼無能的特區政府的頭號理財者);至於「中央信任」,主流泛民選委宣布他們與中央公開支持的林鄭月娥「沒有互信基礎」,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主流泛民獨尊的「港人擁護」,在扣除了公關攻勢造成的海市蜃樓般的「夢想」之外,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政治計算。

他們把話說得很明白:儘管胡國興的政綱最接近泛民,但為了阻止「西環干政」,必須票投曾俊華

為了捍衛激進泛民的「公民提名」神主牌,梁國雄一度宣布代表自決派參選「小圈子選舉」。只是在五年前,泛民全體痛心疾首,要求在候選人之中「民望」最高的候任特首梁振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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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5日,曾俊華成為首位「入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獲得165名選委提名,其中120多張來自「民主300+」。(圖片來源:路透社)

泛民宣稱,曾俊華獲得建制和泛民民眾的共同支持,是唯一能夠「團結港人」的候選人。曾俊華本人指,以「愛國左派」陣營為基礎、泛民與之勢不兩立的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將會是「撕裂2.0」。

在這種貌似「包容」的說法的背後,是淋漓盡致的「你死我活」鬥爭邏輯。最露骨的例子莫過於:主流泛民共主黎智英親自撰文指胡國興是「共諜」,旨在破壞擁立曾俊華的「民主抗共」大計。

曾俊華正正因為沒有得到「中央信任」和「愛國愛港」陣營主流的支持,才會即使在建制任職高官多年,還會被視為「真正的香港人」、成為泛民「團結」的對象。在聲言「和解」的背後,泛民此舉在於促進建制陣營的分裂,力求在泛民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反共的絕對多數,永續香港資本主義。

自稱「頭號薯粉001」、「建制派裡的壞孩子」的田北俊,為曾俊華拍攝宣傳片。田說支持曾俊華,因為他是「香港仔」。田以煽情的本土主義口吻說道:「看一場足球比賽,你敢支持香港隊嗎?香港打拳賽,你敢支持香港的曹星如嗎?」

「香港仔」的「美譽」,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是宣傳曾俊華在文化上是徹頭徹尾的「香港人」。曾俊華經常標榜愛好香港文化,支持各種本地事物,言談之間不時流露空洞無物的港式幽默。

二是宣傳曾俊華在政治上也是靠得住的「香港人」。梁振英因其疑似共產黨員的身分,從未參選特首時就成為泛民打倒的對象,其標榜解決房屋問題和促進陸港融合的「新加坡式」施政方針,更被判定為香港社會「撕裂」的總根源。得到中央支持、被認為將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因此獲得「CY 2.0」和「撕裂2.0」的封號。相比之下,曾俊華「從善如流、無為而治」的新自由主義買辦官僚氣質,便成為永續香港現狀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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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的旗艦政黨自由黨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2014年10月底佔中期間,時任自由黨黨魁的田北俊表示,為解決政治僵局,梁振英應考慮辭職。全國政協常委會隨即撤銷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資格。2017年2月,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前主席周梁淑怡和現任黨魁鍾國斌,提名曾俊華為特首候選人。(網絡圖片)

建制高官成為了泛民的代理人,「愛國」大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左派」領袖之中出現了公然「反骨」的「壞孩子」。這說明了以維護資本主義現狀為基礎的、跨階級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空前危機。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進入長期停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力圖遏止和逆轉中國的高速發展勢頭,最終推翻現存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建立親西方資本主義政權,對中國再次實行殖民統治。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缺席的情況下,香港成為了中美代理戰爭的公然戰場——在建制大漢沙文主義,及其鏡像泛民本土沙文主義的角力之中,被撕裂和宰制得最嚴重的並不是抽象的、跨階級的「香港社會」,而是被反共反大陸風潮割裂的、包含大量大陸新移民底層工人的勞苦大眾。

