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跨時》按:本文寫於2016年5月30日,經作者同意編輯轉載。


2005年,香港支聯會悼念趙紫陽。(來源: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趙平復
2016年5月30日

近日香港右派(含「左翼」)及其派生的極右派,爆發關於他們如何「悼念」(或不悼念)六四事件,關於極右派宣布右派借六四積累政治資本、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扯皮條的指控是否屬實的各種口水戰。右派說他們的「悼念」是出自「情感需要」,極右派說不斬斷這種「情感」,最後就只能當中共的奴才。

對右派來說,六四是他們「民主抗共」和「建設(資本主義)民主中國」綱領的圖騰,而「平反六四」訴求所表達的,就是對中共領導層內再次出現趙紫陽式的新自由主義「開明」權貴的期待;對極右派來說,右派的這些展望,無異於癡人說夢。據說,促進中共倒台的最好辦法,是進行分離主義運動,通過「脫中」去直接動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對這兩派人來說,六四事件只可能有這種面目:中共大肆瘋狂屠殺像他們一樣的親帝右派——右派認為因此必須聯合大陸的右派推翻中共政權:只要中共政權一日存在,他們在香港就不得安寧;極右派則認為,中共已經將大陸徹底鬼域化,與其在勢力極為薄弱的大陸右派身上浪費時間,倒不如在香港激化右派陣營、徹底剷除中共勢力,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自決」、「獨立」、「建國」。

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情,真的就是這些人的剪裁和臆想嗎?

當然不是的。石七刀這篇文章,儘管沒有明確提出這一點,但它所提供的證據讓我們可以知道:右派當年之沒有「成功」,很大程度就出於他們沒有掌握大量的工人群眾。而右派之所以沒有做到這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的主觀動機和客觀訴求,都與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和願望格格不入。

1990年代以來以香港為基地的美援「自由工運」:89一代的「左翼」大師在貨櫃碼頭工潮期間提出的「工運民運化」,乃至新晉「左翼」學術明星最近宣布TPP因規定簽署國必須允許美援工運自由發展而是工人救星等等,說到底就是他們對於六四失敗的「遺憾情感」的政治投射。

要掃除右派的真假參半「情感」的影響,就必須從瞭解史實開始,從階級鬥爭的邏輯,形成爭取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

相關文章:《六四事件25週年感想》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梁振英。(來源:AP)

梁振英。(來源:AP)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趙平復
2016年12月9日

很多人慶祝梁振英宣布不競選連任,「感謝」其次女此中的「貢獻」,並「預祝」梁坐牢云云。這除了表明了這類人的「公民質素」,和所謂「民主精神」到底所謂何事之外,並沒有任何其它的內容。

在梁振英還未上台之前,某些「左翼」團體曾「研討」,梁將會試圖以房屋問題為突破口,在普羅市民之中建立支持特區體制的壓倒性大多數,在根本上逆轉民意——確立所謂「威權民粹主義」,或所謂新加坡式的管治——所以必須全力抵制云云。

現在梁振英走了,「左翼」很高興,他們的實際效忠對象大資產階級也很高興,經過他們的「成功抗爭」,恐怕再沒有特首,會像梁振英將拼命覓地興建公營房屋作為施政重點、推行壓抑樓價上升的各項措施。這些政策,儘管可以損害部分大資本的既得利益,但根本目的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的整體穩定。將梁振英的土地政策同「赤化」相提並論,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沒有忘記港英大建公屋收買人心的舊事而已。

現在,反體制人士可以繼續在謳歌帝國主義和捍衛本土資本主義的同時,繼續攻擊特區政府「無視房屋問題」、「不理人民死活」,將他們心中的烏克蘭雪球、越滾越大。

如果《蘋果》所傳言的,關於王光亞勸退梁振英的說法是事實的話。那會有兩大可能性:一,北京當局或會試圖與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緩和」(「回鄉證」問題是一種表示。我相信在特朗普政府表明對華政策之前,此前被剝奪「回鄉證」的大多數堅持反共立場的泛民人士,都不會申領);二,北京當局會扶植比梁振英「更強硬」(實則更損害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人成為特首。以建制派內部和香港所處於的國際環境去看,第一點的可能性會更大。

北京官僚階層,在面對美帝可能和俄國「緩和」,聯合對中國施壓的前景之下,能不能像1964年至1971年期間「勇敢挺過」(當然,之後就是聯美反蘇),還是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推動徹底的「緩和」——即全面私有化和向親帝勢力開放政權——將自己從黨幹轉型為「企業家公民」,將人民共和國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以謀「永遠的和平」?這就是將來五至十年的最大政治問題。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大蕭條之後的10年,才全面開打。我們現在離此次大蕭條的開端已經8年,先後爆發了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也門等局部戰爭。帝國主義諸國主流政壇的全面右傾化,和港台極右勢力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所表現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停滯不前,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長年缺席,思變的人群「自然地」從「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流向「最正統的」本土優先排外主義。

五一國際勞動節萬歲!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臉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2016年5月1日,香港九家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與本土民主前線和香港民族黨發表五一勞動節聯合聲明,呼籲「取消中國籍入境特權,停止輸入中國外勞」、「訂立標準工時、取消強積金」等,主張推翻「港共暴政」,實現「香港人民共榮共樂之社會」。「左翼」人士對此聲明的主要「批評」,竟然是指責法西斯份子宣布不出席由他們主持的勞動節遊行,是「虛擬抗爭」、「口頭勇武」。曾經幾乎由泛民「左翼」壟斷的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為什麼會被法西斯份子佔據?泛民「左翼」對於法西斯聲明的「批評」,為什麼竟然是調侃對方「只說不做」?

林立業在2016年2月20日在本誌發表的文章,『「左翼」為何為法西斯暴行辯護?』,分析了此現象的前因後果。在此摘錄其中一段:

本土派崛起,「左翼」功不可沒
「左翼」這樣的「演繹」六四和「激烈行動」,實際上就是呼喚激烈的街頭反共「民主」運動。他們這樣呼喚了二十多年,曾經得到了「零三七一」的輝煌(「大炒建制」);在2007、08年這次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後,「左翼」積極地推動「本土」議程:從對特定殖民舊物的「保育」,到「重奪審批權」,到「擋住大陸化」,到「香港自決」等說法,「左翼」提供了今天本土派的整個基本綱領框架。

本土派和泛民「左翼」的真正區別,在於兩者的社會構成和行事風格——「左翼」在推動「本土民主反共」的議程時,往往加以西洋「論述」的偽裝,再附加一些「反歧視」的免責聲明,以保持他們的知識分子自我形象。但本土派的草莽勢力,則不屑於「左翼」的矯情和虛偽,反而指責「左翼」因為壟斷了「運動」的領導權,極度限制了運動的暴力化和普及化,所以才使香港「陷於淪亡的困境」——本土派不過是做了「左翼」讀書人「論述」了起碼七、八年,但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做到出來的事情。

客觀上要推翻特區體制的「佔領中環」(即「左翼」多年來不厭其煩地論述「激進行動」的必要性的那種場合),在奧巴馬政府表態反對升級之後,在泛民主流的引導下虎頭蛇尾、自我消亡,進一步證實了本土派關於自己必需從「左翼」手上奪取「本土民主反共」運動的領導權,只有他們才可以真正實現運動目標的自我期許。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佔領中環」的最大得益者,是一貫標榜勇武反共的本土派勢力。』


蘇俄1920年代五一勞動節海報:紅旗上書「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五月一日」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恩格斯

蘇俄1920年代五一勞動節海報:紅旗上書「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五月一日」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

五一國際勞動節126周年萬歲!
趙平復
2016年4月30日

反對剝削壓迫,確立階級意識!

為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而奮鬥!
贏取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新一代!

學習階級鬥爭史,揚棄選舉拜物教!
認識資本主義制度,打倒反動「公民意識」!

建立工會,在職場抗衡資本!組織青年勞動者加入工會!
建立革命政黨、建立工人國家,結束極少數人統治剝削壓迫大多數人的社會制度!

打倒親帝反共「左翼」,樹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
打倒一切民族、本土沙文主義!打倒虛構勞資共榮的保護主義!

反對撕裂工運,為建立共同面對資方的工運統一戰綫而奮鬥!
打倒排外民粹!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同權!

