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青年團體宣告與民進黨決裂

關於青年團體宣告與民進黨決裂
趙平復
2016年12月7日

這種現象開啟了一種可能性,但離真正獨立於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首先,七天假這件事情,其實是需要嚴肅檢討的。舉例說,蔡英文在大選前同部分勞團相關人士會面時,從來都沒有說「承諾不砍七天假」。她當日的完整意思,是不會「只砍七天假」,而是會考慮整條法例的「相關配套」,確保勞工「不會吃虧」才下定斷。

但是,相關團體卻可以將之宣傳為「蔡英文承諾不會砍七天假」。不要忘記的是,選戰剛一開始,這個團體就馬上打出「英派別跳票」,這條客觀上翼贊民進黨上台的口號。這對於麻痺他們的受眾,加強「英派進步革新」幻想的社會氛圍,不能不說是起了相當的作用。

這根源於杜撰福利滿滿的「台灣國」的綱領,販賣本土保護主義、尾隨「愛台灣」民粹主義的路線的種種機會主義、甚至直接造謠的行徑,若不嚴肅檢討和清算的話,今天這些宣布「同民進黨決裂」的年輕人,還是很有可能會倒向時代力量一類人的那邊的。

2016年12月7日凌晨,蔡英文官邸護衛遮擋示威者在大門上噴塗的「砍假總統」四字。

2016年12月7日凌晨,蔡英文官邸護衛遮擋示威者在大門上噴塗的「砍假總統」四字。(來源: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附錄:青年突襲總統官邸行動後的共同聲明 2016.12.6
(來源:台灣《蘋果日報》

今(12/6)天,在民進黨的優勢人數之下,砍假案在立法院中三讀通過了。青年產業後備軍、台大大學新聞社、東吳跳馬社、東海人間工作坊、成大零貳社、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青年團體,在同一天深夜突襲總統官邸,在官邸大門噴上「砍假總統」、「民主資進黨」的字樣,就是要告訴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青年絕對會記住民進黨硬幹砍假的這個歷史時刻!

自9月以來,青年團體在立法院、民進黨中央黨部、柯建銘國會研究室、總統官邸、總統府等地點,多次表達拒砍七天假的訴求,呼籲蔡英文總統兌現她選前「恢復七天國定假日」的政治承諾,以及口口聲聲向青年們許諾的:「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

青年團體一再指出,砍假造成打工族的減薪、以及全體勞工工時的增加,就是加劇青年貧窮化的困境。目前,台灣的大學生為了求學,一年平均需負擔達26萬元,私立大學學生更超過30萬元,每四位大學生就有一位需要背負學貸。然而,我們的畢業起薪卻倒退了十六年,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超過三十歲,月薪卻領不到30K。由此可見,已經沒有什麼空間再放任青年貧窮或勞動剝削惡化下去。

然而,自從蔡英文總統在10月3日拍板定案要砍假,我們見識到府、院、黨無不全力硬幹,就是要在年底前強砍七天假:10月5日,陳瑩僅花一分鐘就將砍假案送出委員會。接著,面對青年的訴求,民進黨發言人總以「聽到年輕朋友的聲音了」來敷衍、蔡英文總統則惺惺作態地表示自己也很痛苦,但為了經濟轉型非要砍假。在勞工與青年的多次抗爭下,好不容易換來一次公聽會的機會,卻只是民進黨用來過水、補足程序,根本沒有幾個民進黨立委願意傾聽各界團體形成「拒砍七天假」的強烈共識。最後,砍假案即將通過二、三讀之際,民進黨動用前所未見的層層警力與柵欄,將勞工的心聲隔絕在外。

相反地,我們看到這一路以來,民進黨政府屢次密會工商團體、百般顧及資方利益,民進黨力拚硬幹砍假,就是要賤賣青年與勞工的血汗給資本家!在砍假案通過二、三讀的此刻,血淋淋地見證了所謂的「民主」進步黨,根本是罔顧民意、犧牲勞權而靠攏資方的「資進黨」。

在第三度政黨輪替,我們用「民主」教訓國民黨,而背負眾多青年期待的民進黨全面執政之際,是時候讓我們認清事實了:無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是聽命於資本家的政黨,不能期待它們改變青年的處境,或是期待它們來改善工時無法有效下降、薪資停滯、教育愈趨商品化等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必然剝削──更多時候,它們就是加劇剝削、惡化青年處境的幫兇。

我們已經完全認清民進黨的資產階級性質,並宣告徹底與民進黨決裂。拒砍七天假只是抵抗青年貧窮化的其中一環──環伺在我們生活日常中的,還有年年調漲的學費、高昂的生活消費與租屋價格、以及基本工資無法反映勞資均分經濟成長果實的公平性……。接下來,下降工時、提高工資、教育公共化等鬥爭,都必須靠我們青年團結起來去爭取,遏止青年貧窮化繼續惡化下去。因此,讓我們永遠記住民進黨硬幹砍假的這個歷史時刻吧!拒砍七天假只是抗爭的開始,我們會繼續跟資進黨戰鬥下去!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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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侍產假爭議看香港工運政治

從侍產假爭議看香港工運政治———
臣服資本主義的黨派鬥爭
盧惠民
2016年6月20日

Provision of statutory paternity leave 2013

世界167個國家法定侍產假日數分佈示意圖。上圖是地區分佈,下圖是國家分佈。(ILO,2014)

工聯會最近關於侍產假的宣傳,勾起了泛民人士的「十級痛」,他們紛紛譴責工聯會此前沒有支持職工盟在立法會提出的七天侍產假議案、一如以往地大罵「工賊」。但是,事情真的是這麼簡單的嗎?