在政治矛盾上升的推動之下,形形色色的「香港仔」,正在尋找安身立命之地。曾在讓利政策之下賺盡「愛國」甜頭,已將資產大部轉移英國的李嘉誠,就是財界的典範;從港英時代開始任官、共事多年的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論壇上針鋒相對、互揭瘡疤,是官界兩種「香港仔」的鬥爭;「愛國左派」陣營第一大黨創黨主席,則公開宣布自己成為「愛國左派」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當年只是為了反港英而參與,但從來沒有準備犧牲自己改變社會的理想——數年前,此人曾引用「一國兩制」的官方理論,無意地透露了此說的自毀邏輯:在香港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據說就是盡力維護資本主義,他的一切政治活動,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服務的,所以他不介意有同道中人罵他。

曾俊華在2010年落區宣傳政改期間,以「多謝你咁大聲」一句「回應」泛民抗議者,被泛民媒體譁然痛批。七年後的今天,在同一泛民媒體的宣揚下,曾俊華成為了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香港夢」的載體,千萬港人憧憬的偶像。與當年「多謝你咁大聲」同出一轍的「熄佢咪」和「咁你咪講晒佢」,也順理成章地被奉為天才絕倫的「金句」。

泛民將可能通過擁戴一個右派市儈味濃的人物,打爛北京官僚政權為維護資本主義香港安寧而設定的⋯⋯右派市儈味濃的「小圈子選舉」和「愛國統一戰線」。這就是名符其實的現眼報,箇中充滿了辯證法的醍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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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第四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在特首梁振英和國家主席胡靜濤的注視下宣誓就職。曾俊華、林鄭月娥、梁振英處於照片的焦點。(圖片來源:《央視網》)

泛民在兩年前「否決8·31、爭取真普選」,兩年後在這次特首選舉中「all-in曾俊華」,儘管在表面上「於理不合」、甚至自相矛盾 。但在反共的戰略目標而言,兩者並無根本衝突,甚至是一致的。

泛民心照不宣的玄機在於:通過擁戴一位在實際上以「兩制」凌駕於「一國」的候選人,將整場選舉運動宣傳為「香港人」對「中國」的示威,大肆宣揚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資本主義的民主、法治和「文明」,即壟斷資本統治社會的制度),動員民眾攻擊所謂親中親共的候選人和勢力。

「8·31方案」推出後,泛民曾經宣布,在其篩選(公然反共和分離主義人士的)機制之下經普選產生的特首,將會因此獲得合法性和認受性,所以必須誓死反對。

泛民現在提名和投票支持曾俊華,似乎同過往的立論相左。然而,這種做法是反對8·31戰略路線的延續 ——因為曾俊華的參選正在分裂「對家」。在特區體制之內,泛民候選人沒有可能成為特首,若能通過曾俊華使小圈子選舉報廢,徹底暴露「愛國統一戰線」的同床異夢,那就是邁向「勝利」的一大步。

主流泛民同自決土獨貌似分道揚鑣,主流泛民內部也貌似出現兩種意見 (有人「投白票以明志」)。當局者貌似慷慨激昂、表面上沸沸揚揚,但客觀上,這是泛民一貫的愚民綱領之下的一種有意無意的巧妙分工:

相信主流泛民「没有原則」甚至「變相投共」的那些人們,會轉移支持自決土獨;而認為「ABC」是當前必須的那些人們,在贊同「民主300+」之餘,也不會對自決土獨有太大的反感——甚至會因其「堅守信念」而感念崇敬 。這裏有一個細節:梁國雄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自薦公民提名的成績無疑是差勁的,如果是由朱凱迪出馬,提名人數必定很容易達標——我們可以想像,這未必是「無心之失」。

換言之,兩碼事就是兩碼事,但其實還是同一回事。

特首選舉這場鬧劇,不但表明了泛民的所謂民主的反共反大陸本質,還深刻地揭露出「愛國統一戰線」的真相:一未必愛國、二顯然不統一 、三根本不成所謂戰線——他們賴以「力挽狂瀾」的「最佳候選人」,竟然真情表白:一旦香港主流民意讓管治失效,她將會一走了之。

今年是香港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反帝反殖運動——反英抗暴的五十週年;今年同時也是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的二十週年,即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共存共榮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小半。矛盾運動的邏輯,正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將香港進一步推向政治決戰的修羅場。