打倒帝國主義推動世界戰爭的陽謀!
為工人階級的革命國際連帶而奮鬥!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主義!為勞動者的新世界而鬥爭!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RCEP與TPP參與國示意圖(中央社)

RCEP與TPP參與國示意圖(中央社)


《跨時》按:本文的上半部分見此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五,中共官僚問題

兩篇文章的作者,都反覆提到中共官僚的問題。大抵都認為服貿協議是中共腐化官僚與台資共生關係的強化手段,無法帶來任何進步意義,而且兩者的聯盟會將中國進一步推往資本主義的方向。上面已經分析過,服貿並不太可能會對大陸的國有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官僚的腐化墮落問題當然需要正視,但此問題的核心,是工人被剝奪政治權利,還沒有形成一股可以動搖官僚獨裁的階級力量。反對服貿協議,並不能令寄生官僚層消失,也不會停止他們與國内外資本勾結,更加不會對台資構成任何威脅。另外,如上所述,按馬、恩、列、托的思路,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地位被後進國家動搖甚至打破,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一方面激化帝國主義國家的内部矛盾、瓦解現存體制的分工、動搖此前根深蒂固的各種成見,另一方面增強落後國家的生産力和無產階級隊伍,為大規模擴張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空間創造物質條件。放在當下,伴隨世界資本主義大蕭條的美帝國主義霸權的衰落,同樣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提供客觀條件。但問題終究還是,缺乏足以實現客觀潛力的主觀條件。換句話說,就是人的思想普遍追不上時勢的發展。這就有待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不懈努力了。

六,兩岸工人階級的聯合

往台灣的立場上看,兩篇文章都認為,台商進一步「登陸」,除了衝擊大陸的國有經濟基礎之外,還會反過來令資本主義在台灣變得更加鞏固,越加危害到「台灣工人階級」(但如胡、王文章所指出,台灣不少產業工人,就是沒有公民權利的移工)。而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與資產階級作鬥爭。但是,以這種邏輯來看待自由貿易,只會掉進「開歷史倒車」的陷阱。在今天,各地愈加頻繁的貿易往來已經成爲文明生活的必須,以「工人利益」為由反對各地之間的經濟交流,則惟一的「實際政策」只有閉關鎖國(更有可能的是對大陸單邊鎖國),然後重新訂立一些如英國穀物法般[1] ,為地主階級或沒落資本(或美日帝國主義)行方便的法律。如前所述,無產階級的任務絕非鼓吹本土保護主義。事實上,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雇用的工人,已經比他們在台灣雇用的人數接近多一倍 [2] ,這證明台灣資產階級高度依賴大陸工人爲其生産剩餘價值。正因如此,在台灣任何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都必須得到大陸工人的有力支援,才有勝利的希望。

主張限制台資進入中國大陸、甚至要求台資「回歸」台灣,不但在事實上不可能,還會剝奪大量大陸工人的生計,這絕非革命者的主張。據北京台商協會會長林清發估計,直至2011年,已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台灣人在大陸長期居住,這些人主要是台商及其家屬。 [3] 台灣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部份。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是把握時機,提出以工人階級利益為依歸的融合方案,促進兩岸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工會組織的發展。相反,決不能因為空泛的提倡「維護大陸公有經濟」,而客觀上附和維持台灣(被美日帝支配的)現狀的獨台/台獨思維。

七,美帝還是天下霸主

《服貿系列》的第四篇文章,《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指出了冷戰時期美國運用其軍事政治霸權,扶植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四國形成「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而在美國深陷中東戰爭泥沼,世貿多邊談判膠着、區域化趨勢擡頭,中國乘勢崛起的2000年代期間:

……美國一手安排的經濟冷戰局勢,到了所謂「後冷戰」時期搭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反而成為東北亞與東亞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的契機,促使當前處於製造網絡底層的東盟各國,有了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與需求。

文章接著討論由東盟啓動、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區別,認爲後者的出現是美國反擊潛在排除美國和美元的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戰略佈局,進而:

美國「重返東亞」的高調舉動,洩露出美元體系的結構危機正在逼近,而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需求與實際動作,又在在[注:應為錯字]顯示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近年來,東亞的軍事、政治危機,正是美國挾其自戰後以來於東亞的軍事霸權,深化冷戰防線、再鞏固美日安保結構,並更大規模地啟動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將目標對準中國這個「邪惡他者」。

一系列加強軍事政治經濟包圍,劍指中國和北朝鮮的動作,毫無疑義地展示美國正通過以美日韓澳紐軍事同盟為核心的陣營,準備對中國實行「政經大戰」。《超》文指出東亞「從未真正『後冷戰』」,1980年代以來紛紛倒台的親美反共政權,經過美式「民主化」的洗禮後,親美反共思維從未消減,並在當前的情勢下,夾雜各種本土/民族主義捲土重來。盤據東盟諸國(越南、老撾除外)的反共右翼政界軍界,本身就是冷戰剿共排華時代的產物。

我們認爲,如果美國對東亞地區的強力支配和意識形態動員的能力沒有改變,那排除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是極不可能發生的。

八,東亞各國階級性質的根本差異

掌握東亞經濟融合的鑰匙的三大國:中國、日本和南韓,它們的國家性質就有根本的區別。日、韓目前是臣服美國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列強,中國仍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這一點已在上文論證,不贅。僅此回應所謂「中國帝國主義」論。

近年港台兩地有不少反共言論宣稱,中國大陸已資本主義化,並具有帝國主義性質。[4] 這種説法,明顯與事實不符。他們會以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例如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為例,批評中國剝削當地工人,認為中國的投資是「經濟殖民主義」。然而,中國國家和其它國家的貿易協議,並不能和帝國主義的「自由貿易」相提並論:中國並沒有通過不平等交換和苛刻的信貸條款,強迫對方接受其政經支配、成爲中國傾銷商品、榨取資源和勞動力的新殖民地。中非貿易的最大部份,是中國國企以技術、基建和資本換取非洲戰略資源的長期穩定供應 。[5] 中國得以向非洲提供整體而言比帝國主義優越的貿易條件,為不少非洲國家大規模的改善基礎建設,因爲它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利潤並不是經濟活動的首要目標。至於部分中資私人企業在非洲虐待工人,則展示了中國作爲一個過渡性質國家,存在着資本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生産模式的内在矛盾。

相反,日本和韓國兩國都是由世襲財閥政閥統治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在東亞的首要隨從。美軍在兩國共駐紮了約六萬名士兵,有上百個海陸空軍事設施。[6] 過去幾十年來,駐守兩國的美軍經常犯下各種惡行,小至欺壓平民,甚者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也是屢見不鮮,兩國對駐屯美軍都沒有司法管轄權之餘,美軍更依法掌握南韓軍隊的戰時指揮權。加上美國和日韓之間盤根錯節的連結,諸如與主宰兩國政界的保守右翼,和壟斷經濟活動的財閥集團的深厚歷史淵源和現實聯繫,可得知兩國的根本性質與中國有天壤之別。以日本為例,從總理以下高級官員和保守政客無視各國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政商娛樂界高調推出謳歌侵略戰爭的各種文化商品,倡議修憲為軍隊正名、確立集體自衛權(即和美軍及其盟國以「自衛」名義聯合出動攻擊第三國的「法律權利」)、公開宣佈中國為假想敵,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杜絕斯諾登式的洩密等等,日本統治階級主導的軍國主義復辟運動日益高漲。近日,美軍高級將領更公開宣稱一旦大陸解放軍攻佔釣魚島,美軍將協助日本,直接動用海空武力驅逐之。

同樣,在政經體制和施政目標根本對立的情況下,很難看到現在的中日韓三國,有可能和東盟諸國建立排除美國的東亞共同體。

九,東亞經濟統合的困難

《超》文提出了一個東亞未來政局的可能性:

與RCEP同時進行中的多邊貿易談判,還包括中日韓自貿區、中韓自貿區的談判,在5個「10+1」的協定中,「中國─東盟」自貿區、「韓國─東盟」自貿區將進行整合,這顯示出RCEP的談判的關鍵,還在於整合中日韓自貿區,以作為區域內部主要金融資本與技術輸出地,而亞洲正在興起的龐大消費市場,成為內部形成區域市場的條件──「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出現轉機,亞洲是否能創造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經濟體?