工聯會以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的名義發表的這篇文章,提及了這一系列重要的事實:三天侍產假是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達成的共識;工聯會對於泛民在立法會上提出的七天修正案,是贊成但棄權——這是出於政府聲明:若七天修正案獲得通過,他們就會撤銷法案、交回勞顧會再議。工聯會認為,若在立法會推翻勞顧會目前的共識,侍產假立法將會遙遙無期。工聯會從來沒有反對過七天侍產假:他們的正式立場,是先確保法定三天侍產假,再爭取更多。

人們完全可以批評,工聯會在勞顧會上爭取不力,不能相信他們以後真的會「繼續爭取」。但問題的關鍵是:勞顧會作為香港目前地位最高的「集體談判」機制,它的根本功能就是達成勞方、資方和政府三方都贊成的勞工法案(否則如何立法?)——這就是任何稍微認識工運的人都會知道的「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勞方無論由誰代表,最後在實際上只能屈從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結構性多數。職工盟從來沒有反對這種機制,他們反對的是目前讓工聯會和勞聯壟斷勞方代表議席的選舉辦法——這不過是職工盟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只要取工聯會而代之的另一種說法而已。(這同宣稱只有泛民才是「真正香港人代表」的所謂「真普選」,是同一邏輯的產物。)

侍產假爭議的本質就是:工聯會不推翻自己有份在勞顧會談判促成的三天侍產假法案,而職工盟則主張在立法會內推翻這項法案。這能不能說明工聯會是「工賊」,而職工盟就是「鬥士」?顯然不能。請記住:無論職工盟還是工聯會,從來都沒有反對通過「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議定勞工法案的辦法。兩派在侍產假法案問題上的真正「分歧」,是要不要接受勞顧會共識的三天侍產假?——工聯會宣稱要、以後還要更多,職工盟則宣稱可以跳過勞顧會、在議會上就可以得到七天侍產假。我們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看待這個問題,還是要站在議會民粹的立場看待這個問題?這就是關鍵所在。

進一步的說,我們可以看到,宣稱「民意」可以取代勞資力量對比、民粹宣傳可以替代工人實力,是泛民工運的一貫做法。貨櫃碼頭工潮爆發之時,職工盟放棄自己原先經過多次調查制定的、公開和勞聯一起主張的加薪12%方案、轉而提出23%,目的就是突出只有自己才是「真工會」,為打倒工聯會和勞聯等「黃色工會」製造輿論。顯然地,通過撕毀和勞聯的合作關係而提出的,將職工盟會員置於絕對少數的地位的加薪23%訴求,從來都沒有撼動資方的實力。為了堅持自己才是「真工會」,職工盟還拒絕勞聯和工聯會關於向碼頭資方一致提出覆蓋所有工種的加薪方案的建議。最後,在大量罷工工人被變相解雇或自行復工的情況下,職工盟被迫接受資方強制的,和它自己此前和勞聯工聯會聯合方案的12%相差不多的9.8%。

我們不妨徹底一點的想:從工人階級的實際需要去看,七天侍產假又何嘗不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訴求?認為三天侍產假是「出賣工人」的朋友們,為什麼不提出14天、21天,甚至站在育嬰角度或許更加適當的……兩至三年?

首先,資本主義制度從來不會按照工人的實際需要運作;其次,在實際操作上,職工盟不可能超越它的泛民盟友(及其資產者和小資產者的受眾)的承受程度,貿然提出23天、還是別的什麼「大躍進」方案。

在貨櫃碼頭罷工裡面,職工盟可以高舉23%,這不會妨礙那些主張「合理回報」的泛民黨派;但要在立法會弄出一個既可以攻擊工聯會,又需要泛民黨派表態支持的法案,就不能提出「海鮮價」——泛民內部的這種事實上的共識制度,又何嘗不是一種「勞資協商機制」?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資產階級議會的黨派鬥爭遊戲。這是職工盟和工聯會都認可和參與的一種遊戲——建制和泛民兩派,都不會認真動員自己掌握的工運力量對抗資本。那為什麼右派「民主」媒體,一直都支持那些拋出假大空的訴求,根本不會損害資方,目的只在於貶損建制派工會的做法?——因為這完全不是什麼「階級鬥爭」,只是泛民顯示自己「更親民」的公關表演而已。

Source of funding of paternity leave 2013

世界79個國家侍產假津貼來源分佈圖。法定侍產假日數最長的發達經濟體,主要由社會保險支付假期津貼。(ILO,2014)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同權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同權!
林立業
2016年5月4日

五一國際勞動節革命精神的失落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屬於全球工人階級的節日,它慶祝和紀念的,是工人階級不分地域、國藉和膚色,團結反對資本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現如今,宣稱代表工人在五一國際勞動節上提出各種倡議的絕大多數政治勢力,與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全球工人團結和革命精神可說是南轅北轍。在外勞問題上,這種現實有十分集中的反映。

香港的兩大工會中心,工聯會及職工盟,都以保護本地勞工的就業和工資待遇為名,反對輸入外勞。兩者儘管因各自效忠的對象而勢成水火,但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示的立場,則展現了幾乎共同的邏輯。在此摘錄兩大勢力在今年發表的若干有代表性的說法:

2013年1月,工聯會反外勞遊行。(《東網》)


工聯會的反外勞倡議:資本主義政府有責任保障本地工人

工聯會:做好職業教育毋需輸入外勞(2016年1月22日)
工聯會職訓就業委員會主任周聯僑在此文中表示:

『政府有責任帶頭為香港的經濟培訓足夠及合適的人手,特別是當個別行業僱主缺乏承擔,拒絕投資,只懂「走精面」要求政府輸入廉價勞工。政府只要做好職業教育,根本不需要輸入外勞。否則,香港各行各業將會逐步凋零, 「青年無法向上流」的問題不斷惡化,年輕一代在看不到前景下怨氣日深,直接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

《頭條日報》:「工聯會遊行反對港珠澳工程輸入外勞」(2016年1月29日)
此報導全文如下:

『工聯會及建造業總工會發起遊行,反對港珠澳大橋跨工程輸入外勞。
30多名建造業工人及工聯會成員,包括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郭偉強,由金鐘海富中心出發,帶同橫額及標語遊行到政府總部,反對政府建議勞顧會接納港珠澳大橋一個承建商,跨工程輸入500多名外勞的申請。
他們認為有關做法繞過勞顧會,若接納申請,當局難以監管外勞超時工作問題,亦令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大減,要求當局及勞顧會認真考慮,拒絕有關申請。
鄧家彪批評,新一份《施政報告》不但清楚表示有必要輸入外勞,更嘗試改變輸入外勞的方式,完全漠視本地建築工人的訴求。他表明將會在立法會跟進事件。
發展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其後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2013年1月,職工盟反外勞遊行。(《東網》)

2013年1月,職工盟反外勞遊行。(《東網》)


職工盟的反外勞倡議:資本主義政府有責任保障本地工人

職工盟:停止濫輸外勞 加強監管機制 建築業工會對2016年施政報告聲明(2016年1月13日)

此文的結論是:

『縱使補充勞工計劃漏洞處處,過往兩年仍有逾千名外勞獲批從事建築業。工會要求設立恆常審批機制:
1)在審批補充勞工計劃各項申請時,向所有相關行業的工會諮詢意見;
2)處理有僱主就同一空缺先後招聘本地與補充勞工時招聘條件有異的問題;
3)頻密更新補充勞工計劃內招聘各工種的工資水平。』