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陳山路
2017年3月4日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電影語言,經作者授權編輯轉載。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人員在台北街頭查緝走私香煙,煙販林江邁走避不及,貨款被充公,更被打傷。此事成為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觸發席捲全島的官民武力衝突。

在台灣電影史之中,要數最為人熟悉的,以「二二八事件」做背景的作品,當首推侯孝賢導演的經典傳世之作《悲情城市》。然而,《悲情城市》關於時間和事件的鋪排,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幌馬車之歌》的作者藍博洲先生指出,侯導在此片中,含糊地處理了「二二八事件」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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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林文清一家。(照片來源:電影截圖)

筆者在〈《超級大國民》簡介:一個遠去的時代,一種不死的希望〉一文中寫道:『在《悲情城市》裡面,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反映出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在《悲情城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電影將「二二八事件」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台灣作為「雙戰基地」,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對所有認同「紅色祖國」或有左翼思想、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

在台灣藍綠相爭的政治格局下,雙方都試圖鞏固己方對該事件的詮釋權。國民黨的傳統論述,在其長期的反共「國策」下,將該事件歸究於台共黨人之煽動,或曰為「皇民造反」;在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特別是在1990年代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後,台灣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至少二百多種的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著。從另一角度去看,這些論著是與「台灣意識」的發展同步膨脹起來的。正因如此,「二二八事件」成為了台獨史觀所建構的「戰後再殖民論」和「唯群族對立論」的不可分割的核心要件。

觸發「二二八事件」的林江邁案是偶發事件。中共地下黨人和老台共黨人(以張志忠和謝雪紅為代表),在「二二八事件」席捲全島後,在嘉義、台中等地組織民眾武裝,試圖介入局勢。國民黨當局把「共黨煽動」舉為事件的起因,是完全不恰當的。這種說法,更像是為了掩飾「陳儀等接收官員及駐軍的濫權貪財、亂紀擾民」(林書揚語)等事實。

而國民黨另一所持的「皇民造反說」,很諷刺地,在某程度上與台獨史觀有著相近之處。國民黨以此誹謗正當化血腥鎮壓,台獨分子則以此宣稱二二八是日本化的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裏面的台籍日本兵林標,和曾經改名為岩里政男的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都是「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例子。然而,當年台灣多數民眾熱烈慶祝回歸中國,在二二八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據時代的反日和左派人士,而不是「皇民」。「皇民造反說」是國民黨將所有反抗其暴政的人們都打為「漢奸」的一種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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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燦,《恐怖的檢查——臺灣2·28事件》,1947。

自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始,島上的抗日活動從未停止過。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苗栗事件等等,到後來的文協、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創立等等,台灣民眾始終以不同的方式反抗日本統治,進行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當時台灣的抗日青年,深切認識到台灣和祖國大陸的命運緊緊相連:侯孝賢的另一部作品《好男好女》,展現了藍博洲報導文學作品《幌馬車之歌》所記載的,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等人偷渡大陸,歷盡艱辛參加抗戰的事蹟(藍博洲先生和「二七部隊」參與者、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分別扮演蕭道應和蔣碧玉的父親——陳先生曾經是鐘浩東烈士的獄友)。

在1947年的2月底,國民黨在大陸發動全面內戰,在各地屠殺大量民眾。在國統區的大城市,1月爆發了沈崇事件觸發的要求駐華美軍撤出的抗議運動,5、6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群眾運動。台灣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暴政,與大陸的解放運動遙相呼應,是當年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七個月,1946年7月,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樸和民盟委員聞一多,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國民黨血腥鎮壓「二二八事件」,並不是「中國人殺台灣人」,而是國民黨當年進行的反革命戰爭的一個例子: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40%是「外省人」,越高於其在台人口比例的15%。

高金素梅在〈二二八~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一文中所指出:「國民黨確實殺了一些台灣各地的知名人士,但殺得更多的其實是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之後,像台中市那些教唱國歌的人,像陳明忠老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熱血的、愛國的台灣青年,都加入了地下黨,後來他們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到綠島。真正摧殘台灣大批青年人才的不是二二八,而是白色恐怖。國民黨所以會殘殺這一大批台灣青年,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要跟著共產黨走,跟共產黨一起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重建一個更合乎大家理想的新中國。」