……

若區域經濟體能成功排除美元霸權,發展出亞洲區域結算貨幣,這將反過來加速美元崩潰,同時區域結算貨幣也能與美元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區隔。

我們認為,若把東南亞各國情況一併考慮,問題就會變得更為複雜。縱使中日韓三國和東盟各國在產業分工上存在着的經濟一體化的客觀條件,但在國家政權根本性質和意識形態上截然不同的情形下——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與美日韓澳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各個新殖民地(越南同美國有策略性合作,但還是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與越南有密切關係的老撾,也是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建立起單一市場、共同貨幣的經濟共同體,已屬天方夜譚,更遑論與美帝國主義抗衡、把美帝勢力驅逐出東亞地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服貿簽訂的意義,其實只是把近年來兩岸越來越緊密的經貿關係,更進一步的逐漸擴張,並置於既定的大陸大開放、台灣小開放,台資繼續加強對大陸的依賴性的框架之內——正如《透》文所言,服貿協定並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美國強行向南韓傾銷農產品的KorUSFTA),而更像是北京政權特定政治考慮的產物。另外,對台灣史地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知道,冷戰期間兩岸長達幾十年的全面隔絕,其實是台灣史上的變態現象。現在兩岸經貿聯繫增強的趨向,實際上只是在局部地恢復外力介入之前幾百年來海峽兩岸的常態而已。

對於推動兩岸政治統一、或促進台灣民衆接受統一而言,服貿協議本身幾乎不能發揮任何作用。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美國庇廕下蔣介石政權通過白色恐怖徹底鎮壓台灣社會上主張社會主義統一的人們,在軍事獨裁體制之下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恐共恐華台灣人,再加上李登輝以來,二十多年獨派倚仗國家機器改造年輕人的民族認同,在「民主化」的符咒下,蔣介石教誨的親帝反共反華意識形態,「轉型」成爲了政治正確的「台灣意識」。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台灣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新殖民地(從鉅額軍購[7] 、 早前的「美牛事件」等事例可見一斑)。

兩岸服貿協議在台灣成爲廣泛的討伐對象,説到底並不是協議的條款會怎樣激烈的改變現狀,而是台灣社會上述獨特的政治生態的表現——任何增加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性(從而有可能疏離同美日關係)的政策,都會受到獨台台獨人士的猛烈批判。所謂「國家安全」、「保衛民主」、「弱勢福祉」、甚至「工人利益」,絕大多數只是本土陣營内部不同派系向其受眾宣傳的借詞而已。在這些説辭背後的「本音」,説到底就是——「反對敵國中國」。

在這種建立在割裂、扭曲、僞造本土歷史的基礎上的本土意識形態被克服之前,不只海峽兩岸的政治敵對不會結束,任何能夠有力挑戰台灣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運動也將不會有發展的土壤。

另外,經濟的高度一體化,往往是實行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的政治軍事一體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例如,北約就是歐盟共同市場的政治和軍事基礎。北約是二戰之後美國聯合資本主義歐洲反共抗蘇的產物,在蘇聯東歐資本主義復辟之後,則在以德國爲首的歐盟帝國主義與美帝矛盾日益增強的背景下,美國統合歐洲各國軍事力量遏制俄國的工具。

誠然,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領袖美帝的霸權衰落、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邁向全面工業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實力對比正在發生着歷史性的變化,為東盟一類落後國家拉濶了謀求生存發展的空間。但我們必須指出,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乃至政治和軍事的區域化,並不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先聲,而是戰爭的前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指出: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産力發展和資本累積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麽其它辦法呢?」

「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所有帝國主義大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兩次戰爭之間的『喘息』。和平的聯盟準備着戰爭,同時它又是從戰爭中生長出來的,兩者互相制約,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係和相互聯係這個同一基礎上,形成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 [8]

從台灣反服貿運動最終以通過準白色恐怖的「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為首要訴求;到近日美歐帝國主義指揮其極右和納粹代理黨派在烏克蘭發動政變,俄國通過吸收克里米亞等行動反制,歐盟繼而提出各種旨在降低對俄國天然氣依存度的措施,我們都看到列寧指出的「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

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為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創造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同時在累積戰爭的燃料。局勢如何發展,最終取決於國際工運能否及時形成群衆性力量,有力反對帝國主義統治階級加強對内鎮壓工運和對外發動侵略的舉措,促進社會主義革命。

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任務:直面真實,逆流而上,耐心解釋,長期奮鬥

對於服貿協議所引起的爭議,我們應該撥開表面上的種種迷霧,清楚指出東亞各個「民主」政權,背後都處於美帝的支配之下。同時分辨真正的帝國主義,與中共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區別。

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反對帝國主義掠奪性的自由貿易,但反對的方法並不是呼喚資產階級保護主義,而是指出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各國獲得政權,進行真正互惠互利的國際交往和合作的時候,才可以使帝國主義成爲歷史,落後國家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殖民主義的遺產才會在國際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消亡。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要反對工會官僚「拒絕外國廉價勞工,保衛本土就業」的沙文主義宣傳,反對本國的統治階級;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則要理解民族資本主義的局限性,領導貧農得到政權,開始社會主義建設,聯合國際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我們的一切言論,都要指向工人必須形成階級,繼而獲得政權的綱領之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同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對立的。

堅持反帝方向,意味著必須清楚認識目前中國與各地的經貿協議的局限性。以服貿協議為例,它並不能扭轉美元霸權和美帝對台灣的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支配。只要美國金融資本繼續操控世界市場、美元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帝就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和金融手段大規模掠奪世界各地人民的勞動成果。以美元為國際貿易結算的國家,不得不或多或少依賴美國。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矛盾,主要是特權官僚權貴和新生資產階級同勞動人民的矛盾,會隨著後者在工業化過程中不斷增長的客觀力量而加強。

在分析兩岸服貿時,必須避免落入台獨獨台的思維脈絡,以「避免兩地資本家剝削對岸工人」為理由,提出閉關鎖國的政策;又或曰要「防止北京通過資本控制台灣」,反對台灣與大陸的任何交流。當然,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無論是在地的或是跨地的,我們都應在了解具體情況的前提下,對抗爭中的工人和工會盡力的給與支援。自蘇東資本主義復辟之後,世界各國大多數號稱左派政黨不是瓦解、就是改旗易幟。正因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經歷了重大的倒退,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通過意識形態、人力物力等壓倒性優勢,在世界各國、特別是其目標國家和地區,扶植符合其利益需要的「自由工運」和社運,通過各種無視實際階級力量對比,以要求政府介入調節勞資關係為主調、旨在攻擊「敵方」黨派和工會的運動,動員工人做對親美黨派的炮灰,最終使工人遭受重大損失,喪失對工運和鬥爭的信心。在複雜的政治情勢下,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應該輕舉妄動,而必須清楚評估局勢,盡力作出幫助工人認清事實,團結最大的可能力量爭取勝利,兼有利於未來獨立工人階級政治力量形成的建議,切切不要被各種小資產階級社運溶解。

除非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干預,否則,目前全球經濟交流的日漸頻繁,乃是大勢所趨。同樣,海峽兩岸的經貿往來,即使沒有服貿協議,也必然會越加頻繁。所以,我們絕不應只聚焦在「支持」或「反對」服貿之上。我們認為,當下最迫切的工作,是要讓各地人民清楚認識到,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區別,以及兩者内部的基本社會矛盾和趨向。從我們最容易接近的青年學生、工人開始,使被過去二十多年淹沒的階級常識重新獲得認識,為勞動者的工人階級覺悟的重生,盡最起碼的義務。

最後,我們再次強調:跨境經濟活動不過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對於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説,並不是呼喚本土失樂園的悲情時段,而是必須把握的機遇,讓我們可以努力了解、認識、組織、聯合被資本主義生産和貿易連接起來的各地工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界社會主義有史以來客觀條件最成熟,但主觀條件卻嚴重落後的時期。爲了使反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惡果的青年的血汗,不至於被各色大小資產階級政客引進選舉民粹政治的陰溝,而終能提升為新世代恢復社會主義覺悟的催化劑,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忠於理想,走上清理糟粕、準備革命運動復興的漫漫長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註釋】

[2]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貢獻》,國立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計劃報告書(民99年[2010]12月31日),第100頁,推算2008年台商在大陸雇傭人數為1443.41萬;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97年[2008]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表14《歷年就業者之從業身分》:台灣在2008年平均受僱者人數為790.2萬。[back]
[4]參見史明:〈真要把台灣唯唯諾諾地奉送中共帝國主義 任其侵佔宰割嗎?〉;想想ThinkingTaiwan,[back]
[5]關於中國公私企業在非洲的援助與投資活動實情,參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國際發展計劃主任Deborah Brautigam教授的網誌[back]
[8]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back]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摘錄

編按:這篇文章刊登在《跨時》雙月刊2013年12月2014年2月合併號。

「只要人們還沒有學會透過任何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諾言,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那他們始終是而且會永遠是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一,緣起

2013年6月21日,在上海舉行的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上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協議》),旨在實行世貿和ECFA的相關規定,制度化規範兩岸雙方服務提供者權益,擴大業者交流合作和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協議》規定,台灣對大陸開放64個項目,其中37項是新增或擴大開放大陸投資項目:所有開放項目中,有23項低於世貿標準,22項等同世貿標準,19項高於世貿標準;大陸對台灣開放80個項目,全部高於世貿標準[2],給與台資提高持股比例、增加業務範圍和簡化許可程序等便利擴展大陸市場的措施。台灣官商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模擬推算,《協議》將使台灣服務業輸出大陸總值增加約4億美元(約37%),大陸服務業輸出台灣增額0.92億美元(約9%)[3]。《協議》因會明顯加強台資對大陸市場的依存度,觸動政治神經,在台灣引起極大迴響,成為熱烈討論的公共議題[4]

