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科爾賓經濟學」

《跨時》按:本文摘譯自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在此。為方便閱讀,我們在譯文中加上了標題。

英國大選將在2017年6月8日舉行。科爾賓領導的在野工黨提出了結束緊縮政策,成立國家投資銀行,對富人和財團加稅,國有化鐵路、能源、自來水,加強教育醫療養老等局部重建福利國家的政綱,獲得廣泛的、特別是青年的支持,民調從大幅落後逆轉,直逼保守黨。絕大多數自稱左翼人士,也對科爾賓的改良主義綱領讚不絕口。

與多數自稱左翼的無條件歌頌不同,羅伯茨對「科爾賓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進行了批判分析。他指出,只要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特別是位居中樞的金融部門)仍然在資產階級的手上,資本主義謀求利潤最大化的規律就會繼續支配國民經濟,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就會繼續從事投機活動,迴避生產性投資。科爾賓的局部國有化措施即使成事,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中,也會受到資本和工人的左右夾擊,陷入困境。

羅伯茨的文章沒有指出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剝奪資產階級的產權和政權的關鍵事實。儘管如此,它簡明扼要地指出了改良主義的局限,值得所有關注左傾民粹主義風潮的讀者參考。


2017年5月,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展示大選政綱。(來源:The Independent)

「科爾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
2015年9月11日

朱立冬 編譯
2017年6月5日

【前略】

……對我來說,「科爾賓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只是反對緊縮政策是不足的。科爾賓若有機會實行他的顧問們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會不會得到變革,英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條件會不會因此得到不可逆轉的改善,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科爾賓經濟學」的要點是:終結逃稅漏稅;通過「人民的QE(量化寬鬆)」為投資提供低息貸款;成立專門為基建工程融資的投資銀行;重新國有化鐵路網絡,恢復郵政公股控股和維持RBS(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股控股。

伴隨著以上的經濟措施,科爾賓將會通過對高收入人士和財團加稅,廢除大學學費和恢復大學生生活補助金。科爾賓將會利用部分財團稅增收稅款建立「國民教育服務」,推行免費普及幼兒保育(IPPR智庫預計有關開支將達67億英鎊)。科爾賓提倡每年建設24萬套住宅,終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協會(合作社)租戶對其住宅的「購買權」,改為在私人住宅租戶實行。這項住宅建設計劃將會通過提高國債或對已經獲得規劃許可的空置土地和物業加稅獲得資金。科爾賓同時打算終結國民保健服務的內部「市場」,終結公共服務的外包和代價高昂的「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這一切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工黨來說都是好消息。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們能否達標。

〖打擊逃稅漏稅〗

其一:終結逃稅漏稅。英國稅局漏收企業應繳稅款,企業雇用往往是原稅局官員的會計師實行大規模的逃稅避稅,本身就是一大醜聞。現為科爾賓的主要經濟顧問,一直不懈爭取「稅務正義」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經計算,每年因避稅、逃稅和漏稅而流失的稅款的總額高達1200億英鎊。工黨政府若能獲得這種額外收入,將可以徹底革新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

我曾經報導過這種潛在的財政收入來源。但只要財團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徵收到稅款嗎?連理查德·墨菲也認為,收回全部漏稅將會是困難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討回200億英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全國經濟社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長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過減少逃稅漏稅為額外開支項目提供大量資金的政府,都會面對一個大窟窿。」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黨政府不應該嘗試執行新稅法和打擊逃稅。然而,只要財團仍然是對國內外股東負有義務的私有實體,只要它們還不是公有的,它們就必定會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逃稅避稅就是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各種證據顯示,如果政府沒有不斷降低財團稅(而不是科爾賓那樣計劃加稅)、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財團的利潤率將會遭受重大打擊,進一步壓縮目前的投資水平。

以上的憂慮,同樣適用於取消給予財團的優惠的主張。約克大學的凱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發現,政府每年為財團提供了930億英鎊的稅務優惠和資助——這項金額遠遠高於保守黨政府打算削減的社會福利預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財團通過購買設備得到了440億英鎊的減稅,從雇用低薪工人獲得了160億的在職扣稅(working tax credits)。這些為財團而設的福利措施說明了,英國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國家資助提高利潤率、提起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動力。一旦取消這些優惠,難道就不會降低利潤率、進一步減少投資了嗎?屆時會不會有充足的公共投資,填補私有部門降低投資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科爾賓主張,從當前由英倫銀行通過發行新幣購買公私債券的QE,轉變為指示英倫銀行直接從地方政府和地域開發機構購買債券和其它資產,讓後者獲得投入住宅建設、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務的資金。……

工黨右翼和主流經濟學者攻擊這項主張,指它將會推高通脹。這種攻擊是荒謬的:英國經濟才剛好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資率則已下降到50年來的新低。

大幅擴大生產性投資和GDP的空間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脹率是零。唯一的「通脹」反映在證券價格上面,而這是由英倫銀行為金融部門提供的QE注資所推動的。……

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反對「人民的QE」的另一個論點,是它將會終結英倫銀行的「獨立」。顯然地,對他們來說,時任工黨首相布朗啟動的這種脫離政府監督的獨立,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的好東西。

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首先,「獨立的」英倫銀行並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金融崩潰的良好紀錄。英倫銀行沒有預見全球金融崩潰及隨後的大衰退。它當時驚惶失措,完全沒有整頓金融部門。英倫銀行的獨立是假的:它的真實意義在於,英倫銀行對倫敦金融城的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唯命是從,而不對政府、國會和選民負責。我們現在知道,在金融崩潰期間,英倫銀行沒有對外資擁有的匯豐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強制執行資本重整和改組。英國納稅人因此不能收回搶救金融部門的全部注資。英倫銀行以倫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體經濟的利益,決定其利率和金融監督政策。英倫銀行只有(幾乎從未兌現的)目標通脹率,沒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目標。

〖國家投資銀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讓人憂慮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它能有效嗎?它會比傳統主流的政府發債融資手段更能提高增長、就業和收入嗎?這將取決於科爾賓提倡的「國家投資銀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變成規。「人民的QE」可以用於購買國投行債券為投資項目融資。國家投資銀行絕不是極端的事物,正如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極端,也不新穎。現在就有歐洲投資銀行、北歐投資銀行,還有其它更多的投資銀行,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多個國家聯合出資,為了在資本市場借款為授權項目融資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科爾賓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國提出這些概念,我會被叫做令人沮喪的溫和守舊派,因為他們已經有為公共服務項目融資的國家投資銀行。」

補充一點,科爾賓的國投行,將會同巴西的BNDES(國家開發銀行)十分相似。巴西國開行在大衰退期間,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使巴西獲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資。事實上,在這次大衰退期間受損最少的國家,正正就是通過國有投資銀行支持基建項目,保護就業和創造投資的那些國家。儘管頻頻遭到私有和外資銀行抨擊犯規,巴西國開行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經濟蕭條因此相當輕微,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國開行的經驗也展現了各種問題。巴西國開行從國內外的私有銀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資業務,後者因此集中在房貸和商品、金融資產投機,滋生了地產和信貸泡沫。私有銀行的龐大資產沒有投入發展經濟,因為生產性投資已經變得無利可圖。這也是科爾賓國投行將會面臨的風險。當國投行投入生產性投資項目,跨國「五大銀行」將會坐視旁觀。「五大銀行」已經很少借貸給中小企業和進行投資(它們的全部資產只有3%投放在製造業)。斯基德爾斯基說「國家引領的投資計劃將會為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提供一條出路」,但如果國投行是國家投資計劃的唯一手段,這種再平衡恐怕是不會發生的。

單單通過國投行,或者再加上國有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不可能將金融部門轉變為促進投資和就業的工具的,這豈不太明顯了嗎?接管「五大銀行」、動用其金融資源推行全國性的投資增長計劃,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是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張(儘管工會領袖們無視它)。主張公有化金融部門的理據是無可爭辯的。進一步說,如果沒有確實的公共所有和監督權,科爾賓是怎能實施結束銀行高管的荒唐工資和獎金的主張呢?

……我認為,假如「財團投資」的意思是依賴牟利私有企業去落實由國家投資銀行融資的項目,「財團投資」便是多餘的。以最近剛剛宣布的一項倫敦大型項目為例。倫敦的「超級下水道」將會在下年上馬。巴扎傑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為了組織這個項目而成立的特別用途法人。英資建築公司保富集團(Balfour Beatty)獲得了建造「超級下水道」的部分工程、價值4億1600萬英鎊的合同。保富集團是一家向股東和私人投資者負責的私有公司。但這種項目豈不應該是由公共所有和監督的實體——而不是牟利的實體——所承擔的嗎?

〖國民經濟制高點〗

任何有效的(或許極端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把在民主監督之下實行戰略產業(用老工黨的語言說,就是「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的公有制,作為核心的內容。「科爾賓經濟學」包括了鐵路再國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國國家鐵路系統被可恥而無能地分割成多個特許經營權,成為私營壟斷行業之後,儘管票價全歐洲最高,卻仍然接受納稅人資助。私營化將英國鐵路帶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顯然地,科爾賓也在考慮恢復國家對皇家郵政的控股:現屆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價私有化了郵政。科爾賓重新國有化郵政的主張是好的,但仍然會將英國經濟的大量關鍵部門留在牟利企業的手上。我們應當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門: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車;還有所有曾經屬於公有部門的企業:英國石油,英國航空,英國電訊,英國天然氣,英國宇航;曾經公有的發電、供水系統和國家電網;勞斯萊斯,英國鋼鐵,還有英國煤炭。然後還有其它重要的、應當納入「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戰略部門:現在多數在外資手中、利潤流向海外的大型製藥企業和汽車企業。核心全國性和地區機場的公有化,將會在確保優質服務的同時,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環境侵害。……

當然,這種綱領不只對資產階級媒體、主流經濟學界和工黨領導層來說,甚至對聯署支持科爾賓經濟政策的左翼學者來說,都會是極端的。但對我來說,不採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斯基德爾斯基語)。

關鍵在於投資。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部門因為投資不足,才沒有實現像樣的收入和持續的增長。……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爆發的前夕。這是有史以來最疲弱的經濟復甦,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長率從3%下降到2.6%。這還是2012年年底後沒有新的緊縮措施出台的時期的表現。2010年至2012年期間規模的緊縮一旦重現,我們將會預見相似的減速。」

伯克接著說:「2014年英國經濟的投資總額是2950億英鎊,同危機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樣。但[七年間的]經濟總量增加了4.2%(與人口增長同步,但沒有更多)。因此投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費,而不是投資,在牽引著非常疲弱的增長,這是不可以持續的。」利潤率剛僅僅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本世紀前的水平。商業投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利潤率和投資的低迷,將會繼續導致遲緩的增長。