「二二八事件」若如台獨派所言,是「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那又該如何解釋,在其後的數年之間,數以百計的像呂赫若、許強、郭琇琮、林如堉等等的熱血青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最後為了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獻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第五屆特首選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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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宣佈正式參選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照片來源:BBC中文網

第五屆特首選戰開幕
尹維傑
2017年2月9日

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下週二(2月14日)開始進入為期兩個星期的提名階段。宣佈參選人士將需要得到至少150名選委的提名,方可獲得參選資格。提名將以記名方式進行,正式投票時則會以「暗票」,即不記名方式進行。候選人必需得到至少過半數選委支持,方能被中央政府任命為特區政府首長。

在目前宣佈將會參選的人士當中的五位,在香港的主要媒體上有比較高的曝光率,他們是: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胡國興、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保安局局長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梁國雄。

社會普遍認為,這五位宣佈參選人,最有可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資產階級選舉是一場消耗人力物力的愚民遊戲。筆者不支持任何候選人,不認為工人階級在目前的對壘中可以得益。這篇短文的目的,只在於紀錄若干想法和分析。

到目前為此,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首的傳統愛國左派勢力已表示傾向支持林鄭月娥,持同樣態度的,還有鄉議局、新思維和民主思路;泛民主派方面,在梁國雄還沒有參選之前,傳統的泛民勢力均明確表明不會支持林鄭月娥。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表示偏向支持胡國興。

傳統愛國左派的旗艦組織民建聯和工聯會表態支持林鄭月娥,意味著她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曾俊華所代表的,則是建制陣營內的部分資產階級勢力和部分原港英殖民政府高官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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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大政黨、手握過百選委票的民建聯於上週六(2月4日)約見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該次會面有150多名民建聯成員出席。隨後,民建聯又先後於 2月6日、2月7日,分別約見另外兩名參選人葉劉淑儀及曾俊華,分別有50多名及70多名成員出席。(照片來源:電視截圖)

按趙平復在〈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圈子邏輯〉一文中的分析,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既反映了各大階級力量的對比,也恰好相當接近當時的「民意取向」。儘管本屆特首選舉還沒有進入提名階段,更遑論是正式的候選階段,故現在雖已踏入廣義的選舉階段,但民意調查的浮動,在選舉舉行前的七個禮拜,還存在著許多的變數。

事實上,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像部分泛民人士所宣傳般,完全不受民意左右。上一屆的選舉,就是北京順應「民意」的變動,一反扶持「民族資本」執政的「常態」,放棄大資產階級的候選人,轉而促使疑似「共產黨員」登上特首寶座的戲劇性例子。

目前樣本人數為1000人以上的民意調查顯示,曾俊華在宣佈參選人士之中,有最高的支持率。曾俊華的民望若持續名列前茅,將會對北京做成莫大的尷尬。

林鄭若敗,非但「小圈子選舉」確保北京意志的功能破滅,更意味著北京在港英殖民時代末期打造的,統合本地中共陣營、華人資產階級和原港英高官群體的「愛國統一戰線」,將會面臨嚴重的危機:建制陣營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暴露的裂痕將會進一步擴大,動搖「一國兩制」穩定運作的基礎和建制陣營對北京的向心力。林鄭若在民意遠遠低於曾俊華的情況下當選,「小圈子選舉」機制的合法性同樣會遭受重創;若得票低於梁振英的689票、「再創新低」當選,同樣會給予泛民陣營進行廣泛動員的燃料,進一步促使建制陣營的分化,使主張同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妥協的勢力抬頭。

行政長官作為經「香港各界」選舉產生的「治港港人」,是香港政府的首長,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與此同時,行政長官受北京任命,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換言之,行政長官是「一國兩制」的樞紐。

據稱引發了佔中運動的人大常委8·31決定,最為泛民詬病的內容,是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支持的門檻。眾所週知,高提名門檻的目的,就是避免公然反共反中、反對「一國兩制」的人物成為候選人。當然,這種「篩選安全機制」有效運作的政治前提,就是建制陣營團結一致、穩固地控制提名委員會的過半數——這一屆特首選舉的結果,將會對這個機制和「一國兩制」的命運,產生深遠的影響。