早前,台灣社運媒體苦勞網刊載了四篇「【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稱《服貿系列》),以「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分析台灣各界對《協議》的(主要是反對的)評論。本文是對此系列的其中三篇文章的回應:分別為第一篇陳柏謙〈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下稱《從》文),第二篇林柏儀、陳書涵〈透視「讓利」政策下的兩岸服貿協議〉(下稱《透》文)和第四篇胡清雅、王顥中〈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文)[5]。我們認為胡、王的文章對第三篇盧其宏的文章作出了有效的回應,所以不會在此評論。

二,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貿易的分析和綱領

《服貿系列》宣佈以左翼角度進行分析,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為了增加討論的資源,我們會嘗試通過引述部分關鍵的論述,十分簡略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自由貿易問題的分析和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探索

馬克思在1848年1月發表題為《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6]的著名演說。馬克思在演說中指出,產業革命導致了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促成生產的集中和壟斷,作為工業強國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為獲得國外原料來源和銷售產品的市場,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幌子,主張廢除保護關稅、進行自由貿易。馬克思駁斥英國資產階級的謊言,論證自由貿易將會加強國與國、資本與資本、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競爭,促使大量中小企業破產,擴大無產階級和失業者的隊伍和世界市場的規模,將階級矛盾不斷推高。

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批判自由貿易並不等於維護保護關稅:

「保護關稅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裏(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馬克思的結論是:

「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着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我們的著重)

恩格斯在1892年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7]中回顧,英國資產階級在1830年代廢除關稅、推進自由貿易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各種原料特別是工人階級生活資料的價格,壓住工資,從而促進資本積累。英國的自由貿易論,建立在它應當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工業中心的假設之上。但有條件建立現代工業的落後歐洲國家,並沒有覺得讓英國資本家賺錢而使自己淪為飢餓的佃農有什麽好處,因此樹立起關稅壁壘、建立製造業,最後徹底打破英國持續近百年的工業壟斷。這樣,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各國的生產力和無產階級的隊伍,另一方面加速了英國的社會矛盾、促進了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和政黨的興起。

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之中,完全沒有絲毫的閉關自守、小國寡民自得其樂的味道,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是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和交往條件,及其所創造的擁有一定文化技術水平的無產階級。同現今不少號稱左翼的論者,主張通過保護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挽救資本主義危機截然不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保護關稅不但是自由貿易的前提,而且前者還必然會導致後者;工業發展必然造成壟斷,進而造成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相互交替。勞動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才可以開始免除它對人們的種種剝削和壓迫。

馬克思在1853年7月發表的另一篇著名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8]中指出:

「……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的基本障礙。

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衆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我們的著重)

在這裡,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不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前提,還是殖民地贏得解放鬥爭勝利的基礎。反對殖民宰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回復封建制度的昔日風光,而是通過解放鬥爭動搖資本主義制度,促進剝奪資產階級、奪取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的世界革命。

恩格斯在1879年11月24日寫給倍倍爾[9]的信中[10],就當時正在發展成為強大的群衆性政黨、公開提倡馬克思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內對關稅問題的取態問題,有這樣的回答:

社會民主黨議員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超出單純否決,這個範圍是很有限的。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資本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工廠立法,正常工作日,企業主的責任,以實物發工資等等。其次是具有進步性質的純粹資產階級的改良:統一幣制和衡制,遷徙自由,擴大個人自由等等。……對於其他的經濟問題,如保護關稅、鐵路和保險事業的國有化,社會民主黨議員必須始終遵循一個基本原則:不投票贊同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我們的著重)

應當注意,當時的德國,雖然已經完成民族統一、走上急速發展的道路,但仍然還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盡管如此,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始終堅守工人階級的獨立性,拒絕支持增強資產階級政權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這同今天各國社民派兜售要求資產階級政府用公帑挽救破產資本的「國有化」靈丹的情形相比,實在有天淵之別。這再一次說明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掠奪性國際競爭,並不意味著要求「本國」資產階級政權採取某些據說「對全民有利」的擴大政府權力的政策,恰恰相反,工人階級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堅持不為統治階級背書。

列寧和托洛茨基對實踐的總結

時間推移到20世紀初,金融資本獲得統治地位,少數積累了巨額資本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瓜分世界市場,激烈的經濟競爭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引向軍國主義,並最終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腥風血雨的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持續至今的時代)。列寧為分析大戰和領導國際工人階級的、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第二國際的多數政黨支持戰爭的叛徒行為的根源,在1916年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1]。在這本著作中,列寧論證了馬克思之前所揭示的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則產生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針對那些抱怨資本主義為何不能滿足「本國人民」的福利、偏偏要輸出國外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言論,列寧有這樣的說明:

「……發展的不平衡和民衆半飢半飽的生活水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條件和前提。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做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後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後國家裏,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為那裏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的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流轉……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證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在少數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過度成熟』,『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夠了(在農業不發達和群衆貧困的條件下)。」

衆所周知,列寧這本著作的結論,並不是任何形式的本土保護主義,而是有力地論證了「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體制和世界大戰的威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國際性質與民族國家的激烈矛盾的終極產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瘋狂屠殺,挽救人類文明的成果,工人階級必須動員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

很明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立場,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競爭,答案並不是要求資產階級實行開放或鎖國,而是認清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結果,組織和動員起來,逐步推翻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接管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市場和生產力,實行民主的計劃經濟,大大提高生產力、克服匱乏和社會不平等,實現無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最後,因為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和各種號稱左翼的誤導性宣傳,不少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是主張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甚至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脫鈎」,才算是「左翼」。在這裡僅列出幾個顯著的例子,以說明這種印象的虛妄。

在1921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經過三年殘酷的戰爭,終於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預和國內反革命的白衛軍,但長期受到強制徵收糧食(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之苦的農民,發動了以喀琅施塔得叛亂[12]為標誌的一系列暴動。為了挽回農民的支持,重建內戰期間被破壞無遺的工農業生產和恢復城鄉交換,在列寧的領導之下,蘇俄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列寧當年就此發表了大量分析、提綱和演說。在此摘錄其中一篇比較通俗的文章[13],說明此政策的核心:

「在絕大多數生產資料集中在我們國家政權的情況下……
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實質在於:第一,無產階級國家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於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原文的著重)

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指公有制為基礎的工人國家所調節的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除了放寬國內資本活動之外,還嘗試通過租讓礦產資源,吸引外資引進設備重建工業,恢復工人階級的隊伍。鑒於當時蘇俄工業的極度貧弱狀態,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國與國之間貧富懸殊得驚人的時代,任何關稅政策都不會有效果。……任何一個富有的工業國都能夠把這種關稅保護完全摧毀[因為工業強國有足夠財力補貼輸出俄國的商品]……肯定能摧毀我們本國的工業。……在帝國主義時代,除了對外貿易壟斷制之外,任何切實有效的關稅政策都談不上。」[14]列寧同時指出,要同外資成立合資公司,吸收資金設備和學習技術,恢復工業。只有這樣有計劃地盡力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才可以開展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堅持世界革命。

在1928年,斯大林政權實行農業強制集體化,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宣稱要在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儘管農業受到嚴重的損害,工業得到了可觀的發展。托洛茨基在1931年4月發表國際左派反對派(即第四國際的前身)關於俄國問題的綱領草案《蘇聯的發展問題》[15],在肯定蘇聯建設的成就之餘,分析社會經濟存在的各種矛盾和趨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三個基本矛盾:城鄉之間的矛盾;落後狀態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間的矛盾;工人國家和資本主義包圍之間,特別是對外貿易壟斷和世界市場之間的矛盾。

關於上述的第三個矛盾,托洛茨基有這樣的論述:

「……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在蘇聯的疆土以內建設一種閉關自守的、內部取得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走向這個『民族』理想的漫長的歷史道路將經過許多巨大的經濟變化、社會動蕩和危機。僅僅把現在的收成翻上一番,即接近歐洲的收成,就將使蘇聯的經濟擔負起出售幾千萬噸剩餘農產品的龐大任務。只有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徹底地重新分配群衆巨大的人力並完全消滅城鄉的矛盾,上述的問題以及農村人口日益過剩的同樣尖銳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但是這個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又將要求以空前的規模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

……由於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經濟,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在每一個新的階段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現。從這方面來看,如果世界其餘部分的資本主義制度還能再維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毀滅。」(我們的著重)

當時西方正處於大蕭條之中,歐洲的社民黨面對蘇聯工業的崛起,掀起了一股「反對蘇聯傾銷」的宣傳活動。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集團沒有乘機反擊,宣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並發動呼籲蕭條中的國家同蘇聯進行經濟合作的運動,吸引遭受大規模失業之苦的西方工人。

托洛茨基在《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6]一文中指出:

「……我們時代的生產力不僅突破了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形式,而且衝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已經成為束縛世界經濟的桎梏。無產階級革命既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反對世界經濟的分裂狀態。東方各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包含在這個世界過程之中,以後還會同這個過程匯合起來。……國際主義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經濟事實的表現。正如過去的自由主義是民族的一樣,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從世界分工出發,使國際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務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我們的著重)

由此可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蘇聯的孤立,不但不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所期望的情況,還是促進蘇聯官僚化和扼殺其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貫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高於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一種社會形態,也因此必須通過最先進的國家的勞動者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建成。要保衛被限制在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盡力突破封鎖,盡一切可能善用世界市場的資源,發展經濟、壯大工人階級和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與世界各地的實際聯繫,堅持和鞏固世界革命的陣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有覺悟的工人,不但不應該反對工人國家進行對外貿易,還應該積極反對統治階級任何封殺這種貿易的措施。也因此,當前的根本問題,從來就不在於「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因為自由貿易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無產階級的事業有利的),而在於如何提高各地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治覺悟水平,使其脫離各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重新確立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目標。

三,《服貿系列》首兩篇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系列的首篇《從》與第二篇《透》。《從》文作者認為,台灣目前主流無論是反對抑或支持服貿協議的論述,都是從資本家而非工人階級的利益立場出發去評論兩岸服貿協議,並認為若要建立一套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的論述,則必須從「台資與台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20年間對兩岸工人階級處境與命運所帶來了關鍵量變與質變」開始,說明台商與中國工人階級的關係。

《從》文作者指出,「來自台灣資本家的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邁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與來自香港之資本,共同扮演中國經濟市場資本形成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角色」,繼而認為台商『透過設廠、雇工、管理等實作,將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雇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帶進了「社會主義」中國』,並且,這種影響會因服貿協議而加劇,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性亦會「被國家機器與黨侷限在廠場內,台資企業則報以各種威逼、分化等資本主義勞動體制內慣常壓制勞資間鬥爭時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應並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爭,馴化工人的戰鬥性」,最後,作者認為,「腐化官僚與台商成為利益共生的聯盟,將中國一步一步推向資本主義化」、「中國共產黨腐敗的官僚層,則因與台資、港資或逐漸成熟壯大的中國私人資(本)建立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在物質基礎轉變決定意識形態轉變下,右傾越來越不可能走回頭路並可預期將持續扮演著推動中國進一步資本主義化、鼓吹全面「自由化」與「私有化」的幕後主力」。

《透》文的作者,則首先認為在服貿協議中獲得利益的,必然是資本家,兩地工人階級將不會得到任何利益,甚至只會招來惡果(尤其是中國工人),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為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爭取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然後進一步推論「台商進入中國,將「令私有化的浪潮進一步在中國發展」,甚至認為這會「回過頭來使資本主義在台灣更加鞏固,令台灣工人階級亦身受其害。」評論到兩岸統一問題,則「北京政權依然是追求兩岸統一,但過去基於反美帝、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東亞,而可能帶有進步意涵的兩岸統一志業,已日益淪為僅是維護中共既有官僚層利益、養肥台港大資產階級的不顧原則統戰,甚至將以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中國工人階級利益受損為代價。因此,我們要嚴正地指出,對於這樣親近資產階級、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政策,不論是站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左翼立場,都要予以批判和反對。」《透》文的結論是「服貿協議將加深台灣資本入侵中國,強化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我們不分國界工人階級都應當反對的。反對服貿只是這樣左翼運動中的一步。長遠來說,運動進展的基礎和目標在於,兩岸工人階級更認識到了彼此間的共同利益和處境,一同團結來反對兩岸的資產階級與官僚政權,而不受到兩岸統治階級或國族想像差別所分化。」

四,台商衝擊大陸公有制經濟?

首先,台商或許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但台資以至外資等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其實都處於邊緣狀態,對政治、經濟都沒有顯著影響力。直到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控制着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大部分社會剩餘——土地、礦產、鋼鐵、能源、工具機、航天、造船、汽車、建築、金融、鐵路等等——都掌握在國家手上。例如,在2013年八月底由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顯示,在500個企業中,有62%為國營企業,佔著榜首三名的都是能源企業、然後是銀行、建築、鐵路、汽車工業等;在排行榜上出現的第一個私營企業是39位的蘇寧控股集團、第二則是排名42的科技企業聯想集團[17]。從這些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排名分佈,可以證明私營企業在大陸仍然處於較邊緣的地位,對控制經濟核心部門的國有企業並無構成威脅。舉一個顯著的例子: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開始時的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18]和相關政策,改善勞工的基本權利、降低勞動市場的彈性、同時增加了台資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勞動管理成本,對勞動密集型的台資中小企業的衝擊尤為強烈[19]。包括台商在內的資本家曾經要求檢討行使範圍甚至全面撤回該法,但完全沒有被理會[20]。可見,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的政經影響力極為有限。對於加工貿易在大陸經濟扮演的角色,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講師盧荻有這樣的判斷:

「……加工貿易的增價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只有5%。顯然,中國經濟存在著某種二元結構,其中加工貿易部門基本上是一個飛地部門[21],向對於整體經濟所佔分量很有限,也就很難導致整體經濟的增長依賴加工貿易出口擴張。然則為甚麽這個飛地部門能夠一直維持下來,即使它對整體經濟增長貢獻有限,而且在近年還因為它的順差膨脹妨礙了整體經濟發展,加工貿易部門仍然快速地擴展。這其中可能有創造就業的考慮,但這應該是次要,因為早在2006-2007年期間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產業就紛紛遇到勞工短缺的難題;主要的考慮應該是政治方面的,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牽涉到香港和台灣資本的利益,甚至是維持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因素。」[22](我們的著重)

換句話說,《從》文顛倒了台資與大陸官僚之間的權力關係。

其次,中共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容許國內外資本家進行一定的經營活動,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會在大陸再度出現。我們肯定台商有把他們的所謂「人力管理文化」帶到大陸上,但這種影響,主要在私營企業之內,而且如上所述,決不等於以技術密集行業為主的國有經濟會跟着台商的指揮棒走。再者,「生產關係」亦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管理人員、工人,他們的勞動報酬也是以薪水及福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這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並非管理人員的私人財產。國企高管儘管待遇優厚、有大量的物質特權甚至營私舞弊的情況,但他們不是企業的所有者,隨時可以被中共裁撤調換。當然,貪污腐化、國企利潤的不合理或不公開的分配、管理層和一般職工待遇之間存在的鴻溝,都會削弱一般勞動者對國企的認同,動搖國有經濟的政治基礎。但這是官僚統治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根源在執政集團內部,而不在台資。而要談論影響官僚行為的外部力量,也確實輪不上台資────對官僚集團最具影響力的,是操控世界市場的帝國主義的動向。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23]中指出,在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資本主義遺留的匱乏和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社會還必須按照「資產階級法權」的標準,即按照個人貢獻的勞動量而分配生活資料、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不能做到「盡其所能」、也不可以「按需分配」。因此,在工人國家中,必然還會有等級工資和層級管理制度。台資是美日帝支配和哺育的產物,它們當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載體。但台資服務業擴展大陸市場,並不意味著北京政權就會為了討好它而將「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例如,這次開放給台資的醫院、長顧行業,是大陸所長期缺乏的,台資如果積極投入,只會擴大相關的供應量,而不會崩壞本來還未有的公共服務)。再者,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宣佈,「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24]。在世界資本主義陷入大蕭條的脈絡下,北京政權願意大展拳腳搞私有化的意欲有多少,就更可想而知了。至於工人階級的鬥爭被馴服,恐怕這不是台資才可能做到的是事情────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群衆性的革命政黨,挑戰官僚和資本,那恐怕所有的局部鬥爭也都會被馴服的。這不是大陸或台灣獨有的問題,而是普遍的問題。假如台資不去大陸,工人就會比較難以馴服,那倒不如直接提倡外資企業全面從大陸撤資?