科爾賓領導的工黨政府(在2020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前進的一步。它同樣將會是必要的,因為到那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很可能會進入了另一場嚴重的蕭條和危機。但這種前景本身表示了,「科爾賓經濟學」還不夠極端、不足以逆轉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破產。三十年來,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在階級鬥爭的楚河漢界,牢牢地站在了資本陣營的一岸。「科爾賓經濟學」現在試圖離開資本的陣營,渡河走向工人的陣營。它因此對資本的利益來說,是實在太極端了,但對工人的利益來說,它還是過份地溫和。陷入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之中,將會是險象環生的。

附言:看看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反對科爾賓的瘋狂攻擊。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梁振英。(來源:AP)

梁振英。(來源:AP)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趙平復
2016年12月9日

很多人慶祝梁振英宣布不競選連任,「感謝」其次女此中的「貢獻」,並「預祝」梁坐牢云云。這除了表明了這類人的「公民質素」,和所謂「民主精神」到底所謂何事之外,並沒有任何其它的內容。

在梁振英還未上台之前,某些「左翼」團體曾「研討」,梁將會試圖以房屋問題為突破口,在普羅市民之中建立支持特區體制的壓倒性大多數,在根本上逆轉民意——確立所謂「威權民粹主義」,或所謂新加坡式的管治——所以必須全力抵制云云。

現在梁振英走了,「左翼」很高興,他們的實際效忠對象大資產階級也很高興,經過他們的「成功抗爭」,恐怕再沒有特首,會像梁振英將拼命覓地興建公營房屋作為施政重點、推行壓抑樓價上升的各項措施。這些政策,儘管可以損害部分大資本的既得利益,但根本目的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的整體穩定。將梁振英的土地政策同「赤化」相提並論,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沒有忘記港英大建公屋收買人心的舊事而已。

現在,反體制人士可以繼續在謳歌帝國主義和捍衛本土資本主義的同時,繼續攻擊特區政府「無視房屋問題」、「不理人民死活」,將他們心中的烏克蘭雪球、越滾越大。

如果《蘋果》所傳言的,關於王光亞勸退梁振英的說法是事實的話。那會有兩大可能性:一,北京當局或會試圖與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緩和」(「回鄉證」問題是一種表示。我相信在特朗普政府表明對華政策之前,此前被剝奪「回鄉證」的大多數堅持反共立場的泛民人士,都不會申領);二,北京當局會扶植比梁振英「更強硬」(實則更損害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人成為特首。以建制派內部和香港所處於的國際環境去看,第一點的可能性會更大。

北京官僚階層,在面對美帝可能和俄國「緩和」,聯合對中國施壓的前景之下,能不能像1964年至1971年期間「勇敢挺過」(當然,之後就是聯美反蘇),還是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推動徹底的「緩和」——即全面私有化和向親帝勢力開放政權——將自己從黨幹轉型為「企業家公民」,將人民共和國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以謀「永遠的和平」?這就是將來五至十年的最大政治問題。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大蕭條之後的10年,才全面開打。我們現在離此次大蕭條的開端已經8年,先後爆發了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也門等局部戰爭。帝國主義諸國主流政壇的全面右傾化,和港台極右勢力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所表現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停滯不前,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長年缺席,思變的人群「自然地」從「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流向「最正統的」本土優先排外主義。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

1941年,日帝侵略者為「支那人」準備的一種宣傳畫:「抗戰建國」「終於焦土」;「和平建國」「直抵樂土」。胖胖的「支那人」拿著「和平親日」的雨傘,帶著太太和兒女和狗兒,走向懸掛汪政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日章旗的城池。(網絡圖片)


「香港保衛戰」的港英粉與「支那論」

杜關山
2016年12月8日

某團體將於下週日舉辦「香港保衛戰75週年」的導賞團,在「日軍75年前登陸香港島的一天」,「重新認識過去,並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

能認識過去是好的。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乍聽起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應該的。

但如果大家還不算善忘的話,相信都會記得,正是在兩個月前,有港獨派議員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以「支那」一詞取代中國。

「支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

一方面組織「香港保衛戰」的導賞團;另一方面不斷為「支那論」辯護、正名。

在去年抗戰勝利七十年之際,在香港出現了一種論述,指在香港的抗戰活動是由英軍所領導的,故「香港重光」與中國、與「中共的抗日紀念」據說是「完全無關」。

這場由英軍所領導的「保衛戰」,維持了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後,英軍投降。

如此說來,「向保衛香港的軍人致敬」這句話,則意味深長。這樣的話,在香港的抗戰史中,就能將屬游擊隊性質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排除在外,而僅承認由英軍所領導的「正規戰」。

東江縱隊和由香港原居民所組成的港九大隊,這個過去,這種歷史,在這個時代裡,無人問津,亦無人提及。

在抗戰期間,港九大隊主要任務是進行情報工作、展開抗日宣傳、切斷日軍的補給線、破壞日軍設施。同時,營救盟軍也是港九大隊的重要工作之一。

據陸恭蕙的《地下陣線》一書所說,在日軍投降後、英國部隊到達香港之前,港九大隊是島上唯一的軍事力量。而及後由於兵力不足,英軍甚至要求港九大隊協助維持治安。

在同一本著作中,陸恭蕙指出「在戰時中共從來沒有停止在香港活動」。

香港淪陷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與廖承志等人制定營救滯留在港的文化和民主人士的方案,並成功將近八百名有關人員轉移至大後方。後來張文彬在向東江根據地撤離的途中,被叛徒出賣,遭國民黨特務逮捕,病逝於國民黨監獄中。

是什麼使得這些「真正」的「香港人」,在紀念這種由英軍獨家譜寫的「香港保衛史」的同時,亦向當年侵略香港、犯下過無數的罪行的日帝侵略者作出「和解」,甚至仿效呢?

他們當然未曾忘記日軍曾侵佔香港。但這一切,只停留在戰略遊戲般的攻防意義上。

不需直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不需觸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惡行。

如此,「支那」能說出口了;如此,本也是侵略者的殖民大盜也成了「英雄」。

附錄:港英的所謂「保衛香港」

「由於英國就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香港一直是非戰區,殖民當局不得不謹慎對待敏感問題。他們對中國人自然是同情,並未取締香港華人援助大陸抗戰的活動。然而,港英當局無膽惹怒日本,也不敢無視英國政府1938年9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區的政策。因此,香港當局不僅禁止反日集會之類的活動,還審查反對日本的中文報章。港英當局拒絕了立法局內華人非官府議員為內地提供救災資金的要求,也不允許香港紅十字會派人支援內地。不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香港為內地抗戰籌款,當局都視而不見。」

摘自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菲德爾

《跨時》按:2016年11月25日,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享年90歲。謹以巴拉圭左翼記者和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1940-2015)此篇對菲德爾及其領導的古巴革命的評價,悼念這位世界反帝革命運動的巨人。
本文摘自加萊亞諾所著的《鏡子:幾乎包羅萬有的歷史》(Espejos: 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2008),是其中近600篇關於世界歷史的短文之一。加萊亞諾的代表作
,是批判新老殖民主義對拉丁美洲的統治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1971)。
譯者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參考了馬克·弗里德(Mark Fried)的英譯本。

2016年12月4日,勞爾·卡斯特羅向菲德爾·卡斯特羅墓碑行軍禮。

2016年12月4日,勞爾·卡斯特羅向菲德爾·卡斯特羅墓碑行軍禮。(來源:Granma)


菲德爾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2009年
趙平復、吳康雄譯  集體校訂

菲德爾

Fidel

他的敵人們說
他是把沒有異議和團結一致
混為一談的
無冕之王。

Sus enemigos dicen que fue rey sin corona y que confundía la unidad con la unanimidad.
His enemies say he was an uncrowned king who confused unity with unanimity.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他的敵人們說

如果拿破崙有一份
像《格拉瑪報》一樣的報紙,
沒有一個法國人
會知道滑鐵盧的慘敗。

Sus enemigos dicen que si Napoleón hubiera tenido un diario como el “granmma”, ningún francés se habría enterado del desastre de Waterloo.
His enemies say that if Napoleon had a newspaper like Granma, no Frenchman would have learned of the disaster at Waterloo.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他的敵人們說

他執政的辦法
是多多的講和少少的聽,
因為他聽慣了自己的回聲
而不是別人的聲音。

Sus enemigos dicen que ejerció el poder hablando mucho y escuchando poco, porque estaba más acostumbrado a los ecos que a las voces.
His enemies say that he exercised power by talking a lot and listening little, because he was more used to hearing echoes than voices.


在這件事兒上
他的敵人們說對了。

Y en eso sus enemigos tienen razón.
And in that his enemies are right.


但有些事情,他的敵人們是不會說的:
他不是為了名留青史而裝模作樣
才袒胸直面侵略者的子彈,

Pero sus enemigos no dicen que no fue por posar para la Historia que puso el pecho a las balas cuando vino la invasión,
But some things his enemies do not say: it was not to pose for the history books that he bared his breast to the invaders’ bullets,


他和人們同舟共濟

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颶風,

que enfrentó a los huracanes de igual a igual, de huracán a huracán,
he faced hurricanes as an equal, hurricane to hurricane,


他挺過了637次的刺殺,

que sobrevivió a 637 atentados,
he survived 637 attempts on his life,


沒有他的感染力

殖民地就不可能
改造成了新古巴,

que su contagiosa energía fue decisiva para convertir una colonia en patria,
his contagious energy was decisive in making a country out of a colony,


新古巴挺過了

在大腿上攤好了餐巾
拿著刀叉準備吃掉她的
十位美國總統,
所仰賴的
並不是魔咒或神蹟。

y que no fue por hechizo de Mandinga ni por milagro de Dios que esa nueva patria pudo sobrevivir a 10 presidentes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tenían puesta la servilleta para almorzarla con cuchillo y tenedor.
and it was not by Lucifer’s curse or God’s miracle that the new country managed to outlive 10 US presidents, their napkins spread in their laps, ready to eat it with knife and fork.


他的敵人們從來都不會指出

古巴是世上稀有的
沒有參加擦鞋墊世界杯1
國家之一。

Y sus enemigo no dicen que Cuba es un raro país que no compite en la copa mundial del felpudo.
And his enemies never mention that Cuba is one rare country that does not compete for the World Doormat Cup.


他們不會說

在懲罰中成長的這場革命,
只是在掙扎求存
還不能實現理想。

Y no dicen que esta revolución, crecida en el castigo, es lo que pudo ser y no lo que quiso ser.
And they do not say that the revolution, punished for the crime of dignity, is what it managed to be and not what it wished to become.