林鄭被稱為「CY 2.0」,被自稱代表庶民的泛民一致深痛惡絕。同時,她為了爭取商界支持,高調表示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這種曲折的、「反常識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是一個「十分香港」、非常值得玩味的現象。相比之下,長期主管財政的曾俊華,極少宣揚自己曾經長年被泛民(和部分建制)斥責的「理財政績」,他的選舉工程的重點,是訴諸「香港中產精英」的「溫和形象」,大打「民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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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2012年1月31日在柴灣區探訪長者,當時他還沒有遞交參選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表格。(照片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網頁

另一方面,泛民陣營發生了應否「含淚」支持曾俊華之議論,湧現出這兩種主流觀點:一,指曾俊華是建制中人、長年任職高官,參與多項泛民批判為損害民生的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和林鄭沒有根本的差異;二,或許正因曾俊華的「溫和保守」財政官僚資質,和貌似緊隨梁振英「赤化」日程的林鄭月娥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應該是“lesser evil”。

泛民多年來的「論述」的核心內容,就是選舉雖然未必可以產生最好的管治者,但至少可以產生「沒那麼差」的管治者,若遇上「真的很差」的管治者,也可以一次另選云云——換言之,「選擇」本身就是「核心價值」。按照這種邏輯,在這次選舉中掌握300多票(佔總票數約27%,幾近鼎足而三)的泛民,如果目的真的在於盡量維持香港現狀、終結以「盲搶地」和「赤化」為標誌的「梁振英路線」,那他們沒有理由不聯合離心的那些資產階級勢力、全力支持完全有機會當選的曾俊華——除非,他們能向受眾說明他們的「論述」是鬼扯,或公開承認他們真正的「願景」,是使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另一個事實是,泛民若全力票挺曾俊華,亦不會見得有多「含淚」:在「愛國統一戰線」停滯不安、離心勢力躍躍欲試的情況下,政治綱領明確、相對「同心同德」的泛民,有可能成為體制內新的決定性多數的核心,完遂在內部瓦解特區體制的戰略目標。無論曾俊華當選或高票落選,甚至因此出現流選,長年推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北京政權所設定的「小圈子選舉」機制,都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可以推想,只要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對決的格局不變,泛民在這次選舉中絕不會是輸家,只有大贏或小勝的差異。

真正稱得上含淚投票的,是那些心底裏支持「保守平穩圓滑」的曾俊華,但因為被北京動員,因此不得不支持林鄭的那些「愛國人士」。

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圈子邏輯

《跨時》按:本文在佔中運動期間撰寫,分析了上一屆小圈子特首選舉的階級政治邏輯,著重指出泛民「左翼」「反專業精英」民粹主義的虛偽性和自利性。我們加上了兩張展示2016年選委會選舉情況的圖表,給讀者參考。


簡析2011年選委會和2012年特首選舉
趙平復
2014年10月5日

泛民「左翼」推廣普選萬能論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在廢除以「偏袒商界和專業人士」的選舉委員會為藍本的提名委員會之後,經過「無篩選」的「真普選」,可以選出一個「合符民意」、並因此會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的行政長官。

在此用2011年選舉委員會和2012年特首選舉為例,簡略的分析這種說法是否屬實。

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資本家代表主要集中在第一界別和第四界別中的政協和鄉議局兩部分,共有約450席,即全體選委的37.5%左右。

在2011年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之中,這450席,基本上由支持唐英年的候選人奪得

在專業人士的第二界別之中,泛民奪取了教育、高教(即意識形態規訓機關)、資訊科技、法律(即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司法核心)等界別的全部或大多數席位;在第三界別的社福界中(即調節社會矛盾的機關),泛民奪取了60席中的59席。泛民在此屆選舉委員會中,共獲得205席,即全體選委的17%左右。