下半部

【註釋】

[1] 1995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09-314頁。[back]
[2] [台灣]經濟部及各相關機關《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民102[2013]年7月17日),第1頁。[back]
[3] 同上,第2頁。[back]
[7]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18-434頁。[back]
[8]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67-773頁。[back]
[9]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年-1913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back]
[10]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638-640頁。[back]
[11]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75-688頁。[back]
[12] 掌控彼得格勒海上咽喉的喀琅施塔得(英譯Kronstadt)要塞駐軍在1921年2月底至3月中進行的反共武裝暴動。要求結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放寬私人經營、舉行沒有共產黨參與的蘇維埃選舉等。[back]
[13]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蘭塞姆問》,第706-715頁。[back]
[14]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關於對外貿易壟斷》,第739-742頁。[back]
[15]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51-280頁。[back]
[16]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83頁。[back]
[19] 參見蔡昌言《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影響之研究:以廈門台商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2卷4期(2009/12/01);陳儀玲《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台商的影響與因應》,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1月。[back]
[20] 《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05月11日〈外商强硬拒絕〈勞動合同法〉草案威脅要撤資〉;新華網2008年1月21日〈新《勞動合同法》實施500餘家台灣企業撤離東莞〉;每日經濟新聞2009年1月20日〈經濟學家集體詬病勞動合同法人保部專家挺身保衛〉。[back]
[21] 加工貿易的基本結構是:外資提供設備、原料、來樣、管理生産和外銷市場;中國提供土地、基建和勞動力,得到外匯和就業。因爲原料和產品市場都在國外,與中國整體以國有大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和國内市場並沒有直接聯繫,類似外資在中國的「領土」,所以比喻為「飛地部門」。[back]
[22] 見盧荻《世界發展危機與「中國模式」》,《政治經濟學評論》第1卷第4期24-35頁,2010年。更新的英文版見D.Lo,‘China and world development──beyond the crisis’ in Yokogawa et al eds.,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Their Impacts on the World Economy,2013,London: Routledge.[back]

「左翼」到底代表了誰?(趙平復)

2011年11月,反共、反女性、教權主義的波蘭「自由工運」前領袖,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在華沙為全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前總統里根的銅像揭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當年為主張職工持股瓜分國企、全面開放外國投資、以自由選舉瓦解「共產暴政」等的團結工會,提供了龐大的物質和政治支援。

2011年11月,反共、反女性、教權主義的波蘭「自由工運」前領袖,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在華沙為全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前總統里根的銅像揭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當年為主張職工持股瓜分國企、全面開放外國投資、以自由選舉瓦解「共產暴政」等的團結工會,提供了龐大的物質和政治支援。(來源:Getty Images)

「左翼」到底姓「資」還是姓「社」?——
從關於公有經濟的兩個關鍵問題說起
趙平復
2016年2月1日

要判斷部份「左翼」的言論到底姓「資」還是姓「社」,不是看他們那些膚淺造作的、引人發笑的葉公好龍式的偽裝(例如文章頭半篇抄寫毛語錄、張春橋,結論卻是要求當局網開一面讓帝資NGO構建「社會主義公民社會」),而是看他們對於政治經濟問題的根本立場。在此舉兩個關於大陸國有經濟的例子:

(1)「左翼」堅決表示,國有企業不應該賺錢,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提供社會保障——他們甚至會表示,國企賺錢,本身就是它們和資本主義企業毫無區別的證據。這聽起來好像很「左」,但實際上卻是最右的主張。

這裏的要害,並不是「左翼」傻子們以為的一樣,是「支持」還是「反對」社會福利,而是社會生產剩餘由誰支配的根本問題:

「左翼」的實際主張就是:賺錢的事業要由「民間」(即資產階級)主辦,虧本的社會保障要由國家包底。

這其實上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政壇的「舊主流」(即所謂「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的綱領的另一種說法:即主張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透過中下層勞動人民的稅款,補救大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推動各種鼓勵人們創業的政策;政府必須迴避所謂競爭性經濟活動,不要「與民爭利」。

更不用說,大資產階級飼育的各種「公民團體」(即慈善、社會改良事業),即「左翼」寄生其中的所謂「進步運動」,也承擔著維護資本專政、排除社會主義政治的重要功能。

在利潤率普遍下降的經濟蕭條之下,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打擊核心的工運力量,在不動搖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制度的情況下,將以上積極收買工人貴族/社民派的勞資合作「舊主流」政策,進一步轉變為抹殺任何階級認同、將政治重新「公民化」的「新主流」——即所謂「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最核心的內容並不是「左翼」經常埋怨的福利縮水、往常階級合作機制的弱化(社民派的階級合作路線本身,就存在完全瓦解階級政治的因素,在此不贅),它的最本質的內容,是經濟的徹底重新金融化、寄生化,不只是「利潤主導生產」的資本主義「常態」,而是金融地產投機、個人豪華消費排除生產性投資的最腐朽的資本主義,即對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及其世界經濟法則的徹底的臣服。

「左翼」關於國有經濟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社會保障、甚至認為福利多寡是決定國家政權性質的關鍵要件的資產階級社民派主張,同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民經濟制高點,集中、動員社會生產剩餘進行生產性投資,有計劃地改善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文化和技術水平的社會主義綱領相比,有天淵之別。

換言之,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國有企業必須要同國內外的資產階級「搶飯碗」,爭奪對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控制權,才可以獲得大力提昇勞動人民生活和文化技術水平的物質能力。而且,只有通過不斷提升國有經濟的技術水平和競爭能力,才可以確保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國企的真正問題不是不應該賺錢,而是部份管理人員舞弊營私、部份職工將國企視為個人財產等等官僚主義的寄生現象。真正改好國企的方向,是調整限制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工的薪酬差距,確立國有經濟單位對全體勞動人民負責、由工人民主的機關進行集中規劃和監督的原則和辦法。換言之,就是要通過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讓國有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為勞動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

(2)「左翼」認為,大陸國企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大好,最好就是搞職工分股,讓國有企業都變成西班牙蒙德拉貢(即法西斯政權和天主教會合作壓制工人的「模範」合股企業)一樣的職工合股企業,而據說這就是「經濟民主」云云。

這聽起來好浪漫,但稍微瞭解蘇聯東歐的亡國故事,乃至中國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一段歷史的人們,都可以知道,職工分股是最方便腐敗墮落份子瓜分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的手段之一。葉利欽(美援「民主運動」的領袖)、瓦文薩(美援「自由工運」的大神)就是主要通過這種手段,實現了俄國和波蘭國有經濟的極速私有化,為蘇聯東歐諸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權利的災難性崩潰打開了閘門。

「左翼」們當年迄今針對「共產極權」而一直無限吹捧的資產階級普選,不過是為新興資產階級化公為私的掠奪,和他們在帝國主義指導之下所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手段。

職工分股的主張,訴諸職工最落後、最貪婪的一面,告訴他們可以將自己工作的單位據為己有,不再受國家的任何管制,可以開心的成為「自主的小老闆」、盡情的為自己賺錢。然而,脫離國家規劃管制的各種新近成為職工合股企業的前國有企業,在失去原有的原料和市場的條件下,多數很快倒閉,被賤價剝奪資產。原本的「小老闆」,變成了失業者,或「更加獨立的」個體戶。

至此,讀者們應該明白,「左翼」們主張國企不能賺錢(國企的功能據說應該是社會保障)的同時,也主張國企要搞職工分股(據說這樣才能夠實現國有經濟利潤分配的公平正義),並不只是自相矛盾的書呆子廢話,而是有其一貫的邏輯的——那就是瓦解國有經濟、讓資產階級奪回國民經濟制高點,最終實現資產階級專政,即「民主」的邏輯。

將「左翼」的這些經濟主張,及其一貫宣揚「民運」的政治主張放在一起,就是經典的美國「轉型理論」。

左傾的朋友們,是時候看清楚「左翼」的掛羊頭賣狗肉的詭辯術,同這種玩弄底層民粹的貨真價實的新自由主義代理人一刀兩斷了。

從「周子門」看兩岸三地的「民族主義」亂鬥(杜關山)

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在其臉書上發表的宣傳。

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在其臉書上發表的宣傳。

從「周子門」看兩岸三地的「民族主義」亂鬥
杜關山
2016年1月16日

周子瑜的「道歉」視頻發佈後,兩岸三地眾聲喧嘩。有憤怒,也有冷嘲熱諷。有人對周貌似被逼宣布自己是中國人一事表示憤慨,也有人說,終於出現了「要含淚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天。

在台灣,有藍營人士借周子瑜宣傳「中華民國」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我們知道,在大陸的影視作品裡面,常常可以見到這面旗子;在大陸的網絡空間,所謂「民國粉」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周子瑜之被認定為「台獨」,是因為她的後援團隊曾表示台灣是「一個國家」。

部分大陸網民針對周子瑜的言論充斥沙文主義、幾近野蠻,必須予以遣責。與此同時,在台灣的綠色傳媒的渲染之下,被藍色人士推崇為「中華民國象徵」的同一位周子瑜,又被擺在「台獨女神」的神台上。在台灣部份網民的言論之中,我們見到的是大陸沙文主義者的鏡像:從「台灣國族」的立場,對大陸展示無限的輕蔑和鄙視。

黃安舉報「台獨」的行為,和陳淨心在香港舉報「漢奸」(以及港台分離主義者對他們的各種攻擊)並無本質上的差別。有論者認為,大陸官僚當局對黃安的「舉報」行為和娛樂界相應的「制裁」的無言,變相是一種縱容,證實了他們的所謂「對台工作」的徹底失敗。