他們也不會說

正是帝國主義的封鎖,
使現實和願望之間的牆
長得越來越高,
扼殺了古巴自身民主的發展
逼使古巴社會實行軍事化,
為永遠給每個答案
都準備好了問題的
官僚階層,
提供了延續自己的大義名分。

Ni dicen en gran medida el muro entre el deseo y la realidad fue haciéndose mas alto y mas ancho gracias al bloqueo imperial, que ahogó el desarrollo de una democracia a la cubana, obligó a la militarización de la sociedad y otorgó a la burocracia, que para cada solución tiene un problema, las coartadas que necesita para justificarse y perpetuarse.
Nor do they say that the wall separating desire from reality grew ever higher and wider thanks to the imperial blockade, which suffocated a Cuban-style democracy, militarized society, and gave the bureaucracy, always ready with a problem for every solution, the alibis it needed to justify and perpetuate itself.


他們也不會說

無論這一切是多麼的悲苦,
縱使飽受外來侵略和國內高壓,
這個苦惱但頑強的島
還是育成了整個拉丁美洲
最少不公義的社會。

Y no dicen que a pesar de todos los pesares, a pesar de las agresiones de afuera y de las arbitrariedades de adentro, esta isla sufrida pero porfiadamente alegre ha generado la sociedad latinoamericana menos injusta.
And they do not say that in spite of all the sorrow, in spite of the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the internal high-handedness, this distressed and obstinate island has spawned the least unjust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他的敵人們不會說

這壯舉是人民犧牲的成果,
也是擇善固執、古道熱腸的他
——像他的那位聞名天下的
卡斯蒂利亞的田野上的老伙計一樣2——
永遠和失敗者們並肩作戰的成就。

Y sus enemigos no dicen que esa hazaña fue obra del sacrificio de su pueblo, pero también fue obra de la tozuda voluntad y el anticuado sentido del honor de este caballero que siempre se batió por los perdedores, como aquel famoso colega suyo de los campos de Castilla.
And his enemies do not say that this feat was the outcome of the sacrifice of its people, and also of the stubborn will and old-fashioned sense of honour of the knight who always fought on the side of the losers, like his famous colleague in the fields of Castile.

 

譯注:


  1. 指弱國競相被帝國主義踐踏的現象。 
  2. 唐·吉訶德。 

陳映真:在香港看「七一」遊行

陳映真先生。

陳映真先生。

《跨時》按:台灣著名左翼作家、社會主義統一派活動家陳映真先生,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謹轉載陳先生這篇剖釋香港問題的文章,表達我們的沈痛哀悼。
本文原載於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台北人間出版社,149-156頁)。


在香港看「七一」遊行
陳映真
2004年7月8日

今年(二○○四),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遊行,有一些想法。

戰後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鬥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為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尼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後的韓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為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台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台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的民主化運動。這個運動感染到台灣,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萬餘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同年二月有要求台灣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九年四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台大、師院(今台灣師範大學)學生二百餘人,史稱「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大舉肅清新民主主義運動。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台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台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為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援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於是各地乃有與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運動。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遊行的人數事後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於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眾「直選產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為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就辦下來,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後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後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為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罵中共為賣點,為「先進」、「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後,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誌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五○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麼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沉思。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鬥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鬥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鬥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產、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後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麼,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後,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援殖民地時代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後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主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為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台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中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佔為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台時,台灣人口已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為骨幹的社會。一八四○年代開港後,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為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後,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游擊為主的反割台、抗日鬥爭長達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後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農民工會)、「台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鬥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後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還負嵎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為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民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後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為「惡性中國化」,後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於五○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台旨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獨佔資本的循環、再生產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四○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六○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佔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為中心的反佔領武裝鬥爭。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 ,六○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啟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並利用大量湧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台灣一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台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台灣政治經過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台灣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並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八○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台灣獨立」思潮上升為主潮。

香港在戰後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五○年代後大批「反共難民」成為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於台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台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後,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後」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後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後」的清理,是戰後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後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為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佔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主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後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台灣「藍」、「綠」的鬥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鬥爭。港台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眾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台、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台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後和特區化後的台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阿桑奇:美國大選的秘密世界

《跨時》按:本文譯自美國《Counterpunch》,部分內容以原訪問視頻為準。

朱利安·阿桑奇與約翰·皮爾格對談:
美國大選的秘密世界
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
2016年11月4日

張本清譯 吳康雄校
2016年11月10日

朱利安·阿桑奇(來源:Dartmouth Films)

朱利安·阿桑奇(來源:Dartmouth Films)

這次訪問在政治難民朱利安·阿桑奇所在的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內攝影,在2016年11月5日廣播。

約翰·皮爾格(下略皮爾格):
在美國大選選戰的這最後幾天,聯邦調查局(FBI)介入調查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朱利安·阿桑奇(下略阿桑奇):
如果你看看聯邦調查局的歷史,它實際上就是美國的政治警察。中央情報局前局長 [大衛·彼得雷烏斯上將(General David Petraeus)]把機密資料交給情婦,因此被聯邦調查局拿下,就是一個示範。幾乎沒有人可以逃出他們的五指山。聯邦調查局一直要讓人們知道,沒有人是可以抵抗他們的。但希拉里卻非常顯眼地抵抗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讓調查局看起來不夠硬,激怒了局裏面的一些人。

我們發表了大約3萬3千封希拉里擔任國務卿其間發出的電郵。它們來自一批剛好超過6萬封電郵的材料,希拉里自己保存了其中的一半——3萬封電郵,我們就發表了大約一半。

然後,還有我們正在發表的波德斯塔(John Podesta)電郵材料。波德斯塔是希拉里的競選經理,有一條主線貫穿他的這些電郵。那裏有很多關於他們所謂的「給錢入局」(pay-for-play)的事情的記載:讓各國、個人和財團購買同他們接觸的門路。這些電郵,加上希拉里藏匿國務卿任內電郵的問題,造成了聯邦調查局進一步受壓的氛圍。

皮爾格:
克林頓競選團隊說,俄羅斯是這一切的幕後黑手,俄羅斯在操縱大選,同時是維基解密及其電郵材料的來源。

阿桑奇:
克林頓陣營正在成功地投射一種新麥卡錫主義的竭斯底里:俄羅斯要為所有的事情負責。希拉里多次作假,宣稱十七個美國情報機構確定了俄羅斯是我們發表的材料的來源。這是假的,我們要說,俄羅斯政府不是我們的來源。

維基解密發表材料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期間,我們發表了1000萬份文件,數千份單獨的刊物,有幾千個不同的來源,我們從來沒有搞錯一件事。

皮爾格:
那些證實販賣接觸門路,說明希拉里本人如何從中獲得物質和政治利益的電郵,是十分異乎尋常的。我想起了卡塔爾某代表開出了100萬美元的支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就同他見了五分鐘的面。

阿桑奇:
還有摩洛哥給的1200萬美元⋯⋯

皮爾格:
對耶,摩洛哥給的1200萬。

阿桑奇:
讓希拉里去參加一場派對。

皮爾格:
對我來說電郵材料揭露最深刻的,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部分而言,它們展示了希拉里和中東的伊斯蘭國聖戰運動的創立之間的直接聯繫。你可以說說,電郵材料是怎樣的證明了那些應該同伊斯蘭國聖戰份子作戰的人,竟然就是那些幫手製造他們的人。

阿桑奇:
希拉里在2014年年初,就在她離開國務院後不久,發了一封電郵給她的競選經理波德斯塔,明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政府是伊斯蘭國的金主。我想這是整批材料之中最重要的一封電郵,但或許因為沙特和卡塔爾的資金的參與面很廣,包括了不少的媒體機構,所有嚴肅的分析者,甚至美國政府都提及,或者認為,確實有一些沙特的人物在支持伊斯蘭國——但他們的托辭總是,啊,這只是些不入流的王公貴族,花銷他們自己的石油紅利份額、為所欲為,但政府實際上還是不贊成的。

但那封電郵否定了這種說法。它直接說出,沙特和卡塔爾的政府,是伊斯蘭國的金主。

皮爾格:
沙特、卡塔爾、摩洛哥和巴林,特別是沙特和卡塔爾,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期間,給了這一大筆錢克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就在那個時候,國務院批准,特別向沙特阿拉伯,出賣鉅額軍火。

阿桑奇:
在希拉里之下,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宗的、價值800多億美元的軍火銷售,和沙特阿拉伯成交了。事實上,在她國務卿任內,美國出口軍火的總值翻了一番。

皮爾格:
當然,以上種種的結論就是,創立那個稱為伊斯蘭國的臭名昭著的恐怖主義團體的金主,正正就是捐獻給克林頓基金會的同一批人。

阿桑奇:
是的。

皮爾格:
這太神奇了。

阿桑奇:
希拉里只是一個人。我其實覺得希拉里這個人是挺可憐的,因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個被自己的野心活活吃掉的人,被折磨到發病的地步,權慾薰心到昏厥的地步。她代表了一整個人際和國際網絡。問題是,希拉里在這個龐大網絡的角色是什麼?她是處於中心的一個嵌齒。周圍有不同的齒輪在運轉:像高盛般的大銀行、華爾街的主要成分,情報機關,國務院中人和沙特人等等。

她是把這些不同的齒輪聯繫起來的核心部件。她是「這一切」的圓滑的核心代表,「這一切」或多或少就是目前在美國掌權的成分。我們可以叫它做建制,或者是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共識。我們發表的其中一封比較重要的波德斯塔電郵,說明了奧巴馬內閣的組成過程,還有一半閣員由花旗銀行某代表提名的事實。這是十分讓人驚嘆的。

皮爾格:
花旗銀行是不是提供了一份名單?⋯⋯

阿桑奇:
是的。

皮爾格:
⋯⋯這些人成為了大半個奧巴馬內閣。

阿桑奇:
是的。

皮爾格:
所以華爾街決定什麼人進入美國總統的內閣?

阿桑奇:
如果你當年有密切觀察奧巴馬的選戰,你可以看到它最後和銀行利益是走得很近的。它和石油利益不是走得很近,但和銀行利益就是的。

所以,我相信,不了解沙特阿拉伯,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希拉里的外交政策的。她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皮爾格:
為什麼她這麼公開地熱烈慶祝利比亞的毀滅?你可以說說這些電郵告訴我們,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利比亞是今天敘利亞很多動亂的來源,利比亞差不多是希拉里的個人侵略戰爭。關於這個問題,電郵材料告訴了我們什麼?