對比2016年選委會選舉。黃色、藍色、紅色分別為泛民、原「唐營」和原「梁營」當選選委的集中界別。

2016年選委會選舉:黃色、藍色、紅色分別為泛民、原「唐營」和原「梁營」當選選委集中的界別。(綜合媒體報導)

2012年特首選舉三名候選人獲得的提名如下:

唐英年:390票;梁振英:305票;何俊仁:188票

在2012年1月至3月選舉期間,在大部份樣本人數為一千以上的民意調查之中,梁振英的支持率超過四成,最高時更過半;唐英年為25%左右;何俊仁則徘徊在10%左右。

特首的選舉結果如下:

梁振英:689票(57.4%)

唐英年:285票(23.8%)

何俊仁:76票(6.3%)

由此,可以得到若干結論:

1. 梁振英的核心支持者,並不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以中共所領導的基層團體為支柱的「愛國左派」陣營;

2. 泛民「左翼」攻擊選委會「偏袒專業人士」,但泛民黨派恰好就是以專業人士為核心的。而且,泛民在現行的體制之中,在司法、教育和社會控制等重要機關之中,有壓倒性的支持度。換句話說,這些機關,現在就由泛民人士所操作。

因此,泛民「左翼」發表攻擊專業人士的民粹言論,其實是極不誠實的;也當然,一個以從事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法律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再生產的主要人員為核心的黨派,只會提出以他們的自身「專業利益」為依歸的民粹選舉訴求,是不會有能力或意願解決香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的;

3. 梁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主張「穩中求變」的新加坡式政府干預、強調自己願意解決基層民眾的問題,與醜聞多多的紈絝子弟唐英年相比之下,成為了民望最高的候選人

4. 在唐英年成為負資產之後,香港資產階級發生了分裂,有約四成的選委轉投了梁振英。另外,也有部分泛民選委投票給梁;在這種情況之下,梁振英獲得57.4%的選委支持,當選成為特首。這場小圈子選舉的結果,是相當接近三個候選人的民望的

5. 泛民「左翼」如果是真的左翼,按道理,是應該動員支持者反對香港資產階級、同時責成梁振英政府落實其基層政綱,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從而爭取改造政治板塊、形成以反對資產階級和爭取社會主義為原則的政治力量。然而,泛民及其「左翼」,從第一天起就要求梁振英下台。他們視梁振英為泛民最恐怖的敵人,恐怕梁一旦成功落實其政綱,香港社會的中下層,就會形成支持特區體制的大多數。他們公開的主張必須阻止梁振英成功施政,避免所謂「威權民粹主義」的實現。

6. 民意和民生並不是泛民「左翼」決策的真正動因——他們為了泛民可以利用社會矛盾、為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創造輿論,盡全力阻止梁振英政府施政街頭運動不是別的,就是泛民及其「左翼」加劇社會問題和綁架民意的工具。一方面要求政府大建公屋、居屋,另一方面阻止政府如此的反東北開發「運動」,就極能說明泛民「左翼」的虛偽性。

7. 為了達成泛民奪權的目的,泛民「左翼」在佔中運動爆發的前夕,甚至公開主張同資產階級建立策略性的聯盟。條件很簡單,就是要對方認可他們的一些福利空頭支票。

8. 在現代選舉的條件下,誰越能在選戰期間把握輿論,誰就越能為自己創造民意,誰就越能當選。提名機制如何,直選還是間選,都沒有任何區別。泛民現在主張公民提名「無篩選」,其實並不是為了抽象的「國際標準」,更加不是為了他們只當作拉票手段的民生議題,而是為了超越反體制政客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的提名機制,使反體制政客參與特首角逐合法化、為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鋪路。

9. 總言之,相信謳歌英國君主制和美國金權政治的泛民,相信為奪權而不惜加劇和製造社會矛盾的泛民,相信他們提出的虛構的「國際標準」,相信他們的「真普選」本身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信他們用這種理由發動出來的街頭運動,就是十分可憐的傻瓜。