已經有人指出,只有十六歲的周子瑜,並不是職業政客,她一面拿著「中華民國國旗」、一面自稱「台灣人」,乃至表示台灣是「一個國家」,並不奇怪。我們還會進一步指出,周子瑜如果沒有和她的世代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展現這種台灣島上最普遍的、存在著深刻矛盾的「國族身分認同」,才會是真正奇怪的事情。

在香港,新殖民主義勢力主導的「社運」席捲了一整代的青年,不少人拒絕「中國人」的身分,自稱是純粹的「香港人」,甚至否定居港的大陸新移民有獲得「香港人」的資格。經過同樣的「運動」的洗禮的台灣,任何形式的「中國認同」,只在極少數的青年之中存在。

在依附帝國主義霸權、以反共反中為核心價值的港台分離主義群眾的「對面」,我們看見黃安和陳淨心一類人高喊「不要佔了便宜又賣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不要來中國賺錢」之類的語句;某些自稱得到當局加持的「愛國人士」,更會在私底下意淫,北京該如何武力鎮壓和經濟制裁各種「漢奸」,「一統天下」。

很明顯,這種祭出「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空洞口號,或「更進一步」訴諸物質利益或暴力威脅的民族主義份子,只能徒增反感、火上加油,進一步惡化兩岸三地人民的關係。這一類自稱「愛國少壯派」的人物,似乎搞不懂的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漢奸」的同一套戲碼:只不過,對方自稱是「自由的普世公民」,號召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通過利誘或制裁或暴力的各種手段,推翻中共政權,如此等等。

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大陸崛起的背景之下,港台新殖民主義勢力巧妙地利用前路茫茫的青年的恐懼,以各種空洞的「進步」詞彙,包裝要求「回歸」冷戰時期,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支配港台、強力壓制大陸的「自主黃金時代」的反動運動。因此而拒絕中國的港台青年,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口號,相互加強對大陸的恐懼與仇恨。

這種以「民族主義」為形式的對立,在實質上就是要求兩岸三地的勞苦大眾,和「自己的」剝削者和統治者站在一起,甚至要求「自己的」剝削者和統治者,用金錢和暴力逼使對方就範。

香港和台灣問題,在本質上是中國革命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要真正解消港台的新殖民主義勢力,就必須解消這種勢力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明顯地,官僚政權一方面與帝國主義謀求和平共處,一方面以拉攏港台資產階級作為所謂「統戰」的主要內容的路線,正正就是自稱「愛國人士」往往以保守主義、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的辦法,在不斷加強分離主義勢力的詭異現象的根源。

只要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的群眾力量繼續缺席,這種惡性循環就會不斷發展,引發烏克蘭、敘利亞那樣的不可逆轉的慘劇。

不少台灣網民分享了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中的一句對白:「睡一覺起來,台灣就不一樣了。」

萬事萬物都在改變之中,沒有兩天是完全一樣的。台灣和香港形勢的轉變,也是事物不斷發展的結果。真正的問題是,這種「變」到底會符合什麼人的利益?

這個根本的問題,是民族主義思維所永遠不能回答的。

側記「毛派」和反共派的「對話基礎」(趙平復)

《跨時》按:這篇文章是作者評論《端傳媒》反共文章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從「端傳媒」的反共系列,看自由派的真面目》


作為某些跨黨派「對話」的基礎的「共同想像」(來源:熱血時報)

作為某些跨黨派「對話」的基礎的「共同想像」(來源:熱血時報)

側記「毛派」和反共派的「對話基礎」
趙平復
2015年10月30日

香港本土派有一個「理論」,叫做「支爆論」。大意是:中國經濟必然會硬著陸,中共政權必然頹然坍塌,即所謂「支那爆炸」。據說,「支那爆炸」之時,就是「本土建國」之機運。當然,香港本土派在本質上,不過是最極端的自由派。對於大陸自由派來說,「支那爆炸」之時,就是他們建立「正常的資本主義民主」的千載難逢的好時光。

某國際知名的「毛派」領袖,主張一種基本邏輯如上,但更具「世界體系」意義的「理論」,姑且叫做「中資爆破地球論」(至於是不是「帝」,學徒們貌似還在「商榷中」)。大意是:中國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發展,中國越發展、地球的生態就會越不勝負荷,最終世界資本主義也會爆炸自毀。據說,世界資本主義爆炸之時,就是回到某種四人幫「社會主義」的激情歲月。這位「毛派」領袖宣佈,盧森堡說過:『資本主義之後,「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其實,盧森堡這句話,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之後」的意思,她是說:資本帝國主義就是野蠻。領袖似乎想說,資本主義還不是野蠻。)。

自由派所講的「支爆」,同「毛派」領袖所講的「中資導致世資破滅」,儘管表面上一「左」一右,但「理論內涵」和綱領路線,是驚人的相似:他們都認定,中國經濟被價值規律所支配,中國國家是某種資產階級國家,中國現行制度是某種「不正常的資本主義」;自由派認為中國現行體制的毀滅,將有助「普世價值」君臨天下。這位「毛派」則主張,中國的發展正在通過毀滅地球的生態、破壞「普世價值」的生存基礎。

換言之,這位「毛派」不過是最徹底、最極端、最中國中心的自由派而已。自由派和這種「毛派」,在其本質上,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前者主張「新自由主義」,後者主張凱恩斯主義;前者主張自由貿易,後者主張本土保護主義。世界共產主義社會,都不是他們的目標。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位「毛派」領袖,發表了深情的文章,和香港南方系糾集的1989餘孽們「對話」。他宣佈,自由派並不代表大資產階級,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他細緻地質問對方,要求對方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同時認清大陸遍地都是「馬列毛青年」、「仇富思想」正在廣泛傳播的大好形勢。

最後,「毛派」領袖雄壯地宣佈:「無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資本主義,總是要死亡的。當死亡來臨的時候,中國的自由派朋友們,你們何去何從呢?是向社會主義投降,還是向野蠻投降?」

其實,一個社會制度,從來都不會因為「生態危機」或很多青年討厭它而「死亡」,資本主義也當然不會因為兩種在骨子裏深深認同「正常資本主義」的黨派的「對話」而「死亡」。

《共產黨宣言》一開始就指出: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用「毛派」應該很耳熟能詳的說法,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資本主義制度絕對不會「自滅」。國際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及時脫離各種資產階級實力的支配,形成獨立的革命力量、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要求這樣那樣的「正常的資本主義」,那就有可能在下一次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和資產階級「同歸於盡」。

從狗肉問題看「多元文化」的界限(張宗坤)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個人臉書,經作者授權轉載。題目為本誌所擬,並配上圖片。

無論是抨擊外勞吃狗肉「不文明」,還是訴諸「更高的」「多元文化主義」反對這種抨擊(一個近似的情況是:以切割女性生殖器習俗的存在為由、攻擊特定族裔為「野蠻人」,同以「多元文化主義」宣稱,切割女性生殖器是「抗擊西方文化霸權」的輿論對立),最終都是「普世公民」們去階級去歷史的、自我預設為「文明判官」的行為:第一種「普世公民」,認為必須通過[資產階級的]「國法」,立即「制裁」犯規的外來他者,去成全他們的「文明秩序」;第二種「普世公民」,則認為在同一個「國法」的規範下,應當有「包容」或逐步「教化」外人的「文明器量」。

「保守」和「進步」「公民」爭論的問題,並不是造成各種差別的現行國際秩序,而是應用何種手段,去鞏固和完善國家內部的若干「核心價值」,進而維護現行的國際秩序。

在香港和台灣的歷史背景下,「公民核心價值」(或所謂「公民民族主義」)的最大前提,就是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角度,對「中共」和「中國」的排除。

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各種「狗權高於人權」、「狗人應當同權」,以及在國際上扶植反同宗教極端勢力、在LGBT權益方面落後於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美國當局,宣佈全國同婚合法之後,引發全世界的「公民」們彈冠相慶的現象。

11月2日包圍越南辦事處抗議行動臉書專頁封面照

11月2日包圍越南辦事處抗議行動臉書專頁封面照


從狗肉問題看「多元文化」的界限
張宗坤
2015年10月29日

某動保團體將發起「文明人不吃狗肉」,針對越南辦事處及越南移工的抗議行動。有不少人對越南人的這種「吃食癖好」提出批評,認為這是「不文明的表徵」,遂而有這項活動;而又有另一些人,也就是網路上數量眾多的進步派意見領袖,以後設的文化相對主義姿態介入,批判這種文明想像創造的族群階序性,試圖直面「煽動族群歧視,散播仇恨言論」的台灣民族主義,超越西方文明話語所設定的世界核心—邊陲對立。

不過在台灣,以文化相對論為基底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認識論,幾乎已經被作為政治正確的進步觀點,列籍於「普世價值」、「普世人權」的大廟裡供拜。唯一的例外是,在東亞台灣的這個歷史與地理節點上,基於複雜的殖民與左翼糾纏的歷史,不能認同並去特殊化的「多元文化」的一類,也就是「中國」。台灣民族主義可以是包容、多元的,但同時也是「有前提的」包容、多元。其中一項特徵,就是面對中國而產生的例外與矛盾。