《壹週Plus》:「政府擬輸外勞 建築工會斥人手不足屬假象」(2016年3月9日)
此文有關職工盟/工黨倡議的部分,摘錄如下:

『今日(3月9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輸入外勞議題,多個與會的勞工團體強烈反對「擴大補充勞工計劃」。其中,建築地盤職工總會理事長陳八根直斥輸入外勞是一場「大龍鳳」,更指現時因為高鐵、人工島等工程不斷改規劃及圖則,才令工程不斷延期,需要人手填補,更指有關部門「做錯咗嘢又搵工人開刀」,要求工人加班「補鑊」時「唔該都冇聲」。
陳八根展示一幅工程相片,相中為14名工人合力搬一條鐵,人手明顯過盛,陳八根及扎鐵業團結工會總幹事黃惠民均質疑現時本港勞動人手不足的講法。他們表示,一條鐵一般以4至5人已能搬動。現時會有「不足」的現象仍因政府工程多錯漏,結果承建商以人手不足為由,工會認為對工人「非常不公道」。
而陳八根更指,前年響應過勞工處呼籲,安排50名工友去聲稱人手短缺的建築公司應徵,竟無人獲聘。另有工人被通知受聘,豈料4個月後方有工開,陳八根坦言:「佢一家大細變屍體啦,食緊元寶蠟燭」。
除了本地人手疑多至業界難以吸納外,工黨執委麥德正表示,有指建造業打算繞過勞顧會,一次過輸入8,000名經處方去年強行推出的「優化補充勞工計劃」下安排一簽多行的外勞,他認為會助長承建商只求壓低成本風氣,影響本地工人就業,或會壓低工資。』

反外勞主張的核心信條:由政府帶頭實現本土階級合作
從以上的摘錄可見,工聯會和職工盟,「不約而同」地主張香港的資本主義政府,「有責任」促進勞資和諧合作,「有責任」保障本地工人權益,也因此「有責任」禁止外勞入境——當然,「勞方」也會因此履行照顧資方利益的「責任」。

然而,這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在本質上,這是工會官僚「外判」政治責任的做法,用以騙取選票和混淆視聽,而又無助於解決工人困境的手段。

事實上,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中,只要多數工人還沒有參加工會,工會因此在職場沒有力量同資方抗衡,工會即使千呼萬喚資產階級政府「主持公道」,結局還是資方在大體上支配勞動力市場,以最低可能的代價,獲得他們需要的勞動力。

歸根結底,資方可以在職場為所欲為,甚至規避法律監管和違反僱用合同的原因,在於工人的不團結,在於工會的缺席。工會的領導者不向工人解釋這個事實,不努力動員和聯合所有工人,反而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作為自己的「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豈不是荒天下之大謬?

要求資產階級政府直接「為工人謀福利」的做法的最壞的後果,就是從根本上剝奪工會本身推動社會變革的潛力:既然萬大事「都應該」由資產階級政府解決,工會除了是配合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福利團體和選舉機器之外(即階級矛盾的潤滑劑和安全閥),還可以是什麼?

這種階級合作的路線,在經濟景氣時或可以為部分工會會員謀得若干好處,但在經濟蕭條時,就必須實行「共度時艱」:為了老闆們的利潤和老闆們政府的權力,推動凍薪減薪裁員、外判勞務、臨時就業、限制公民自由權利、加強軍警權力、推進軍國主義等等「救亡政策」。

工人階級團結自救的道路
要求資產階級政府「不要偏袒」資產階級,要求資產階級政府限制外勞入境,在本質上是捨本取末的旁門左道,讓工人永遠成為資方的奴隸。

工人運動真正阻止資方借用「廉價外勞」壓抑工資待遇的陽謀的做法,絕對不是要求政府禁止外勞入境。

將一般外勞「非法化」,只能為資方提供完全沒有任何權利的超廉價「黑市」勞動力;呼籲禁止外地技工或專業人士入境,並不能終止資方用工的實際需要,只能增強本外工人的隔膜、幫助資方分而治之,資方甚至會以「無人可用」為由,將有關項目轉移境外。在根本上,排外為資方服務,損害大多數工人的利益。

工人運動謀求根本解決的道路,是無分本外、組織所有在地的工人,要求資方平等對待所有工人,主張所有在地的工人、都應享有全部的公民權利,在各行各業形成同資方抗衡的強大力量,維護所有工人的權益、反對工資待遇的改惡,進而爭取社會的主權,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

只要不斷複製兩極分化和地域極端不平等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存在,貧窮地區工人向相對富裕地區大量流動的現象就會繼續發生。要結束絕地球上大多數人貧窮的困境,大幅度提升落後地區人們的生活條件,更合理地分配和開發地球的各種資源、消弭極端的地域不平等,創造真正屬於全人類的文明社會,就必須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

因此,為了守衛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們必須旗幟聲明地要求: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同權!

五一國際勞動節萬歲!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2016年5月1日,香港九家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與本土民主前線和香港民族黨發表五一勞動節聯合聲明,呼籲「取消中國籍入境特權,停止輸入中國外勞」、「訂立標準工時、取消強積金」等,主張推翻「港共暴政」,實現「香港人民共榮共樂之社會」。「左翼」人士對此聲明的主要「批評」,竟然是指責法西斯份子宣布不出席由他們主持的勞動節遊行,是「虛擬抗爭」、「口頭勇武」。曾經幾乎由泛民「左翼」壟斷的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為什麼會被法西斯份子佔據?泛民「左翼」對於法西斯聲明的「批評」,為什麼竟然是調侃對方「只說不做」?