阿桑奇:
利比亞戰爭,與其說是別的什麼人的戰爭,是希拉里的戰爭。巴拉克·奧巴馬原本是反對的。這場戰爭是誰推動的?是希拉里。她的電郵自始至終都為這個事實提供了文證。她派她最喜歡的代理人悉尼·布魯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參與其事。在我們發表的3萬3千封希拉里電郵之中,1700多封的唯一題材,就是利比亞。侵略的原因不是利比亞有廉價石油。希拉里相信幹掉卡扎菲、推翻利比亞國家,是她可以用來為總統大選助選的政績。

2011年年末,一份為希拉里製作的,稱為《利比亞嘀嗒》(Libya Tick Tock)的內部文件出台。這是一份按年月順序的敘述,說明希拉里是毀滅利比亞國家的核心人物。這在利比亞國內,造成了約4萬人的死亡,聖戰分子、伊斯蘭國走了進去,引致了歐洲的難民、移民危機。

除了人們逃離利比亞之外,軍火流動也在非洲其它國家造成不穩,但是,利比亞國家本身已經失去控制出入境人員的能力。利比亞面對地中海,曾經是非洲這個瓶子的軟木塞。因為利比亞曾經維護了地中海的秩序,此前逃離非洲的經濟、內戰和各種問題的人們,並沒有進入歐洲。在2011年年初,卡扎菲毫不隱諱的這樣說:「這些歐洲人轟炸利比亞、企圖毀滅利比亞,以為自己在幹什麼?沒有利比亞,洪水般的非洲移民和聖戰分子將會走進歐洲。」事情確實就是這樣發生了。

皮爾格:
人們有這樣的質疑,他們說「維基解密在幹什麼?」,「他們是要把特朗普送進白宮嗎?」

阿桑奇:
我的答案是,他們是不會讓特朗普當選的。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因為他得罪了美國所有的建制機關。特朗普沒有任何建制機關的支持,或者說除了福音派之外,假如你可以把他們當作一個建制機關的話。但是銀行、情報機關、軍火公司、外資大財團⋯⋯全都團結一致支持希拉里。連媒體也是這樣,媒體老闆們,甚至記者們都支持希拉里。

皮爾格:
有人指控維基解密和俄國人串通。有些人說「好吧,為什麼維基解密不會調查和發表關於俄羅斯的電郵?」

阿桑奇:
我們已經發表了80萬份同俄羅斯有關的各種文件,當中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有大量書籍引用我們發表的這些材料,當中大部分也是批判性的。有好幾宗官司,都有引用我們的這些文件:聲稱在俄羅斯遭到政治迫害的難民資格申請人,引用我們的文件作證。

皮爾格:
你本人對於美國大選有沒有立場?希拉里、特朗普兩個之中,你會不會想選誰?

阿桑奇:
讓我們談談特朗普。他在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思維裏面,代表了什麼?他代表了美國的白人人渣(white trash),就是希拉里宣佈是「可鄙的和沒救的」那種人。這意思就是,從建制或所謂有教養的大都市優雅視角去看,特朗普代表的是紅脖子(red necks)大老粗的那種人,一群化外之民。因為特朗普十分明顯地——通過他的言行,還有出席他的選舉集會的那種人——代表了並不屬於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上層的那些人,所以產生了一種不要同這些人扯上任何關係的恐懼。是這樣的一種社會恐懼:任何人被指控有可能在幫助特朗普,包括批評希拉里,階級身分就會降格。如果我們看看中產階級是怎樣的獲取經濟和社會權力,這種現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皮爾格:
我想談談厄瓜多爾,給予你難民身分,在這裏、它的駐倫敦大使館之中,給予你政治庇護的小國。為了十分明顯的,不想被視為干預美國大選的原因,厄瓜多爾現在切斷了我們在做訪問的這個地方、就是大使館的互聯網。你可以說說他們為什麼會採取這種行動,還有評價一下厄瓜多爾對你的支持?

阿桑奇:
讓我們回到四年前。因為美國引渡的官司,我在大使館這裏向厄瓜多爾申請庇護,一個月之後,我的申請獲得批准。從那個時候開始,大使館就一直被英國警察包圍。這場警察行動還算挺貴的,一年多前,英國政府承認已經花了1260多萬英鎊。他們動用了便衣警察,還有各種各樣的機械監控攝像機——就是這樣,在倫敦的中心,在1600萬人人口的厄瓜多爾和英國,還有在旁助陣的美國之間,正在發生一場頗嚴重的衝突。厄瓜多爾給我政治庇護,是勇敢和有原則的做法。現在是美國大選,厄瓜多爾選舉會在下年2月舉行,因為我們發表的真確材料,白宮正在感到政治壓力。

維基解密沒有在厄瓜多爾治下——無論是在大使館還是厄瓜多爾本土——發表材料。我們在法國、德國、荷蘭還有其它的一些國家發表材料。所以現在企圖通過我的難民身分,向維基解密施壓的做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們這樣做是要拿下一家出版機構,阻止我們出版涉及美國人民和其他人們的重大利益的,關於這場選舉的材料。

皮爾格:
告訴我們,你如果走出大使館,會發生什麼事。

阿桑奇:
我會立即被英國警察逮捕,然後被立即引渡到美國或瑞典。在瑞典,我沒有被正式起訴,我之前已經被[斯德哥爾摩高級檢察官夏娃·芬尼(Eva Finne)]消除嫌疑。我們不肯定將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知道瑞典政府拒絕評論他們會不會把我引渡去美國。我們知道,起碼從2000年開始,瑞典答應了美國100%的引渡要求。也就是說,在過去15年來,美國要瑞典引渡的每一個人,都被引渡了。瑞典政府拒絕擔保我不會被引渡到美國。

皮爾格:
人們經常問我,你是怎樣應對你現在所處的孤立狀況的。

阿桑奇:
就這樣說吧。人類最好的特質之一,是他們能夠適應環境。人類最壞的特質之一,是他們能夠適應環境。人們適應環境,開始容忍虐待,適應自己參與虐待,適應逆境,然後繼續下去。我現在的情況,老實說,我是有點被關起來了——對我來說,大使館這裏就是世界⋯⋯我看到的就只有這個地方。

皮爾格:
這是一個沒有陽光的世界,不是嗎?

阿桑奇:
這是一個沒有陽光的世界,但我已經好久沒有見過陽光了,我忘記了它是怎樣的了。

皮爾格:
嗯。

阿桑奇:
所以,沒錯,你會適應。真正刺激到我的一件事,是我的年輕的孩子們,他們也在適應。他們在適應沒有父親。這是一種十分難受的適應,是他們從來沒有要過的東西。

皮爾格:
你擔心他們嗎?

阿桑奇:
是的,我擔心他們。我也擔心他們的母親。

皮爾格:
有些人會說「好的,為什麼你不乾脆來個了斷,走出大使館,讓自己被引渡去瑞典?」

阿桑奇:
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是評估過這整件事的。他們花了18個月進行正式的、對抗性的訴訟程序。我和聯合國,同瑞典和英國抗辯。誰有道理呢?聯合國的結論是,我正在受到任意拘留的不法待遇、我的自由被剝奪,在我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都不在英國和瑞典所必須遵守的法律框架之內,是非法的濫權事件。這是聯合國在正式提出「這裏在發生什麼?你們的法律辯解在哪裏?阿桑奇認為你們應該承認他的庇護權。」

現在,瑞典正式答覆聯合國說「不,我們不會」[接受聯合國的裁決]。也就是說,他們保留引渡我的權利。

對於媒體配合西方建制的論述,沒有把這個情況的事實公開報導,我感到是十分神奇的。沒錯,這就是說,西方有政治犯,是一個事實。不只是我,還有另外一批人。西方是有政治犯的。當然,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它以政治原因拘留或監禁的那些人,應該被稱做政治犯。在中國,他們不會稱呼他們做政治犯,在阿塞拜疆也不會這樣做,在美國、英國或者瑞典,它們都不會這樣做。對它們來說,要承認自己有政治犯,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現在瑞典的這個案件,我從來沒有被正式起訴,我之前還已經被消除嫌疑、宣告無罪,涉案的女性本人說警察杜撰了罪名,聯合國正式宣佈了整件事是非法的,厄瓜多爾國家調查後,也裁定給我庇護。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的宣傳是怎樣的呢?

皮爾格:
是的,他們在宣傳別的東西。

阿桑奇:
他們的宣傳就是假裝,不斷地假裝我被起訴犯罪,絕口不提我之前已經被消除嫌疑,絕口不提涉案女性本身已經表明,罪名是警察杜撰的。

他們的宣傳就是要迴避這個事實:聯合國正式裁定發生在我身上的整件事情是非法的。他們絕口不提,厄瓜多爾根據它的正式程序,對我的問題作出了正式的裁決:我確實正在被美國迫害。

訪問全文完

美國「變天」了嗎?

兩家融洽的回憶。(網絡圖片)

兩家融洽的回憶。(網絡圖片)

美國「變天」了嗎?
趙平復
2016年11月9日

今天,很多自由派和假冒左翼的自由派為戰犯希拉里落選流淚,也有自稱無政府主義者淡定宣佈:特朗普始終是自由美國的民選首領,要打倒的是普京、習近平、金正恩。

特朗普真的同希拉里很不一樣嗎?自由派/假左派說特朗普是變態排外怪獸。但對不起,奧巴馬在其任內,驅逐了250萬所謂「非法移民」,超越了整個20世紀被逐人數的總和,是美國史上之最

特朗普主張墨西哥給錢興建邊境高牆隔絕「非法移民」,貌似荒誕不經,但不過是奧巴馬「嚴守國境」的實際行動的「進階版」而已。

有人說,特朗普和希拉里不一樣,或許會「務實親華」,這是瞎了眼睛的人才說得出的東西——特朗普已經多次明言,將會同俄國調整關係,針對中國崛起。

特朗普的反中沙文主義,將美國金融資本虧空低階工業的後果說成是中國「廉價勞工」和「貨幣操作」的罪過,這種說法是從哪裏來的?