回顧今年,狗肉爭議或其他動保爭議,也不只發生在台灣的越南籍移工群體。在中國大陸廣西也有類似的「玉林狗肉節」,因狗肉性溫上火,在夏至是最後一日吃狗肉的時機,遂而大量食用狗肉以為樂。姑且擱置動保議題與動物研究的面向,對於吃狗的廣西玉林狗肉節,有兩三種關於族群或國族議題的言論,恰好可以作為今日台灣「文明人不吃狗肉」爭議中,延伸出的台灣民族主義問題的註腳。上面提及,肯認多元價值的台灣民族主義是有前提的多元文化主義,特別是對於「中國」作為其例外。從這個「例外」的空隙來觀察狗肉節的再現,或者能夠解讀出「進步觀點的族群階序性批判」所缺漏的問題性。

在《大紀元》的這篇報導中,「美國」「民主」人士張健的這種立場,相當具有徵候性地表達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手段:將狗肉議題的主因上推到其最終要反對的「中共」,正如把其他議題推衍到「反中共」的大傘下。或可概念化這個過程:首先,從特定議題推衍到民間部門與公部門的共犯結構(所謂的「黑色產業鏈」),目的在於強調共產黨的腐敗,雖作為公部門的政府,但卻與私部門有著共犯結構的合作部位;接著,再從反對派人士的「覺醒」心路歷程(正如太陽花或反課綱學生的「覺醒」),特別強調這個覺醒使他們開始問題化這個政治環境的壓迫與迫害,特別要讓中共的極權主義性質被放大與凸顯,以「普世價值」的話語來強化威脅性與危機感,最終推得「中共」必須被反對的重大等式。說得更簡單一點,就好比是台灣常見的「公民不冷血」或「公民覺醒」路線,這樣說來,筆者曾經以「文化冷戰」評析過的雷敦龢的導讀,就其論述效果觀察,也可以說是在催化參與感與召喚去歷史公民的誕生,與這類「民主人士」共享了人權與普世價值的底蘊。

在《跨時》林文清的文章中 ,也提及了部分網上對於狗肉節的評論「是連帶對中國以及中國人作出批評。指控國人殘忍者有之、指說這種事只會在中國大陸發生者有之」,換言之,重點從「狗肉節」的「狗」換到了「中國人」(作為另一種「狗」),雖然林係由香港的角度看狗肉節的延伸評論,但在2014年之後,港台進步派開始共享了不少話語,之間的連動關係與唇齒感受也益發強烈,林對於香港輿論狀況的評斷,應該也能大致套用在台灣(但我不盡同意以「南韓人也吃狗肉」來作為「港對中延伸評論的不合理」的錨點)。今天台灣熱切討論的狗肉議題,基本上可以說是發生在「(動保)台灣人」與「越南移工」之間的文明化效應(可見同篇文章下引卡維波文章段落);而台灣在分斷體制與美日殖民主義的影響之下,「把中國等同於野蠻、倒退、落後」(劉世鼎,2015:236),也就是說,台灣人民普遍對於中國的性質與現況的混淆不清,是一項歷史性的後果。那麼,對於這樣內置「台灣與中國的文明對照階序」的台灣進步知識份子與進步公民而言,又能不能夠恰如這次移工引發的狗肉議題,拿捏同等份量的文化相對論話語,來批評這些貶低中國大陸文明程度的論述呢?

不過,在今年玉林狗肉節事件發生的當下,台灣正在經歷一場美國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彩虹洗禮,網路上的意見領袖與諸多寫手,顯然沒空在歡呼慶賀的同時,表達對於此事的關切。

從「端傳媒」的反共系列,看自由派的真面目(趙平復)

《跨時》按:這篇文章的後續篇,是《側記「毛派」和反共派的「對話基礎」》


193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將共產黨和納粹黨等量齊觀的競選海報:「這些就是民主的敵人!趕走他們!所以你要投票給1號名單,社會民主黨人!」

193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將共產黨和納粹黨等量齊觀的競選海報:「這些就是民主的敵人!趕走他們!所以你要投票給1號名單,社會民主黨人!」

從「端傳媒」的反共系列,看自由派的真面目
趙平復
2015年10月23日

近日,落腳香港的南方系媒體「端傳媒」,附和沿著典型的官商勾結、侵奪國有資產的腐敗之路而發跡的大資本家任志強在網路上攻擊共產主義理想,興致勃勃的發表了一個反共「理論文章」系列,蔚為觀止。

其中,周某人所著的三篇「重磅」文章,似乎是連《共產黨宣言》的一類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都沒有讀過、連最基本的史實都沒有考慮過,就吐出來的東西: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黑格爾玄學和基督教末世論的雜種,馬克思主義者是特殊的反社會精神病群體,無產階級革命是「烈性傳染病」等等——這都是資本帝國主義者的陳腔濫調,希特勒、墨索里尼、蔣介石、蘇哈托、皮諾切特等帝國主義扶植的劊子手們,屠殺勞苦大眾時的宣言。

很明顯,這種「古典」的反智反共暴論,本身是無可足道的。

自由派的奇特資本主義論
真正「有趣的」是,我們從周某人的文章中,可以知道中國自由派葫蘆裡賣的究竟是什麼藥:

例一:宣稱馬克思主張資本主義「自爆」,而據說「自爆」沒有發生,所以伯恩斯坦、考茨基就主張議會改良主義。周在這個時候,沒有提出盧森堡如何反對議會改良主義、保衛革命馬克思主義。到提出盧森堡的時候,則是用老掉了牙的斷章取義攻擊十月革命。「有趣的」是,周並沒有說,盧森堡是作為列寧的同志,共產國際德國支部的負責人,而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門徒,德國社民黨政府殺害的。

例二:周某人花了很大的篇幅宣稱馬克思主義是「偽科學」。然而,在他的「論述」之中,資本主義彷彿沒有週期性危機,帝國主義彷彿並不存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也好像不是最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危機的表現。在這個年頭,周某人這種鴕鳥式的書寫戰術,到底是所謂何事?

例三:周某人宣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並不實行資本主義,而是「混合式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他唯一的「依據」,就是「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政策」。眾所週知,這種東西是俾斯麥首先弄出來的,目的就是要馴服和收買當年正在蓬勃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在今天的西歐,這種政策在資本主義大蕭條之下,也因應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被大打折扣。

例四:周某宣稱「英美模式」是「最成功的現代化道路」,「德日、法俄都不成功」。比較周的上文下理,以及被他排除的相應史實,周的真正意思,是他心目中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說是「心目中」,因為與史實無關),才是「最成功的現代化道路」。這種奇特的判斷,顯然同社會科學分析無關,而是最典型的意識形態。

例五:周某完全將資本主義危機排除之後,進一步「指出」,只有自由市場經濟才有「效率」,才可以創造出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物質的極大豐富」。周某同時認為,階級鬥爭是末世才會出現的亂象,是有破壞無建設的爛事。

我們當然沒有理由以為周某人不曉得什麼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對於他的這種妙論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十分清楚資本主義制度其實有什麼問題,而他的書寫就是通過攻擊共產主義,去掩蓋這些問題,通過吹捧西方現在已經千瘡百孔的「社會福利、保障政策」,去維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物質的極大豐富」。

自由派「新的合法性」的本質
周某人宣稱,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即便在政府績效低下的情況下也不想更換制度——因為它們深知沒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其它制度。」——這可以說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佛洛伊德式的錯誤吧!

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績效最好、最有效率、最符合科學的嗎?怎麼會忽然之間變成是即使政府很爛,「絕大多數人」都「不想更換」(所謂「不想」,也明顯與周某人的這種宣傳有一定關係)的東西?

由此可見,自由派之攻擊還沒有實現過的共產主義社會,目的在於通過迴避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和危機、宣稱人類沒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去捍衛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利益。

任志強一類人攻擊共產主義,滿口自由憲政捍衛公民合法財產,甚至拿出政協《共同綱領》來叫囂等等,說到底就是恐懼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綱領,要通過資產階級「民主」,保障他一類人侵吞國有資產而來的不義之財,讓中國成為一個金權統治的「自由」國度。

任志強一類人不是什麼「勇敢的民間聲音」,在中共官僚階層當權派之中有強大的靠山,什麼混合所有制改革、「降速升級」的賣國陽謀,都是這些人想出來的,目的就是瓜分國有資產,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用「選主」去取代「共同富裕」,作為「新的合法性」。

換句話說,自由派攻擊共產主義理想,實際上就是為特權官僚和資本豪強張目。

勞苦大眾要打倒官僚和資本,就必須打倒他們的自由派乏走狗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