林立業在2016年2月20日在本誌發表的文章,『「左翼」為何為法西斯暴行辯護?』,分析了此現象的前因後果。在此摘錄其中一段:

本土派崛起,「左翼」功不可沒
「左翼」這樣的「演繹」六四和「激烈行動」,實際上就是呼喚激烈的街頭反共「民主」運動。他們這樣呼喚了二十多年,曾經得到了「零三七一」的輝煌(「大炒建制」);在2007、08年這次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後,「左翼」積極地推動「本土」議程:從對特定殖民舊物的「保育」,到「重奪審批權」,到「擋住大陸化」,到「香港自決」等說法,「左翼」提供了今天本土派的整個基本綱領框架。

本土派和泛民「左翼」的真正區別,在於兩者的社會構成和行事風格——「左翼」在推動「本土民主反共」的議程時,往往加以西洋「論述」的偽裝,再附加一些「反歧視」的免責聲明,以保持他們的知識分子自我形象。但本土派的草莽勢力,則不屑於「左翼」的矯情和虛偽,反而指責「左翼」因為壟斷了「運動」的領導權,極度限制了運動的暴力化和普及化,所以才使香港「陷於淪亡的困境」——本土派不過是做了「左翼」讀書人「論述」了起碼七、八年,但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做到出來的事情。

客觀上要推翻特區體制的「佔領中環」(即「左翼」多年來不厭其煩地論述「激進行動」的必要性的那種場合),在奧巴馬政府表態反對升級之後,在泛民主流的引導下虎頭蛇尾、自我消亡,進一步證實了本土派關於自己必需從「左翼」手上奪取「本土民主反共」運動的領導權,只有他們才可以真正實現運動目標的自我期許。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佔領中環」的最大得益者,是一貫標榜勇武反共的本土派勢力。』


蘇俄1920年代五一勞動節海報:紅旗上書「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五月一日」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恩格斯

蘇俄1920年代五一勞動節海報:紅旗上書「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五月一日」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

五一國際勞動節126周年萬歲!
趙平復
2016年4月30日

反對剝削壓迫,確立階級意識!

為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而奮鬥!
贏取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新一代!

學習階級鬥爭史,揚棄選舉拜物教!
認識資本主義制度,打倒反動「公民意識」!

建立工會,在職場抗衡資本!組織青年勞動者加入工會!
建立革命政黨、建立工人國家,結束極少數人統治剝削壓迫大多數人的社會制度!

打倒親帝反共「左翼」,樹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
打倒一切民族、本土沙文主義!打倒虛構勞資共榮的保護主義!

反對撕裂工運,為建立共同面對資方的工運統一戰綫而奮鬥!
打倒排外民粹!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同權!

打倒帝國主義推動世界戰爭的陽謀!
為工人階級的革命國際連帶而奮鬥!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主義!為勞動者的新世界而鬥爭!

「社運」的「基層拜物教」(鍾文彥)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全世界支持自由」。NED是落後國家大量「職業運動員」衣食無憂、前程錦繡的慷慨保障。 (網絡圖片)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全世界支持自由」。NED是落後國家大量「職業社會運動員」衣食無憂、前程錦繡的慷慨保障。
(網絡圖片)

政治外判工和「基層拜物教」
鍾文彥
2016年2月15日

在泛民「社運」的青年全職幹部裏面,有一種並不罕見的說法:真正關懷「草根基層」的人,不應該關心自己的就業前途、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因為「基層」工人自己,因為長期在底層生活,所以已經不會計較自己的前途。因此,為避免「脫離基層」、高高在上的看待他們,就應該「為運動犧牲」、貼近基層生活云云。

但這些帝國的政治外判工,真的懂得一般勞動者的處境嗎?

眾所週知,一般沒有富裕階層背景的大學生,差不多從入學開始,就要不斷找兼職和實習工,同時兼顧學業,就是為了充實自己的履歷,為畢業後的就業作準備。與此相反,帝國政治外判工們,在大學時期卻在各種「社運」之中累積「社運履歷」,或努力成為相關意識形態的傳播者。

在一般人擔心自己未來的生計,憂慮找不到條件較好的工作、甚至會失業的時候,我們的「運動領袖」們卻會說:這種擔心是極其不該的,捍衛「基層」的人根本不應該有這種想法。據說「基層」習慣了在底層的生活,已經不會在乎什麼前途呢!大學生要真正的「貼近基層」,就應該改造自己,視職業前途如浮雲,如此等等……

但問題來了:認為「基層」主觀上不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永遠活在底層,到底是符合那一個階級的利益?當然,在現實世界裏面,有多少的「基層」會真正願意永遠的做苦工,甚至衣食不繼?「基層」當中會有幾多個人,會認為別人希望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就是「看不起」他們?

直白一點的說,帝國的政治外判工們,就是不認為「基層」是和他們有一樣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的人,而是一種特殊的物種,一種供小資運動家們「保育」和「鑑賞」的對象。

眾所週知,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和絕大多數的勞動者一樣,都要面對低工資、高工時,就業不穩定等等的困境。沒有大學學位的求職者,工資待遇往往只會更差。

完全不用擔心這些事情,靠「社運履歷」成為資產階級政治外判工的「運動專業戶」,用他們慣用的民粹術語,完全是與「99%」的同學對立的「1%」

作為集體的工人階級,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必須通過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鬥爭,才能保衛和提高自己的工資待遇;

工人之可能成為階級,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中,必須透過出賣勞動力糊口、被資產階級剝削,從而有共同的物質利益;

沒有工人階級反對剝削和壓迫、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展望根本就不可能——社會主義運動,就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勞動人民徹底改變自己的生計、前途和地位,成為社會的主宰的運動;

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目標,除了消除工人在資本主義之下衣食不繼、生活困苦的境況之外,最根本的就是大幅度地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文化和技術水平,創造克服手腦分工和繁苛勞動的經濟基礎,讓「基層」不再是社會底層,而是擁有能力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先進力量

認為不擔心生計、不憂慮前途的那些人才算是「真·工人階級」,恰好就是100%離地無知的表現。

這同時也是一種佛洛伊德式的錯誤——按照這一種邏輯,只有不愁生計、富裕優渥的小資或以上群體,才是「普世價值」和「社會公義」的真正載體(或可以反過來看,變成是對自己、對社會都沒有承擔的流氓無產者,才是「最進步的主體」);「基層」最多只需要「合理待遇」(甚至獲得繼續作為「基層」的物質條件),而不是打倒資產階級統治、終結階級社會;我們的政治外判工們,則在資產階級和「基層」之間,扮演「主持正義」的祭司、「社會倫理」的判官。

相關文章:NGO如何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服務

「反新自由主義」的幻象和真實(趙平復)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個人臉書,經作者授權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曾經被全世界「反新自由主義左翼」一致吹捧和力挺的SYRIZA黨魁、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曾經被全世界「反新自由主義左翼」一致吹捧和力挺的SYRIZA黨魁、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反新自由主義」——即呼喚資產階級國家挽救勞動人民的反動政治——的幻象和真實
趙平復
2015年8月12日

絕大多數提倡「反新自由主義」的「左翼」學閥,基本上不承認「新自由主義」就是此前的「非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產物,完全違背史實的意淫虛擬的「前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美好和幸福,宣揚資本主義危機可以通過資產階級國家的介入得到緩解甚至克服。