是從效忠希拉里的美國「左翼」那裏來的。

支持希拉里的工會官僚和「左翼」最樂於傳播的其中一個謊言,就是中國正在對美國實行「不公平貿易」和「傾銷」、特別是鋼材的「傾銷」,中國要為美國資本忽略美國鋼鐵業、要為美國實體經濟的頹敗負責——他們多年來一直呼籲,為了「奪回本土就業」,必須對中國開徵懲罰性關稅——哪怕中國鋼材在實際上只佔美國鋼材進口額不足百分之五,加拿大才是美國的主要進口鋼材來源。

特朗普宣稱將會大力壓制中國「傾銷」、減稅減規吸引企業回流等等,不過是將「左翼」支持的奧巴馬這八年來沒有兌現的保護主義承諾,用更加符合中小企業胃口的方式說出來而已。

特朗普和希拉里,不過是美帝資產階級兩大派系的代表。大選,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再分配。這從來不會改變,無論誰成為美帝總司令,都要滿足美帝統治階級遏制中國崛起,確保美國世界霸權的需要。希拉里是華爾街上流政治正確的帝國主義者,特朗普是訴諸草莽下流的帝國主義者。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紀念俄國十月革命99年

1918年,準備奔赴內戰戰場的蘇俄紅軍中國人部隊。橫額上書:「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萬歲」。(來源:TASS)

1918年,準備奔赴內戰戰場的蘇俄工農紅軍華工部隊。橫額上書:「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萬歲」。沙俄時期被視為賤民、飽受歧視虐待的華工,十月革命後踴躍參加工農紅軍,英勇捍衛實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來源:TASS)

紀念俄國十月革命99周年
林立業
2016年11月7日

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和影響,絕不止於99年前工人階級第一次成功奪取和鞏固政權的一刻﹐即使在今天的低潮期,它依舊是無可替代。

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會率先在工人階級佔人口多數、工人運動有一定根基的西歐、北美等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剝奪了世界上最強大那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國際上聯合起來的工人政權,將會比較順利地帶領比較落後的地區走向社會主義。歷史並沒有按此劇本進行,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俄國無產階級在最落後的帝國主義國家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第一個穩固的工人國家。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工人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同支持帝國主義戰爭、成為資產階級體制忠僕的第二國際分道揚鑣,成立共產國際,繼承馬克思開創的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激勵了世界各地的勞苦大眾,掀起了國際革命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曾任香港海員工會副主席的劉達潮,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反映了當時的氛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海員們的思想活躍得多了。時常三三兩兩地背著英國人,背著工頭,悄悄地議論。有一回,我聽見幾個海員背地議論著什麼,有時興高采烈,有時卻又咬牙切齒,細一聽,也不太懂。他們說什麼「蘇維埃」,「列寧」,「工會」。可是,看得出來,這些名詞很新鮮,給了海員們無限的力量,他們說:「兄弟們,我們也應該這樣——成立工會,自己當家。」』

中國工人階級意識的萌芽,工會組織和革命政黨的創立,群眾性革命運動的形成,都起源於俄國十月革命所掀起的國際風潮。

一戰後的國際革命高潮,在各地缺乏有力革命領導的情況下,相繼遭遇了失敗。1919年1月,德國社民黨政府鎮壓柏林斯巴達克起義,殺害德共領袖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1923年德國共產黨取消了十月起義,該國長達五年的革命危機結束,大大穩定了世界帝國主義,經歷世界大戰和內戰嚴重摧殘的蘇聯在短期內突破圍困的希望破滅。1924年列寧逝世後,以斯大林為首、反對國際革命路線的官僚「穩健派」上台。

英國社民派工會官僚為制約工人革命運動的發展,在1926年5月全國總罷工前夕,與莫斯科建立了「英俄委員會」,利用十月革命的威望破壞、取消罷工,在完成瓦解總罷工和阻止工運左傾的目的後,英國工會官僚公開退出「英俄委員會」。英國總罷工在「親蘇」工會官僚的出賣下失敗,再進一步加強了蘇聯的孤立。在中國,在布哈林、斯大林扶植蔣介石建立親蘇強人政權的「戰略」之下,共產國際指令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為由「愛國」資產階級、大地主、政客和軍閥所組成的國民黨「當苦力」。1927年4月12日,被莫斯科吹捧為「紅色將軍」、身為共產國際名譽執委的蔣介石發動了反共政變;7月15日,被莫斯科加持的汪精衛「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發動反共政變。數十萬革命群眾慘遭屠殺,中共幾臨滅黨之災。

蘇聯在國際上陷入四面楚歌。1928年,斯大林政權推行農業強制集體化、以強行軍的速度建設重工業。1933年,德國共產黨在斯大林的指令之下,讓希特勒不費一槍一彈獲得政權,德國工運被納粹政權摧毀、劍指蘇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成為現實的威脅。1936年開始,斯大林政權發動大清洗,大量蘇聯黨政軍機關、群眾團體和共產國際領導幹部被殺害,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的革命黨,徹底轉變為官僚階層操控的機構。

十月革命建立的蘇聯經歷了官僚化,執政官僚階層為確保自己從工人階級手上篡奪的權位,推行了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在國外推動各國共產黨的社民化,在國內限制工農群眾的政治權利。儘管如此,蘇聯在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排除資產階級的政權的基礎上,實現了工業化、大幅度提高了勞動人民的文化技術水平和女性的社會地位。蘇聯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戰勝了納粹德國、結束了資產階級在半個歐洲的統治,使蘇聯在二戰後成為與美帝並駕齊驅的世界強國,迫使西歐統治階級推行福利國家改革,同時激勵了亞非拉各國的民族解放鬥爭。

十月革命締造的蘇聯,即使經歷了官僚化,毫無疑問曾經是世界社會進步的強大推動力,各地新興工人國家和被壓迫民族的經濟和軍事後盾,抵抗資本帝國主義的最強勢力——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就沒有中國的十月,也不會有古巴革命,更不會有越南工農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不會有亞非拉國家短暫脫離帝國主義支配的自主發展空間,更加不會有西歐的「福利國家」政策。成就了這些輝煌業績的蘇聯,最後因為官僚化長年破壞勞苦大眾的政治意識,在帝國主義和官僚階層的極右派的夾攻下,幾乎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頹然坍塌。前蘇聯各國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公有經濟被西方扶植的「民主」黑惡權貴勢力瓜分,社會經濟全面崩潰、人均壽命大跌,一整代人的生計被徹底摧毀。在國際上,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華盛頓共識」,成為了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枷鎖。

世界帝國主義消滅蘇聯後,興高采烈地宣布「共產主義已死」和「歷史的終結」——他們宣稱,地球上再也不會有挑戰帝國主義統治的力量,資本主義制度將會千秋萬世。

即使蘇聯滅亡已經25年,資產階級仍然不厭其煩地抹黑蘇聯和國際共運;在2008年開始的此輪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之後,帝國主義世界霸權最大的潛在威脅、現存官僚化工人國家之中實力最強的中國,被帝國主義賊喊捉賊地指控為「中帝」。帝國主義力圖通過經濟滲透、政治顛覆和軍事圍堵,使中國步上前蘇聯滅亡的後塵。

在帝國主義從未間斷的反共運動之中,我們看到了十月革命仍然存在的威力。

後記

近日,同事們在午飯閒聊時,都不斷取笑青年新政的惡行,揶揄部份泛民議員只會作秀,毫無建樹可言。對於港獨份子企圖衝進中聯辦,同事們視為只有破壞的搗亂。這大概是一般民眾未必看不到泛民的政治破產的反映。當然,同事們還沒有意覺到生活困苦的根源,相信財富分配只是「個人努力」的產物,與社會結構無關。對於這些所謂「未覺醒」、「無理想」的無產者,泛民的一般評價是愚昧無知的「港豬」,認定他們需要得到帝國主義「民主」福音的打救。但實際上,這些在社會上打滾多年的無產者比泛民們更接地氣。他們往往看破了議會表演的虛妄,樸素地意識到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不在那裏;他們即使未能脫離香港社會普遍的關於大陸的各種成見和偏見,但還是可以看到大陸確實有幫助落後國家改善基建、發展經濟,和在全世界殺人放火的美帝有明顯的區別。

顯然地,在客觀上要將受眾驅使為帝國主義圍堵中國的炮灰的泛民,和以確保資產階級和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永續香港資本主義現狀的妄想為基礎的建制派跨階級聯盟,都不能為無產大眾提供解明現狀和開拓前程的鑰匙。要究明解決資本主義頹敗造成的社會危機和戰爭威脅的出路,就必須了解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和現況——在這個大框架之中,才可以制定團結引導香港無產大眾打擊反動勢力、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路線。因此,對於十月革命以來99年的歷程,絕不能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俄國十月革命為實現世界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革命理想,要內化為今天我們重建國際共運的動力,重新成為無產者政治意識的一部分。俄國十月革命決不是歷史的廢墟,而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衝擊世界資本主義的極其寶貴的經驗,當中的輝煌與苦難,光榮與墮落,是我們必須批判繼承的偉大遺產。坦然直面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困難,因此才可以真正承先啟後的、新生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才可以形成打擊資產階級統治的強大力量。

俄國十月革命邁向100周年,讓我們為先烈的未竟之業而奮鬥。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RCEP與TPP參與國示意圖(中央社)

RCEP與TPP參與國示意圖(中央社)


《跨時》按:本文的上半部分見此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五,中共官僚問題

兩篇文章的作者,都反覆提到中共官僚的問題。大抵都認為服貿協議是中共腐化官僚與台資共生關係的強化手段,無法帶來任何進步意義,而且兩者的聯盟會將中國進一步推往資本主義的方向。上面已經分析過,服貿並不太可能會對大陸的國有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官僚的腐化墮落問題當然需要正視,但此問題的核心,是工人被剝奪政治權利,還沒有形成一股可以動搖官僚獨裁的階級力量。反對服貿協議,並不能令寄生官僚層消失,也不會停止他們與國内外資本勾結,更加不會對台資構成任何威脅。另外,如上所述,按馬、恩、列、托的思路,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地位被後進國家動搖甚至打破,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一方面激化帝國主義國家的内部矛盾、瓦解現存體制的分工、動搖此前根深蒂固的各種成見,另一方面增強落後國家的生産力和無產階級隊伍,為大規模擴張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空間創造物質條件。放在當下,伴隨世界資本主義大蕭條的美帝國主義霸權的衰落,同樣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提供客觀條件。但問題終究還是,缺乏足以實現客觀潛力的主觀條件。換句話說,就是人的思想普遍追不上時勢的發展。這就有待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不懈努力了。

六,兩岸工人階級的聯合

往台灣的立場上看,兩篇文章都認為,台商進一步「登陸」,除了衝擊大陸的國有經濟基礎之外,還會反過來令資本主義在台灣變得更加鞏固,越加危害到「台灣工人階級」(但如胡、王文章所指出,台灣不少產業工人,就是沒有公民權利的移工)。而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與資產階級作鬥爭。但是,以這種邏輯來看待自由貿易,只會掉進「開歷史倒車」的陷阱。在今天,各地愈加頻繁的貿易往來已經成爲文明生活的必須,以「工人利益」為由反對各地之間的經濟交流,則惟一的「實際政策」只有閉關鎖國(更有可能的是對大陸單邊鎖國),然後重新訂立一些如英國穀物法般[1] ,為地主階級或沒落資本(或美日帝國主義)行方便的法律。如前所述,無產階級的任務絕非鼓吹本土保護主義。事實上,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雇用的工人,已經比他們在台灣雇用的人數接近多一倍 [2] ,這證明台灣資產階級高度依賴大陸工人爲其生産剩餘價值。正因如此,在台灣任何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都必須得到大陸工人的有力支援,才有勝利的希望。

主張限制台資進入中國大陸、甚至要求台資「回歸」台灣,不但在事實上不可能,還會剝奪大量大陸工人的生計,這絕非革命者的主張。據北京台商協會會長林清發估計,直至2011年,已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台灣人在大陸長期居住,這些人主要是台商及其家屬。 [3] 台灣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部份。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是把握時機,提出以工人階級利益為依歸的融合方案,促進兩岸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工會組織的發展。相反,決不能因為空泛的提倡「維護大陸公有經濟」,而客觀上附和維持台灣(被美日帝支配的)現狀的獨台/台獨思維。