10. 我們既不要做傻子,也不要做騙子。要揭穿騙子政客兜售選舉的馬戲,做懂得自己的切身利益,團結所有勞苦大眾,為工人階級的權益和社會主義的未來鬥爭的精明人。誰妨礙我們這樣做,不管他是什麼黨派,都是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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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選委會各陣營分配:泛民若能聯合原「唐營」支持共同候選人,北京設計的「小圈子」選舉「安全閥」機制將會被徹底顛覆。(綜合媒體報導)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梁振英。(來源:AP)

梁振英。(來源:AP)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趙平復
2016年12月9日

很多人慶祝梁振英宣布不競選連任,「感謝」其次女此中的「貢獻」,並「預祝」梁坐牢云云。這除了表明了這類人的「公民質素」,和所謂「民主精神」到底所謂何事之外,並沒有任何其它的內容。

在梁振英還未上台之前,某些「左翼」團體曾「研討」,梁將會試圖以房屋問題為突破口,在普羅市民之中建立支持特區體制的壓倒性大多數,在根本上逆轉民意——確立所謂「威權民粹主義」,或所謂新加坡式的管治——所以必須全力抵制云云。

現在梁振英走了,「左翼」很高興,他們的實際效忠對象大資產階級也很高興,經過他們的「成功抗爭」,恐怕再沒有特首,會像梁振英將拼命覓地興建公營房屋作為施政重點、推行壓抑樓價上升的各項措施。這些政策,儘管可以損害部分大資本的既得利益,但根本目的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的整體穩定。將梁振英的土地政策同「赤化」相提並論,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沒有忘記港英大建公屋收買人心的舊事而已。

現在,反體制人士可以繼續在謳歌帝國主義和捍衛本土資本主義的同時,繼續攻擊特區政府「無視房屋問題」、「不理人民死活」,將他們心中的烏克蘭雪球、越滾越大。

如果《蘋果》所傳言的,關於王光亞勸退梁振英的說法是事實的話。那會有兩大可能性:一,北京當局或會試圖與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緩和」(「回鄉證」問題是一種表示。我相信在特朗普政府表明對華政策之前,此前被剝奪「回鄉證」的大多數堅持反共立場的泛民人士,都不會申領);二,北京當局會扶植比梁振英「更強硬」(實則更損害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人成為特首。以建制派內部和香港所處於的國際環境去看,第一點的可能性會更大。

北京官僚階層,在面對美帝可能和俄國「緩和」,聯合對中國施壓的前景之下,能不能像1964年至1971年期間「勇敢挺過」(當然,之後就是聯美反蘇),還是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推動徹底的「緩和」——即全面私有化和向親帝勢力開放政權——將自己從黨幹轉型為「企業家公民」,將人民共和國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以謀「永遠的和平」?這就是將來五至十年的最大政治問題。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大蕭條之後的10年,才全面開打。我們現在離此次大蕭條的開端已經8年,先後爆發了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也門等局部戰爭。帝國主義諸國主流政壇的全面右傾化,和港台極右勢力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所表現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停滯不前,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長年缺席,思變的人群「自然地」從「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流向「最正統的」本土優先排外主義。

港獨政治官能症:絕對不要承認抗戰同中國/中共有關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本文是對抗戰勝利70週年時,港獨派宣傳香港抗戰只與英帝有關的評論。

1941年12月25日,九龍半島酒店,英國殖民軍將領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對港獨人士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領導的兩個禮拜的「香港保衛戰」,就是香港抗戰的全部。

1941年12月25日,九龍半島酒店,英國殖民軍將領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對港獨派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領導的兩個禮拜的「香港保衛戰」,就是香港抗戰的全部。(網絡圖片)


絕對不要承認抗戰同中國/中共有關——港獨政治官能症一例
趙平復
2015年8月27日

適逢抗戰勝利70週年,出現特別多的右派奇葩言論。

近日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港獨人士宣稱,香港的抗日戰爭只是英國的事情,與中國無關云云。同時,他們說英國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主持香港的受降儀式,會場內外懸掛英國國旗和當時的中國國旗,因此香港抗戰也與中共無關云云。

按照這種邏輯,香港的抗戰歷史,是這樣的:

1)香港的抗戰,主要就是英帝主持的那兩個禮拜的正規戰,他們投降了,香港的抗戰也就應該結束了。
2)「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到底是哪些人主導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抗日戰爭?難道不就是在日軍戰俘營裏面的英帝大兵嗎?
3)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派員到香港和英帝受降,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和香港的抗戰勝利有關係。這也意味著,國民黨政府並不代表中國。
4)因為不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受降儀式上懸掛了當時中共也還在使用的中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所以香港抗戰絕對與中共無關。

這又再一次說明,港獨「史觀」是「理念先行」的東西,「史實」在其中,不過是隨意挑選的掩眼法道具而已。至於邏輯上的連貫性,這完全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東西。只要覺得爽,說得出來的,就是彰顯我城優越文明的真理。

說到底,他們的「理念」,就只此三條而已:反中、反共、親帝。

這當然是一種政治現象,但同時也是一種官能症——就姑且叫「政治官能症」吧。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抗戰建國」「終於焦土」;「和平建國」「直抵樂土」。胖胖的「支那人」拿著「和平親日」的雨傘,帶著太太和兒女和狗兒,走向懸掛汪政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日章旗的城池。(網絡圖片)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杜關山
2016年12月8日

某團體將於下週日舉辦「香港保衛戰75週年」的導賞團,在「日軍75年前登陸香港島的一天」,「重新認識過去,並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

能認識過去是好的。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乍聽起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應該的。

但如果大家還不算善忘的話,相信都會記得,正是在兩個月前,有港獨派議員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以「支那」一詞取代中國。

「支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

一方面組織「香港保衛戰」的導賞團;另一方面不斷為「支那論」辯護、正名。

在去年抗戰勝利七十年之際,在香港出現了一種論述,指在香港的抗戰活動是由英軍所領導的,故「香港重光」與中國、與「中共的抗日紀念」據說是「完全無關」。

這場由英軍所領導的「保衛戰」,維持了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後,英軍投降。

如此說來,「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這句話,則意味深長。這樣的話,在香港的抗戰史中,就能將屬游擊隊性質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排除在外,而僅承認由英軍所領導的「正規戰」。

東江縱隊和由香港原居民所組成的港九大隊,這個過去,這種歷史,在這個時代裡,無人問津,亦無人提及。

在抗戰期間,港九大隊主要任務是進行情報工作、展開抗日宣傳、切斷日軍的補給線、破壞日軍設施。同時,營救盟軍也是港九大隊的重要工作之一。

據陸恭蕙的《地下陣線》一書所說,在日軍投降後、英國部隊到達香港之前,港九大隊是島上唯一的軍事力量。而及後由於兵力不足,英軍甚至要求港九大隊協助維持治安。

在同一本著作中,陸恭蕙指出「在戰時中共從來沒有停止在香港活動」。

香港淪陷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與廖承志等人制定營救滯留在港的文化和民主人士的方案,並成功將近八百名有關人員轉移至大後方。後來張文彬在向東江根據地撤離的途中,被叛徒出賣,遭國民黨特務逮捕,病逝於國民黨監獄中。

是什麼使得這些「真正」的「香港人」,在紀念這種由英軍獨家譜寫的「香港保衛史」的同時,亦向當年侵略香港、犯下過無數的罪行的日帝侵略者作出「和解」,甚至仿效呢?

他們當然未曾忘記日軍曾侵佔香港。但這一切,只停留在戰略遊戲般的攻防意義上。

不需直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不需觸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惡行。

如此,「支那」能說出口了;如此,本也是侵略者的殖民大盜也成了「英雄」。

附錄:港英的所謂「保衛香港」

「由於英國就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香港一直是非戰區,殖民當局不得不謹慎對待敏感問題。他們對中國人自然是同情,並未取締香港華人援助大陸抗戰的活動。然而,港英當局無膽惹怒日本,也不敢無視英國政府1938年9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區的政策。因此,香港當局不僅禁止反日集會之類的活動,還審查反對日本的中文報章。港英當局拒絕了立法局內華人非官府議員為內地提供救災資金的要求,也不允許香港紅十字會派人支援內地。不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香港為內地抗戰籌款,當局都視而不見。」

摘自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