當資本主義制度進入大危機之時,「反新自由主義左翼」就主張資產階級國家「大力介入」「救人民」(實際上只能挽救壟斷資本、坑害勞動人民)的反動綱領。

結果,資產階級國家真的是「介入」了,為壟斷金融資本注資鉅萬,其「代價」就是為了提升佔據主要生產資料的私有資本的利潤率,同樣「大力介入」推行緊縮政策:削減公共開支、壓抑工資增長、全面調降社會福利,同時強化核心國家機器的鎮壓功能和維穩能力。

當這種情況理所當然地發生,包括在他們吹捧和票挺的各色「左翼」(例如法國)甚至「激進左翼」(例如希臘)政府之下被遂行的時候,「反新自由主義左翼」學閥們,特別對於希臘的事變,基本上有兩種反應:

一)執政的「激進左翼」「出賣了」「反新自由主義」,沒有「履行」原先動用國家機器挽救人民的偉大而正確的綱領,宣佈「激進左翼」內部的「左翼」還可以繼續領導「希臘人民」「繼續戰鬥」,爭取資產階級國家挽救勞動人民的良好願景;

二)「激進左翼」不但沒有出賣「反新自由主義」,而且還因為各種「反緊縮」宣傳得到「普世關注」,落實了比膚淺的具體政策更進一步和更高一級的「葛蘭西霸權策略」。據說,正在為希臘和國際資產階級做大管家的「激進左翼」政府的「真正缺陷」,在於沒有好好動員基層社會擴大廉價/免費食堂、二手商品藥物交換點、合作社互助信貸等等「連帶經濟網絡」,準備「完全脫離資本主義」云云。

「反新自由主義左翼」的學閥和啦啦隊的實際作用,就是通過模糊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民主的實際歷史和功能,將勞動人民反抗資本主義危機的行動引向國家主義、改良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當然是「左翼的」那種)的陰溝,從而保衛了資本帝國主義制度。

在宣稱「我們選出來的政府可以讓資本主義更加美好」的根本意義上,「反新自由主義左翼」不是別的東西,而是資本帝國主義的「民主的」和「左翼的」辯護士。

介紹日本中核派對SEALDs的批判(張若愚)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個人臉書,經作者授權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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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Ds的宣傳海報:「每週的星期五,要真正的停下來。不要戰爭。反對戰爭法案國會前抗議行動。在日本的所有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

日本中核派機關報《前進》2015年8月3日文章:戦争法の参院採決絶対阻止へ全国学生は総力で決起しよう 8・20国会闘争―9月全学連大会へ
SEALDs網站:http://www.sealds.com

在8月3日,中核派機關報《前進》上以革共同中央學生組織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一篇題為《為了全力阻止參議院表決通過戰爭法案,全國學生全力行動起來 向著8·20國會鬥爭——9月全學聯大會前進》的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往常一樣對自己在這次反戰運動中的成就進行宣傳以外,也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本次學生反戰運動的領導核心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為了自由與民主主義的學生緊急行動」),該文稱,在這次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面前,由於恐於運動往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方向發展,處於運動領導地位的SEALDs,也同既成工人運動的指導部日本共產黨一樣,妄圖把這場自發的學生運動,限制為擁戴日帝體制的運動。

中核派在文中對SEALDs在理論上的「反動性」的指責主要分為三點:

1)無原則地對「戰後日本」進行禮贊,完全無視歷史,把「戰後日本」粉飾成是「擁有自由與民主傳統的」時代,「和平主義的國家」。掩蓋戰後日本作為美帝國主義盟國的反動歷史。

2)煽動宣揚「日本是東亞的領導者」的大國主義和愛國主義、排外主義,在事實上推動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的侵略。其所宣揚的日本是「亞洲軍縮,民主化的領頭羊」云云,在邏輯上其實同叫囂「將萬惡之源的中國,北朝鮮解除武裝」的安倍政權沒有區別,其本質上並不是什麼反對戰爭,而是推廣號稱「自由」的資本統治階級的一翼。這種傲慢是同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水火不容的。

3)掩蓋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妄圖給工人、學生戴上資本主義的枷鎖。其提倡的所謂「可持續的、健全的成長」等等口號,都是在製造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要求青年、學生的一生都成為僱用奴隸,這是同鼓吹「健全的,有規矩的資本主義」的日共「斯大林主義」是完全一樣的。

在對其主張的性質進行批判後,該文進一步指出SEALDs在這次運動中的具體行動,也有著深刻的「反動」性質。

1)在運動中,SEALDs一直在對國家權力進行諂媚。在這次運動中,SEALDs的人宛如右翼一般,高喊什麼「警察先生們辛苦了」、「感謝你們的保護」等口號。在部分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突的時候,SEALDs的領導者們高喊「巡警先生們絕對不是敵人!」,其奴隸的語言,對抗議者憤怒的壓制,完全是屈從於國家權力機關的「第二警察」。

2)SEALDs否定工人和學生在職場和校園裡,同資本和大學當局的鬥爭,甚至對其予以咒罵。SEALDs強調其「自立的個人」、「普通人」、「日常性」等性質。也就是呼籲曾經以工會、學生自治會等被破壞了的形式組織起來,現在被原子化了的個人的工人和學生,以「個人」的名義集結在國會前。

中核派認為,反對戰爭國家的具體攻擊目標,恰恰應該是現實中的職場與校園。只要現實中的工人無法對解雇、減薪發出自己的聲音,學生則被課業、求職、學費所束縛,又如何反對戰爭?恰恰是工人的罷工,學生同警察的鬥爭,才是阻止戰爭的力量。然而SEALDs卻以「學業與考試優先」的名義,無視學生們的訴求,將國會前的學生進行驅離。SEALDs完全是放棄了鬥爭,迴避了對大學當局的不可妥協的鬥爭,完全不對現實中的新自由主義大學予以批判,在事實上將校園交予資本之手。

3)SEALDs的最終目的,是同資產階級政黨或者改憲勢力建立聯盟,走所謂的「全部在野黨集結路線」。該文強調,SEALDs領導層的主張,就是從政治激進主義滑向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只會高喊「保護自由民主日本」的口號,使用所謂「野黨集結」、「現實的對抗政策」等等老掉了牙的辭藻,宣傳對資產階級議會的幻想。SEALDs的前身SASPL(「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學生有志之會」)在特定秘密保護法成立之前就一直胡說什麼「理解法案的內容」、「(提出)現實的修正案」,全是一種軟弱無力的、為統治階級提出「現實可行的選擇」的幻想。