七,美帝還是天下霸主

《服貿系列》的第四篇文章,《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指出了冷戰時期美國運用其軍事政治霸權,扶植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四國形成「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而在美國深陷中東戰爭泥沼,世貿多邊談判膠着、區域化趨勢擡頭,中國乘勢崛起的2000年代期間:

……美國一手安排的經濟冷戰局勢,到了所謂「後冷戰」時期搭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反而成為東北亞與東亞形成區域性製造業網路的契機,促使當前處於製造網絡底層的東盟各國,有了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與需求。

文章接著討論由東盟啓動、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區別,認爲後者的出現是美國反擊潛在排除美國和美元的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戰略佈局,進而:

美國「重返東亞」的高調舉動,洩露出美元體系的結構危機正在逼近,而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需求與實際動作,又在在[注:應為錯字]顯示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近年來,東亞的軍事、政治危機,正是美國挾其自戰後以來於東亞的軍事霸權,深化冷戰防線、再鞏固美日安保結構,並更大規模地啟動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型態,將目標對準中國這個「邪惡他者」。

一系列加強軍事政治經濟包圍,劍指中國和北朝鮮的動作,毫無疑義地展示美國正通過以美日韓澳紐軍事同盟為核心的陣營,準備對中國實行「政經大戰」。《超》文指出東亞「從未真正『後冷戰』」,1980年代以來紛紛倒台的親美反共政權,經過美式「民主化」的洗禮後,親美反共思維從未消減,並在當前的情勢下,夾雜各種本土/民族主義捲土重來。盤據東盟諸國(越南、老撾除外)的反共右翼政界軍界,本身就是冷戰剿共排華時代的產物。

我們認爲,如果美國對東亞地區的強力支配和意識形態動員的能力沒有改變,那排除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是極不可能發生的。

八,東亞各國階級性質的根本差異

掌握東亞經濟融合的鑰匙的三大國:中國、日本和南韓,它們的國家性質就有根本的區別。日、韓目前是臣服美國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列強,中國仍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這一點已在上文論證,不贅。僅此回應所謂「中國帝國主義」論。

近年港台兩地有不少反共言論宣稱,中國大陸已資本主義化,並具有帝國主義性質。[4] 這種説法,明顯與事實不符。他們會以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例如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為例,批評中國剝削當地工人,認為中國的投資是「經濟殖民主義」。然而,中國國家和其它國家的貿易協議,並不能和帝國主義的「自由貿易」相提並論:中國並沒有通過不平等交換和苛刻的信貸條款,強迫對方接受其政經支配、成爲中國傾銷商品、榨取資源和勞動力的新殖民地。中非貿易的最大部份,是中國國企以技術、基建和資本換取非洲戰略資源的長期穩定供應 。[5] 中國得以向非洲提供整體而言比帝國主義優越的貿易條件,為不少非洲國家大規模的改善基礎建設,因爲它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利潤並不是經濟活動的首要目標。至於部分中資私人企業在非洲虐待工人,則展示了中國作爲一個過渡性質國家,存在着資本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生産模式的内在矛盾。

相反,日本和韓國兩國都是由世襲財閥政閥統治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在東亞的首要隨從。美軍在兩國共駐紮了約六萬名士兵,有上百個海陸空軍事設施。[6] 過去幾十年來,駐守兩國的美軍經常犯下各種惡行,小至欺壓平民,甚者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也是屢見不鮮,兩國對駐屯美軍都沒有司法管轄權之餘,美軍更依法掌握南韓軍隊的戰時指揮權。加上美國和日韓之間盤根錯節的連結,諸如與主宰兩國政界的保守右翼,和壟斷經濟活動的財閥集團的深厚歷史淵源和現實聯繫,可得知兩國的根本性質與中國有天壤之別。以日本為例,從總理以下高級官員和保守政客無視各國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政商娛樂界高調推出謳歌侵略戰爭的各種文化商品,倡議修憲為軍隊正名、確立集體自衛權(即和美軍及其盟國以「自衛」名義聯合出動攻擊第三國的「法律權利」)、公開宣佈中國為假想敵,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杜絕斯諾登式的洩密等等,日本統治階級主導的軍國主義復辟運動日益高漲。近日,美軍高級將領更公開宣稱一旦大陸解放軍攻佔釣魚島,美軍將協助日本,直接動用海空武力驅逐之。

同樣,在政經體制和施政目標根本對立的情況下,很難看到現在的中日韓三國,有可能和東盟諸國建立排除美國的東亞共同體。

九,東亞經濟統合的困難

《超》文提出了一個東亞未來政局的可能性:

與RCEP同時進行中的多邊貿易談判,還包括中日韓自貿區、中韓自貿區的談判,在5個「10+1」的協定中,「中國─東盟」自貿區、「韓國─東盟」自貿區將進行整合,這顯示出RCEP的談判的關鍵,還在於整合中日韓自貿區,以作為區域內部主要金融資本與技術輸出地,而亞洲正在興起的龐大消費市場,成為內部形成區域市場的條件──「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產業結構出現轉機,亞洲是否能創造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經濟體?

……

若區域經濟體能成功排除美元霸權,發展出亞洲區域結算貨幣,這將反過來加速美元崩潰,同時區域結算貨幣也能與美元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區隔。

我們認為,若把東南亞各國情況一併考慮,問題就會變得更為複雜。縱使中日韓三國和東盟各國在產業分工上存在着的經濟一體化的客觀條件,但在國家政權根本性質和意識形態上截然不同的情形下——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與美日韓澳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各個新殖民地(越南同美國有策略性合作,但還是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與越南有密切關係的老撾,也是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建立起單一市場、共同貨幣的經濟共同體,已屬天方夜譚,更遑論與美帝國主義抗衡、把美帝勢力驅逐出東亞地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服貿簽訂的意義,其實只是把近年來兩岸越來越緊密的經貿關係,更進一步的逐漸擴張,並置於既定的大陸大開放、台灣小開放,台資繼續加強對大陸的依賴性的框架之內——正如《透》文所言,服貿協定並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美國強行向南韓傾銷農產品的KorUSFTA),而更像是北京政權特定政治考慮的產物。另外,對台灣史地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知道,冷戰期間兩岸長達幾十年的全面隔絕,其實是台灣史上的變態現象。現在兩岸經貿聯繫增強的趨向,實際上只是在局部地恢復外力介入之前幾百年來海峽兩岸的常態而已。

對於推動兩岸政治統一、或促進台灣民衆接受統一而言,服貿協議本身幾乎不能發揮任何作用。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美國庇廕下蔣介石政權通過白色恐怖徹底鎮壓台灣社會上主張社會主義統一的人們,在軍事獨裁體制之下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恐共恐華台灣人,再加上李登輝以來,二十多年獨派倚仗國家機器改造年輕人的民族認同,在「民主化」的符咒下,蔣介石教誨的親帝反共反華意識形態,「轉型」成爲了政治正確的「台灣意識」。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台灣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新殖民地(從鉅額軍購[7] 、 早前的「美牛事件」等事例可見一斑)。

兩岸服貿協議在台灣成爲廣泛的討伐對象,説到底並不是協議的條款會怎樣激烈的改變現狀,而是台灣社會上述獨特的政治生態的表現——任何增加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性(從而有可能疏離同美日關係)的政策,都會受到獨台台獨人士的猛烈批判。所謂「國家安全」、「保衛民主」、「弱勢福祉」、甚至「工人利益」,絕大多數只是本土陣營内部不同派系向其受眾宣傳的借詞而已。在這些説辭背後的「本音」,説到底就是——「反對敵國中國」。

在這種建立在割裂、扭曲、僞造本土歷史的基礎上的本土意識形態被克服之前,不只海峽兩岸的政治敵對不會結束,任何能夠有力挑戰台灣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運動也將不會有發展的土壤。

另外,經濟的高度一體化,往往是實行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的政治軍事一體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例如,北約就是歐盟共同市場的政治和軍事基礎。北約是二戰之後美國聯合資本主義歐洲反共抗蘇的產物,在蘇聯東歐資本主義復辟之後,則在以德國爲首的歐盟帝國主義與美帝矛盾日益增強的背景下,美國統合歐洲各國軍事力量遏制俄國的工具。

誠然,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領袖美帝的霸權衰落、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邁向全面工業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實力對比正在發生着歷史性的變化,為東盟一類落後國家拉濶了謀求生存發展的空間。但我們必須指出,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乃至政治和軍事的區域化,並不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先聲,而是戰爭的前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指出: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産力發展和資本累積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麽其它辦法呢?」

「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所有帝國主義大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兩次戰爭之間的『喘息』。和平的聯盟準備着戰爭,同時它又是從戰爭中生長出來的,兩者互相制約,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係和相互聯係這個同一基礎上,形成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 [8]

從台灣反服貿運動最終以通過準白色恐怖的「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為首要訴求;到近日美歐帝國主義指揮其極右和納粹代理黨派在烏克蘭發動政變,俄國通過吸收克里米亞等行動反制,歐盟繼而提出各種旨在降低對俄國天然氣依存度的措施,我們都看到列寧指出的「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

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為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創造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同時在累積戰爭的燃料。局勢如何發展,最終取決於國際工運能否及時形成群衆性力量,有力反對帝國主義統治階級加強對内鎮壓工運和對外發動侵略的舉措,促進社會主義革命。

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任務:直面真實,逆流而上,耐心解釋,長期奮鬥

對於服貿協議所引起的爭議,我們應該撥開表面上的種種迷霧,清楚指出東亞各個「民主」政權,背後都處於美帝的支配之下。同時分辨真正的帝國主義,與中共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區別。

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反對帝國主義掠奪性的自由貿易,但反對的方法並不是呼喚資產階級保護主義,而是指出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各國獲得政權,進行真正互惠互利的國際交往和合作的時候,才可以使帝國主義成爲歷史,落後國家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殖民主義的遺產才會在國際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消亡。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要反對工會官僚「拒絕外國廉價勞工,保衛本土就業」的沙文主義宣傳,反對本國的統治階級;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則要理解民族資本主義的局限性,領導貧農得到政權,開始社會主義建設,聯合國際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我們的一切言論,都要指向工人必須形成階級,繼而獲得政權的綱領之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同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對立的。

堅持反帝方向,意味著必須清楚認識目前中國與各地的經貿協議的局限性。以服貿協議為例,它並不能扭轉美元霸權和美帝對台灣的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支配。只要美國金融資本繼續操控世界市場、美元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帝就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和金融手段大規模掠奪世界各地人民的勞動成果。以美元為國際貿易結算的國家,不得不或多或少依賴美國。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矛盾,主要是特權官僚權貴和新生資產階級同勞動人民的矛盾,會隨著後者在工業化過程中不斷增長的客觀力量而加強。

在分析兩岸服貿時,必須避免落入台獨獨台的思維脈絡,以「避免兩地資本家剝削對岸工人」為理由,提出閉關鎖國的政策;又或曰要「防止北京通過資本控制台灣」,反對台灣與大陸的任何交流。當然,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無論是在地的或是跨地的,我們都應在了解具體情況的前提下,對抗爭中的工人和工會盡力的給與支援。自蘇東資本主義復辟之後,世界各國大多數號稱左派政黨不是瓦解、就是改旗易幟。正因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經歷了重大的倒退,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通過意識形態、人力物力等壓倒性優勢,在世界各國、特別是其目標國家和地區,扶植符合其利益需要的「自由工運」和社運,通過各種無視實際階級力量對比,以要求政府介入調節勞資關係為主調、旨在攻擊「敵方」黨派和工會的運動,動員工人做對親美黨派的炮灰,最終使工人遭受重大損失,喪失對工運和鬥爭的信心。在複雜的政治情勢下,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應該輕舉妄動,而必須清楚評估局勢,盡力作出幫助工人認清事實,團結最大的可能力量爭取勝利,兼有利於未來獨立工人階級政治力量形成的建議,切切不要被各種小資產階級社運溶解。

除非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干預,否則,目前全球經濟交流的日漸頻繁,乃是大勢所趨。同樣,海峽兩岸的經貿往來,即使沒有服貿協議,也必然會越加頻繁。所以,我們絕不應只聚焦在「支持」或「反對」服貿之上。我們認為,當下最迫切的工作,是要讓各地人民清楚認識到,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區別,以及兩者内部的基本社會矛盾和趨向。從我們最容易接近的青年學生、工人開始,使被過去二十多年淹沒的階級常識重新獲得認識,為勞動者的工人階級覺悟的重生,盡最起碼的義務。

最後,我們再次強調:跨境經濟活動不過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對於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説,並不是呼喚本土失樂園的悲情時段,而是必須把握的機遇,讓我們可以努力了解、認識、組織、聯合被資本主義生産和貿易連接起來的各地工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界社會主義有史以來客觀條件最成熟,但主觀條件卻嚴重落後的時期。爲了使反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惡果的青年的血汗,不至於被各色大小資產階級政客引進選舉民粹政治的陰溝,而終能提升為新世代恢復社會主義覺悟的催化劑,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忠於理想,走上清理糟粕、準備革命運動復興的漫漫長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註釋】

[2]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貢獻》,國立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計劃報告書(民99年[2010]12月31日),第100頁,推算2008年台商在大陸雇傭人數為1443.41萬;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97年[2008]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表14《歷年就業者之從業身分》:台灣在2008年平均受僱者人數為790.2萬。[back]
[4]參見史明:〈真要把台灣唯唯諾諾地奉送中共帝國主義 任其侵佔宰割嗎?〉;想想ThinkingTaiwan,[back]
[5]關於中國公私企業在非洲的援助與投資活動實情,參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國際發展計劃主任Deborah Brautigam教授的網誌[back]
[8]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back]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摘錄

編按:這篇文章刊登在《跨時》雙月刊2013年12月2014年2月合併號。

「只要人們還沒有學會透過任何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諾言,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那他們始終是而且會永遠是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
周乙、趙平復、鄭文元
2014年2月

一,緣起

2013年6月21日,在上海舉行的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上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協議》),旨在實行世貿和ECFA的相關規定,制度化規範兩岸雙方服務提供者權益,擴大業者交流合作和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協議》規定,台灣對大陸開放64個項目,其中37項是新增或擴大開放大陸投資項目:所有開放項目中,有23項低於世貿標準,22項等同世貿標準,19項高於世貿標準;大陸對台灣開放80個項目,全部高於世貿標準[2],給與台資提高持股比例、增加業務範圍和簡化許可程序等便利擴展大陸市場的措施。台灣官商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模擬推算,《協議》將使台灣服務業輸出大陸總值增加約4億美元(約37%),大陸服務業輸出台灣增額0.92億美元(約9%)[3]。《協議》因會明顯加強台資對大陸市場的依存度,觸動政治神經,在台灣引起極大迴響,成為熱烈討論的公共議題[4]

早前,台灣社運媒體苦勞網刊載了四篇「【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下稱《服貿系列》),以「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分析台灣各界對《協議》的(主要是反對的)評論。本文是對此系列的其中三篇文章的回應:分別為第一篇陳柏謙〈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下稱《從》文),第二篇林柏儀、陳書涵〈透視「讓利」政策下的兩岸服貿協議〉(下稱《透》文)和第四篇胡清雅、王顥中〈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下稱《超》文)[5]。我們認為胡、王的文章對第三篇盧其宏的文章作出了有效的回應,所以不會在此評論。

二,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貿易的分析和綱領

《服貿系列》宣佈以左翼角度進行分析,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為了增加討論的資源,我們會嘗試通過引述部分關鍵的論述,十分簡略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自由貿易問題的分析和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探索

馬克思在1848年1月發表題為《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6]的著名演說。馬克思在演說中指出,產業革命導致了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促成生產的集中和壟斷,作為工業強國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為獲得國外原料來源和銷售產品的市場,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幌子,主張廢除保護關稅、進行自由貿易。馬克思駁斥英國資產階級的謊言,論證自由貿易將會加強國與國、資本與資本、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競爭,促使大量中小企業破產,擴大無產階級和失業者的隊伍和世界市場的規模,將階級矛盾不斷推高。

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批判自由貿易並不等於維護保護關稅:

「保護關稅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裏(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馬克思的結論是:

「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着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我們的著重)

恩格斯在1892年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7]中回顧,英國資產階級在1830年代廢除關稅、推進自由貿易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各種原料特別是工人階級生活資料的價格,壓住工資,從而促進資本積累。英國的自由貿易論,建立在它應當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工業中心的假設之上。但有條件建立現代工業的落後歐洲國家,並沒有覺得讓英國資本家賺錢而使自己淪為飢餓的佃農有什麽好處,因此樹立起關稅壁壘、建立製造業,最後徹底打破英國持續近百年的工業壟斷。這樣,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各國的生產力和無產階級的隊伍,另一方面加速了英國的社會矛盾、促進了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和政黨的興起。

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之中,完全沒有絲毫的閉關自守、小國寡民自得其樂的味道,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是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和交往條件,及其所創造的擁有一定文化技術水平的無產階級。同現今不少號稱左翼的論者,主張通過保護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挽救資本主義危機截然不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保護關稅不但是自由貿易的前提,而且前者還必然會導致後者;工業發展必然造成壟斷,進而造成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相互交替。勞動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才可以開始免除它對人們的種種剝削和壓迫。

馬克思在1853年7月發表的另一篇著名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8]中指出:

「……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的基本障礙。

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衆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我們的著重)

在這裡,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不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前提,還是殖民地贏得解放鬥爭勝利的基礎。反對殖民宰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回復封建制度的昔日風光,而是通過解放鬥爭動搖資本主義制度,促進剝奪資產階級、奪取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的世界革命。

恩格斯在1879年11月24日寫給倍倍爾[9]的信中[10],就當時正在發展成為強大的群衆性政黨、公開提倡馬克思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內對關稅問題的取態問題,有這樣的回答:

社會民主黨議員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超出單純否決,這個範圍是很有限的。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資本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工廠立法,正常工作日,企業主的責任,以實物發工資等等。其次是具有進步性質的純粹資產階級的改良:統一幣制和衡制,遷徙自由,擴大個人自由等等。……對於其他的經濟問題,如保護關稅、鐵路和保險事業的國有化,社會民主黨議員必須始終遵循一個基本原則:不投票贊同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我們的著重)

應當注意,當時的德國,雖然已經完成民族統一、走上急速發展的道路,但仍然還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盡管如此,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始終堅守工人階級的獨立性,拒絕支持增強資產階級政權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這同今天各國社民派兜售要求資產階級政府用公帑挽救破產資本的「國有化」靈丹的情形相比,實在有天淵之別。這再一次說明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掠奪性國際競爭,並不意味著要求「本國」資產階級政權採取某些據說「對全民有利」的擴大政府權力的政策,恰恰相反,工人階級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堅持不為統治階級背書。

列寧和托洛茨基對實踐的總結

時間推移到20世紀初,金融資本獲得統治地位,少數積累了巨額資本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瓜分世界市場,激烈的經濟競爭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引向軍國主義,並最終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腥風血雨的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持續至今的時代)。列寧為分析大戰和領導國際工人階級的、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第二國際的多數政黨支持戰爭的叛徒行為的根源,在1916年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1]。在這本著作中,列寧論證了馬克思之前所揭示的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則產生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針對那些抱怨資本主義為何不能滿足「本國人民」的福利、偏偏要輸出國外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言論,列寧有這樣的說明:

「……發展的不平衡和民衆半飢半飽的生活水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條件和前提。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做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後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後國家裏,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為那裏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的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流轉……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證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在少數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過度成熟』,『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夠了(在農業不發達和群衆貧困的條件下)。」

衆所周知,列寧這本著作的結論,並不是任何形式的本土保護主義,而是有力地論證了「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體制和世界大戰的威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國際性質與民族國家的激烈矛盾的終極產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瘋狂屠殺,挽救人類文明的成果,工人階級必須動員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

很明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立場,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競爭,答案並不是要求資產階級實行開放或鎖國,而是認清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結果,組織和動員起來,逐步推翻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接管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市場和生產力,實行民主的計劃經濟,大大提高生產力、克服匱乏和社會不平等,實現無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最後,因為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和各種號稱左翼的誤導性宣傳,不少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是主張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甚至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脫鈎」,才算是「左翼」。在這裡僅列出幾個顯著的例子,以說明這種印象的虛妄。

在1921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經過三年殘酷的戰爭,終於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預和國內反革命的白衛軍,但長期受到強制徵收糧食(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之苦的農民,發動了以喀琅施塔得叛亂[12]為標誌的一系列暴動。為了挽回農民的支持,重建內戰期間被破壞無遺的工農業生產和恢復城鄉交換,在列寧的領導之下,蘇俄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列寧當年就此發表了大量分析、提綱和演說。在此摘錄其中一篇比較通俗的文章[13],說明此政策的核心:

「在絕大多數生產資料集中在我們國家政權的情況下……
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實質在於:第一,無產階級國家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於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原文的著重)

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指公有制為基礎的工人國家所調節的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除了放寬國內資本活動之外,還嘗試通過租讓礦產資源,吸引外資引進設備重建工業,恢復工人階級的隊伍。鑒於當時蘇俄工業的極度貧弱狀態,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國與國之間貧富懸殊得驚人的時代,任何關稅政策都不會有效果。……任何一個富有的工業國都能夠把這種關稅保護完全摧毀[因為工業強國有足夠財力補貼輸出俄國的商品]……肯定能摧毀我們本國的工業。……在帝國主義時代,除了對外貿易壟斷制之外,任何切實有效的關稅政策都談不上。」[14]列寧同時指出,要同外資成立合資公司,吸收資金設備和學習技術,恢復工業。只有這樣有計劃地盡力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才可以開展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堅持世界革命。