該文稱,SEALDs完全是高高在上的、蔑視大眾的,徹底地壓制主體性、自我解放性,徹底地貶低個人,宣稱「永遠不希望產生領導者」的體制內運動。同時,SEALDs是否定革命、憎恨革命,無條件承認自衛隊、機動隊等國家暴力組織。SEALDs同日本共產黨一樣,也全面的贊成「自衛戰爭」,完全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戰後統治支配體制與資產階級議會主義最忠實的補丁。其本質就是那種出於小資產階級對革命的恐懼,高喊「保衛日本」或者懇求日本帝國主義予以救濟,鎮壓革命派的「青年法西斯運動」(青年愛國運動)。

札記:似曾相識的幾種人(方成)

《跨時》按:在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薄弱,社會主義革命仍然可以被視為遙不可及的當下,資本主義危機的現實,既迫使不少小資產階級讀書人修正自己此前的各種小市民的庸俗觀點,同時也容許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借用各種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維護小市民的庸俗「核心價值」。舉一些例子:有人宣稱「社會主義就是最徹底的民主主義」;有人宣稱共產主義社會是小確幸的「小社會聯邦」;也有人扭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內容、用以迴避他們作為號稱「左翼」反對真實存在的帝國主義的義務;有人宣稱所有發展都是資本主義發展、把科技進步同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對立起來;也有人宣稱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制度、而在於勞動本身,據說只要拋棄勞動、改宗他們「非異化的」文青思想,就可以得到「解放」——當然,你必先拋棄私心,為他們的良心小生意奉獻無償勞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當然,這一切都有「先例可循」。方成君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了解這些人的一些重要線索。


札記:似曾相識的幾種人
方成
2015年7月25日

蒲魯東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奠基人。

蒲魯東的主要觀點有:①人類歷史是永恆觀念的歷史,永恆觀念由少數「社會英雄」所創造,群眾不過是永恆觀念完成自我發展的工具;②反對社會化大生產、維護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建立一個人人都是小老闆的「互助社會」;③通過個人所有制改良資本主義社會。例如:勞動人民合股成立「人民銀行」提供無息信貸、建立合作社和小作坊;④反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和進行革命;⑤否定工人政黨,以小生產者相互建立契約的方式、建立「互助」的無政府「聯邦」,取代國家。

蒲魯東派在1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期間,曾經在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瑞士、意大利的工人運動中,有較大的勢力和影響。在第一國際內部,蒲魯東派同以馬克思、恩格斯為首的共產主義勢力,進行了激烈的鬥爭。1867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一國際三大通過關於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決議,標誌著蒲魯東派的式微。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間,蒲魯東派在公社政府內有多名代表,他們反對沒收法蘭西銀行,這是導致公社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巴黎公社失敗後,蒲魯東派急速走向沒落,只有部分自稱「社會主義者」的資產階級激進派,仍然以蒲魯東作為自己的始祖。

一:蒲魯東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繫的。小資產者像歷史學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in everything(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時還像蒲魯東一樣是個有才智的人,那麼他很快就會學會玩弄他本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怪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

——馬克思〈論蒲魯東〉

有一種知識份子, 對於他們來說,歷史和現實政治,是眾多的「學術興趣」的其中一種,以致於他們總在主義和主義之間搖擺,有時以一派自居,當發現另一種論述引起其「興趣」,在思辨上有其「合理性」,一夜之間就變成另一派的忠實支持者。他們意識不到政治派別和立場的自我宣稱是一種政治承擔,不認為以主義者自居是一種政治責任。對他們來說,歷史和政治從來不是他們關心的東西,他們著重的是自己抽象的、在頭殼裡的「知性活動」;是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身份和地位;也許還有他們身為「知識份子」的虛榮。

主義者用生命去捍衛主義;裝腔作勢者卻用主義抬高自己。主義之於一種知識份子,像「有意思」的角色扮演。他們內裡的觀點,並不等同於他們所宣稱的。他們居高臨下,在思維中而不是在歷史中尋找「可能性」,意圖在理論上調和存在於歷史和現實中的矛盾。但階級鬥爭不是在思維中而是在現實中發生的。他們「口頭革命;實質調和」的舉止,暴露了他們的真實企圖。

自稱主義者而否定歷史曾經發生過的和現在進行中的革命,宣佈這些革命是「歷史的悲劇」、宣稱當時「沒有條件」實行革命,甚至在現實之中支持反革命,最終說明了他們不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而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孟什維克。

司徒盧威

彼得·司徒盧威(英譯:Pyotr Struve)(1870-1944)

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首領之一。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數年期間,是「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度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司徒盧威在20世紀初成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成為立憲民主黨之中的右翼的領袖之一。一戰期間,司徒盧威支持沙俄的擴張政策。十月革命後,先後參加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白衛偽政權,反對蘇維埃政權,最後流亡法國、客死巴黎。

「合法馬克思主義」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同時反對沙皇專制制度,主張資產階級民主制,批評主張「農民社會主義」的民粹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片面地宣稱資本主義是文明和進步的泉源,論證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在1895-96年沙俄當局抓捕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主要領袖之後,和20世紀初年之間的短短幾年之內,以司徒盧威為首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集團,一度成為俄國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

在那幾年期間,司徒盧威集團的主要興趣,在於利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斷,「證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在俄國的必然性。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階級的內容。

在哲學上,「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唯物辯證法,主張新康德主義。他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哲學沒有必然的關係,主張用「道德證成社會主義」。

在政治上,「合法馬克思主義」主張,因為俄國缺乏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反對沙皇專制的鬥爭,只能是爭取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鬥爭。也因此,工人政黨不但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派,還應該接受後者的領導「爭取民主」。

「合法馬克思主義」塑造了一種為資產階級度身訂造的、「淨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以馬爾薩斯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新康德主義取代了歷史唯物主義,以階級合作取代了階級鬥爭,以社會改良取代了社會革命,以資產階級的民族自由主義取代了工人階級的國際社會主義——它比德國的伯恩斯坦,更早的提出了「修正主義」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孟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的「先聲」。

「合法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初年瓦解後,主要成員紛紛成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更有部分成為宗教的辯護士。類似「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左翼」思潮,直到今天,還是學院內外左傾讀書人的典型現象——在資本主義危機和階級鬥爭激化的間隙之中,「馬克思主義」往往成為小資讀書人的一種「時尚」,但當激烈的階級鬥爭來臨,他們本來只想改良、完善的資本主義制度,遭到了實際的革命威脅之時,他們多數會「轉向」、成為最堅定的保守派。

二:司徒盧威

「我們不必花許多時間來分析這種拙劣的理論。司徒盧威的《評述》一書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非常熟悉有教養的俄國資產者的這種『手法』,熟悉他們怎樣披著清除了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貫徹自己的觀點和願望。最近的事態特別明顯地表明,司徒盧威主義不僅是俄國的而且也是國際的資產階級理論家的一種意圖,他們妄想『用溫和的手段』殺死馬克思主義,用擁抱,用仿佛承認馬克思主義中除了『煽動性的』、『蠱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義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學的』方面和成分這種手段來殺死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採取馬克思主義中為自由派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一切東西,直到爭取改良的鬥爭,直到階級鬥爭(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直到『籠統』承認『社會主義的理想』,承認資本主義要被一種『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唯獨』拋棄它的革命性。」

——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

這種人當中,有一些人努力避開原典。據說,主義者不應該閱讀原典,因為他們「不合時宜」———但既然認為原典裡頭的都不合時宜,哪又為什麼要自稱主義者呢?

另一些人努力閱讀原典。但這些人不過是書呆子,他們在雲端中看書,歷史和現實仍然不是他們所關心的範圍。他們用雲端的角度了解書中的內容,或以某種「有意思的」學術理論硬塞到革命理論當中。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司徒盧威主義。他們「承認」馬克思主義,以至於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種「馬克思主義」是閹割了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成為了純學術的玩意。

書呆子反辯證法地看辯證法,把與動態的歷史和現實實踐相關連的革命理論,看成靜態的、抽象的純理論,於是辯證法由方法變成僵化的教條,從而變成了孟什維克的詭辯和怪論。這有時是有意識的行為,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去掉革命的部份,去掉歷史實踐的部份,去掉列寧——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符合資本主義、符合學院、符合這種人的「知性需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

柏林青年黑格爾派「自由人」小組

圖為恩格斯創作的,描繪柏林青年黑格爾派「自由人」小組主要成員的諷刺漫畫。

「青年黑格爾派」,又稱「黑格爾左派」,是19世紀30至40年代初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鮑威爾(Bruno Bauer)和施蒂納(Max Stirner)。

在政治上,「青年黑格爾派」反對封建等級制度、鼓吹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主張政教分離、個性解放,對宗教進行猛烈批判、質疑《聖經》為杜撰,曾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他們流於抽象的激烈言論,對於現實的政治活動,並沒有任何具體的綱領,也更加沒有任何組織的打算,而且在哲學上鄙視群眾,將自己的政治藍圖寄託在「理性」的「社會精英」之上。

在哲學上,他們宣稱自己「超過」了黑格爾,將其哲學中的「自我意識」取代了「絕對觀念」,把「自我意識」神化、說成是凌駕現實和個人的主體。無限的「自我意識」及其展開的「批判」,據說就是歷史的創造者,主宰庸眾的力量——他們自己就是這種精神和批判的化身。

青年黑格爾派根據他們自創的這套邏輯,宣佈人的任務不是認識和改造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推翻反動的社會制度,而是成為他們的信徒、由此「擺脫錯誤思想的統治」,得到精神上的真正的解放。他們最終拋棄了形式上的激進主義,潛心於抽象的哲學爭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參加過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後來在《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該派的觀點進行了徹底的清算,由此勾勒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和立場。

三:「絕對精神」的使徒們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絕對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於群眾之外,同樣,群眾的因素也被排斥於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認為自己並不是通過群眾體現出來,而僅僅是通過一小撮傑出人物即鮑威爾先生及其門徒體現出來的。

「接著布魯諾先生又取消了黑格爾的另一種不徹底性:如果說黑格爾精神只是post festum(事後)在幻想中創造歷史,那末,鮑威爾先生則和他以外的其它群眾相反,他是有意識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現在就已經戲劇性地對待這批群眾,而且在深思熟慮之後卻故意發明歷史和實現歷史。

「一方面是群眾,他們是消極的、精神空虛的、非歷史的、物質的歷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他們是積極的因素,一切歷史行動都是由這種因素產生的。改造社會的事業被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動。」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

他們自認為他們的「批判」就是歷史的動力,他們高高在上,而「群眾」是一群白痴。他們不是炫耀自己的「知性才能」,就是以通俗化為名把自己庸俗化。把群眾(在想像上)白痴化的結局是把自己(在現實上)白痴化。

考茨基

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

恩格斯死後至一戰爆發期間,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和領袖。一戰期間,先後作為德國社民黨「中派」和獨立黨的領袖,極力將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不滿和反抗,限制在資產階級體制的範圍之內、抵制革命。戰後大力反對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在歐洲引發的革命浪潮,反對共產國際,成為資本帝國主義公開的辯護士。

「考茨基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詞句為包裝,有系統的歪曲、篡改和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推崇資產階級民主制和改良主義。在哲學上,考茨基以折衷主義和庸俗進化論,冒充唯物辯證法;在經濟上,考茨基否認壟斷金融資本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及其危機的必然性,主張帝國主義列強可以共存、融合的「超帝國主義論」;在政治上,考茨基宣稱資產階級民主制是沒有階級性質的「純粹民主」,主張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今天大多數的「左翼」(包括各種號稱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都是考茨基主義者——他們宣稱通過資產階級普選議會進行各種社會立法,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即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改良措施,就是「社會公義」(「社會主義」對這些人來說,已經「太左」了)

四:考茨基,和社民派們

「資產階級不得不說假話,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說成『全民政權』或一般民主和純粹民主;但實際上,這種民主共和制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剝削者對勞動群眾的專政。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奧斯特爾利茨和倫納之流(可惜現在弗裡德裡希‧阿德勒也在幫他們的忙)支持這種謊言、這種假話。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則揭穿這種假話,直接而公開地向工人和勞動群眾說明真相: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要把勞動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除了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這種專政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人類擺脫資本的壓迫,擺脫資產階級民主即富人的民主的騙局、虛假和偽善,才能實行窮人的民主,使工人和貧農事實上享受到民主的好處,而現在(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下)絕大多數勞動者事實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好處的。」

——列寧〈論「民主」與專政〉

主義者用綱領決定立場,投機者用立場決定綱領。在某種「左翼」眼中,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選舉「民主」,是純粹的民主,是跨階級的民主,所以爭取資產階級的「民主」總是好的,哪怕美帝就是「運動」的終極領袖。他們故意說,中國是獨裁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我們要爭取民主人權自由。但這恰巧證明了他們的偽善:就算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那應該主張的,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決不是以資產階級的「全民民主」去為統治階級「整容」、甚至幫助現實存在的全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扶植殖民傀儡。

他們進一步說,由於「中帝」「壓迫」香港比美國壓迫香港更強更大更嚴重,所以與美援團體同流是沒有問題的,首要敵人是「中帝」。但這些人永遠不會清楚了解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現狀,也不會了解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政治經濟關係。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美國在全世界進行的反革命活動;他們對美國的全球電訊網絡監控視而不見,卻只埋怨中國的防火長城;他們樂於無視在全世界有幾百個軍事基地、以金融榨取綁架全世界的美帝,卻很有趣的「論證」「一帶一路」就是帝國主義。這說到底就是:逢中必反,無共不「匪」。至於美帝呢?——「你反對民主自由麼?你是不是要在客觀上支持中共?」你懂的。

五:社會主義沒有「資產階級道路」

「我們並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況。這是痴想。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我們只知道引導走這條道路的是什麼樣的階級力量;至於在實踐中具體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萬人開始行動以後由千百萬人的經驗來表明。」

——列寧〈政論家扎記——農民和工人〉

馬克思主義者沒有關於未來社會的具體藍圖。實踐可以試驗如何走下去,實踐也可以化作歷史成為借鑑。歷史表明,與資產階級合作,就只有死路一條。

全文完

重溫《日本的夜與霧》之二:1960年反安保運動失敗的遺產

《跨時》按:趙平復君的《日本的夜與霧》影評的下半篇,勾勒了日本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在朝鮮戰爭結束以來的軌跡。

1955年6月,日共「全六協」徹底否定朝鮮戰爭期間實行的武裝鬥爭路線,大量激進青年脫黨。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爆發,反日共的激進青年奪取了全學聯的領導權。

1958年7月,日共召開七大,通過「爭取和平革命」的路線。1958年12月,以全學聯激進領導者為核心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提出不斷衝擊的運動論。

1959-1960年反安保鬥爭,日共配合社會黨以議會內外表演為主的「倒閣路線」,更與當局和朝野政黨一致譴責,全學聯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率眾衝擊國會「破壞議會政治」的「反革命挑釁行為」。

反安保鬥爭最終失敗,青年激進運動分化瓦解,進入《日本的夜與霧》之中婚禮的場景。

「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960年7月瓦解,分裂成為互相敵對和暴力攻擊的三大派系和若干小派系。以「赤軍派」淺間山莊事件為標誌,「新左翼」在多數民眾之中,成為了「極端」、「暴力」和「無謀」的代名詞。

日本共產黨在1970年代企圖通過聯合社會黨等在野黨組閣執政的嘗試,遭遇建制的強烈抵制。到1989年,日共正式宣佈放棄社會主義革命,只追求「資本主義範圍之內的民主改革」,成為社民政黨。

趙君在文章的結尾,提出了這樣的思索:

放諸古今中外,脫離群衆的唯行動/暴力論和以貼近群衆為名的「議會成功爭取路綫」,説到底就是相通的兩極、同一個硬幣的兩個表面。前者認爲一般群衆都是反動的、頂多只配成爲「行動精英」的信徒,後者咬定一般群衆根本不會什麽革命道理,只有通過議會表演撈取的實際利益才會參與「運動」。總言之,就是根本不相信在群衆之中可以形成一股建立在理性認識和民主合作之上,最終有推翻資本主義能力的革命運動。

大島渚曾經十分認真對待如何建構一個健康可行的革命運動的問題,所以才拍出《日本的夜與霧》這樣的電影,但不久後,他就對這個問題失去了興趣,又或者可以說,他轉而認爲人們性和心理方面的問題,也許才是更根本的。但是善於描繪那種問題的大島當然知道,當群衆的政治變革運動退潮乃至失落無效的時候,不問世事和沉溺在性的幻想和滿足固然是最自然的逃避方法, 但終歸也只是逃避而已,於事無補之餘,甚至還會造成肉體的毀滅———從《青春殘酷物語》、《白晝的惡魔》、《日本春歌考》、《絞死刑》到《感官世界》,甚至《御法度》,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覺悟的展現。

大島用其一生的作品,做了他對集體和個人解放的牽扯和矛盾的全力思考,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答。他深思熟慮的遺產,就是給我們的最大貢獻吧。

筆者對於《日本的夜與霧》提出的問題,也當然是沒有萬靈藥的。如果要勉強提出一個方向的話,那我想指出的就是:要承擔階級和人類解放的重擔,無論就個人和團體而言,學識和智慧都當然是重要的,但首要的條件,還是真誠——任何時候都不可以作假,不可誇大、不可隱瞞,要努力追求事實、傳播事實。在努力求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到克服錯誤和增長能力的途徑。爲了一時便宜而拒絕事實、甚至歪曲事實,那太田口中的所謂「斯大林主義活死人」,和中山口中的「脫離現實的搗亂分子」,都可作殷鑑了吧。

新安保法案出台之際,重溫《日本的夜與霧》

《跨時》按:2015年7月15日,在社會群眾普遍反對的情況下,日本國會眾議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員會表決通過安倍政府推動的新安保法案,將在24日交付眾議院表決。新安保法案將推動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一體化,在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名義下,日軍將可在戰場上和後方,全力參與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行動。

我們認為,如果不對日本戰後歷史、特別是社會主義反帝運動的興衰有一個基本的理解,就不可能判斷這次新安保法案和反對運動的歷史意義———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積極準備戰爭的攻勢,訴諸「民主」(或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反對運動,很可能像此前更大規模的同類型運動一樣,最終會無補於事。世界戰爭步步進逼的威脅,最終是國際工人運動衰落的一個表現。

趙平復君這篇在2013年4月在本誌上發表的文章,籍分析電影《日本的夜與霧》紀念當年逝世的電影巨匠大島渚。

趙文指出,這部電影並不是多數評論者所宣稱的個人運動經驗或傷痕展覽,而是大島渚對1960年反安保運動失敗的前因後果的清算。

《日本的夜與霧》提出的問題是:在有工人群眾基礎的、但走向了改良主義的日本共產黨,和由激進邊緣青年組成的「新左翼」之間,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鬥爭,和日本社會主義革命將何去何從?

趙君文章的上篇,勾勒了日本共產黨從成立、到日本戰敗、到朝鮮戰爭期間的歷史。在錯誤綱領的指導下,日共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不斷錯估形勢:在革命形勢上升時,堅持美國佔領軍可以助其進行「和平的民主革命」,當左派被美軍和日本當局聯合鎮壓的時候,因此前的錯誤已經失去大量工農支持的日共,卻要求青年學生進行孤立無謀的武裝鬥爭——為自己的改良主義轉向和極左的「新左翼」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黑霧中的掙扎與糾纏——《日本的夜與霧》的歷史政治背景及其問題意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