在1928年,斯大林政權實行農業強制集體化,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宣稱要在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儘管農業受到嚴重的損害,工業得到了可觀的發展。托洛茨基在1931年4月發表國際左派反對派(即第四國際的前身)關於俄國問題的綱領草案《蘇聯的發展問題》[15],在肯定蘇聯建設的成就之餘,分析社會經濟存在的各種矛盾和趨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三個基本矛盾:城鄉之間的矛盾;落後狀態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間的矛盾;工人國家和資本主義包圍之間,特別是對外貿易壟斷和世界市場之間的矛盾。

關於上述的第三個矛盾,托洛茨基有這樣的論述:

「……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在蘇聯的疆土以內建設一種閉關自守的、內部取得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走向這個『民族』理想的漫長的歷史道路將經過許多巨大的經濟變化、社會動蕩和危機。僅僅把現在的收成翻上一番,即接近歐洲的收成,就將使蘇聯的經濟擔負起出售幾千萬噸剩餘農產品的龐大任務。只有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徹底地重新分配群衆巨大的人力並完全消滅城鄉的矛盾,上述的問題以及農村人口日益過剩的同樣尖銳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但是這個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又將要求以空前的規模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

……由於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經濟,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在每一個新的階段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現。從這方面來看,如果世界其餘部分的資本主義制度還能再維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毀滅。」(我們的著重)

當時西方正處於大蕭條之中,歐洲的社民黨面對蘇聯工業的崛起,掀起了一股「反對蘇聯傾銷」的宣傳活動。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集團沒有乘機反擊,宣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並發動呼籲蕭條中的國家同蘇聯進行經濟合作的運動,吸引遭受大規模失業之苦的西方工人。

托洛茨基在《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6]一文中指出:

「……我們時代的生產力不僅突破了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形式,而且衝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已經成為束縛世界經濟的桎梏。無產階級革命既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反對世界經濟的分裂狀態。東方各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包含在這個世界過程之中,以後還會同這個過程匯合起來。……國際主義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經濟事實的表現。正如過去的自由主義是民族的一樣,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從世界分工出發,使國際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務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我們的著重)

由此可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蘇聯的孤立,不但不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所期望的情況,還是促進蘇聯官僚化和扼殺其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貫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高於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一種社會形態,也因此必須通過最先進的國家的勞動者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建成。要保衛被限制在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盡力突破封鎖,盡一切可能善用世界市場的資源,發展經濟、壯大工人階級和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與世界各地的實際聯繫,堅持和鞏固世界革命的陣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有覺悟的工人,不但不應該反對工人國家進行對外貿易,還應該積極反對統治階級任何封殺這種貿易的措施。也因此,當前的根本問題,從來就不在於「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因為自由貿易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無產階級的事業有利的),而在於如何提高各地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治覺悟水平,使其脫離各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重新確立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目標。

三,《服貿系列》首兩篇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系列的首篇《從》與第二篇《透》。《從》文作者認為,台灣目前主流無論是反對抑或支持服貿協議的論述,都是從資本家而非工人階級的利益立場出發去評論兩岸服貿協議,並認為若要建立一套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的論述,則必須從「台資與台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20年間對兩岸工人階級處境與命運所帶來了關鍵量變與質變」開始,說明台商與中國工人階級的關係。

《從》文作者指出,「來自台灣資本家的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邁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與來自香港之資本,共同扮演中國經濟市場資本形成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角色」,繼而認為台商『透過設廠、雇工、管理等實作,將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雇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帶進了「社會主義」中國』,並且,這種影響會因服貿協議而加劇,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性亦會「被國家機器與黨侷限在廠場內,台資企業則報以各種威逼、分化等資本主義勞動體制內慣常壓制勞資間鬥爭時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應並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爭,馴化工人的戰鬥性」,最後,作者認為,「腐化官僚與台商成為利益共生的聯盟,將中國一步一步推向資本主義化」、「中國共產黨腐敗的官僚層,則因與台資、港資或逐漸成熟壯大的中國私人資(本)建立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在物質基礎轉變決定意識形態轉變下,右傾越來越不可能走回頭路並可預期將持續扮演著推動中國進一步資本主義化、鼓吹全面「自由化」與「私有化」的幕後主力」。

《透》文的作者,則首先認為在服貿協議中獲得利益的,必然是資本家,兩地工人階級將不會得到任何利益,甚至只會招來惡果(尤其是中國工人),台灣工人階級亦將因為勞工運動勢力薄弱而無法爭取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然後進一步推論「台商進入中國,將「令私有化的浪潮進一步在中國發展」,甚至認為這會「回過頭來使資本主義在台灣更加鞏固,令台灣工人階級亦身受其害。」評論到兩岸統一問題,則「北京政權依然是追求兩岸統一,但過去基於反美帝、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東亞,而可能帶有進步意涵的兩岸統一志業,已日益淪為僅是維護中共既有官僚層利益、養肥台港大資產階級的不顧原則統戰,甚至將以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中國工人階級利益受損為代價。因此,我們要嚴正地指出,對於這樣親近資產階級、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政策,不論是站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左翼立場,都要予以批判和反對。」《透》文的結論是「服貿協議將加深台灣資本入侵中國,強化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我們不分國界工人階級都應當反對的。反對服貿只是這樣左翼運動中的一步。長遠來說,運動進展的基礎和目標在於,兩岸工人階級更認識到了彼此間的共同利益和處境,一同團結來反對兩岸的資產階級與官僚政權,而不受到兩岸統治階級或國族想像差別所分化。」

四,台商衝擊大陸公有制經濟?

首先,台商或許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但台資以至外資等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其實都處於邊緣狀態,對政治、經濟都沒有顯著影響力。直到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控制着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大部分社會剩餘——土地、礦產、鋼鐵、能源、工具機、航天、造船、汽車、建築、金融、鐵路等等——都掌握在國家手上。例如,在2013年八月底由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顯示,在500個企業中,有62%為國營企業,佔著榜首三名的都是能源企業、然後是銀行、建築、鐵路、汽車工業等;在排行榜上出現的第一個私營企業是39位的蘇寧控股集團、第二則是排名42的科技企業聯想集團[17]。從這些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排名分佈,可以證明私營企業在大陸仍然處於較邊緣的地位,對控制經濟核心部門的國有企業並無構成威脅。舉一個顯著的例子: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開始時的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18]和相關政策,改善勞工的基本權利、降低勞動市場的彈性、同時增加了台資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勞動管理成本,對勞動密集型的台資中小企業的衝擊尤為強烈[19]。包括台商在內的資本家曾經要求檢討行使範圍甚至全面撤回該法,但完全沒有被理會[20]。可見,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的政經影響力極為有限。對於加工貿易在大陸經濟扮演的角色,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講師盧荻有這樣的判斷:

「……加工貿易的增價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只有5%。顯然,中國經濟存在著某種二元結構,其中加工貿易部門基本上是一個飛地部門[21],向對於整體經濟所佔分量很有限,也就很難導致整體經濟的增長依賴加工貿易出口擴張。然則為甚麽這個飛地部門能夠一直維持下來,即使它對整體經濟增長貢獻有限,而且在近年還因為它的順差膨脹妨礙了整體經濟發展,加工貿易部門仍然快速地擴展。這其中可能有創造就業的考慮,但這應該是次要,因為早在2006-2007年期間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產業就紛紛遇到勞工短缺的難題;主要的考慮應該是政治方面的,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牽涉到香港和台灣資本的利益,甚至是維持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因素。」[22](我們的著重)

換句話說,《從》文顛倒了台資與大陸官僚之間的權力關係。

其次,中共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容許國內外資本家進行一定的經營活動,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會在大陸再度出現。我們肯定台商有把他們的所謂「人力管理文化」帶到大陸上,但這種影響,主要在私營企業之內,而且如上所述,決不等於以技術密集行業為主的國有經濟會跟着台商的指揮棒走。再者,「生產關係」亦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管理人員、工人,他們的勞動報酬也是以薪水及福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這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並非管理人員的私人財產。國企高管儘管待遇優厚、有大量的物質特權甚至營私舞弊的情況,但他們不是企業的所有者,隨時可以被中共裁撤調換。當然,貪污腐化、國企利潤的不合理或不公開的分配、管理層和一般職工待遇之間存在的鴻溝,都會削弱一般勞動者對國企的認同,動搖國有經濟的政治基礎。但這是官僚統治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根源在執政集團內部,而不在台資。而要談論影響官僚行為的外部力量,也確實輪不上台資────對官僚集團最具影響力的,是操控世界市場的帝國主義的動向。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23]中指出,在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資本主義遺留的匱乏和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社會還必須按照「資產階級法權」的標準,即按照個人貢獻的勞動量而分配生活資料、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不能做到「盡其所能」、也不可以「按需分配」。因此,在工人國家中,必然還會有等級工資和層級管理制度。台資是美日帝支配和哺育的產物,它們當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載體。但台資服務業擴展大陸市場,並不意味著北京政權就會為了討好它而將「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例如,這次開放給台資的醫院、長顧行業,是大陸所長期缺乏的,台資如果積極投入,只會擴大相關的供應量,而不會崩壞本來還未有的公共服務)。再者,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宣佈,「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24]。在世界資本主義陷入大蕭條的脈絡下,北京政權願意大展拳腳搞私有化的意欲有多少,就更可想而知了。至於工人階級的鬥爭被馴服,恐怕這不是台資才可能做到的是事情────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群衆性的革命政黨,挑戰官僚和資本,那恐怕所有的局部鬥爭也都會被馴服的。這不是大陸或台灣獨有的問題,而是普遍的問題。假如台資不去大陸,工人就會比較難以馴服,那倒不如直接提倡外資企業全面從大陸撤資?

下半部

【註釋】

[1] 1995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09-314頁。[back]
[2] [台灣]經濟部及各相關機關《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民102[2013]年7月17日),第1頁。[back]
[3] 同上,第2頁。[back]
[7]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18-434頁。[back]
[8]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67-773頁。[back]
[9]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年-1913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back]
[10]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638-640頁。[back]
[11]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75-688頁。[back]
[12] 掌控彼得格勒海上咽喉的喀琅施塔得(英譯Kronstadt)要塞駐軍在1921年2月底至3月中進行的反共武裝暴動。要求結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放寬私人經營、舉行沒有共產黨參與的蘇維埃選舉等。[back]
[13]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蘭塞姆問》,第706-715頁。[back]
[14]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四卷,《關於對外貿易壟斷》,第739-742頁。[back]
[15]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51-280頁。[back]
[16]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選》,第283頁。[back]
[19] 參見蔡昌言《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影響之研究:以廈門台商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2卷4期(2009/12/01);陳儀玲《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對台商的影響與因應》,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1月。[back]
[20] 《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05月11日〈外商强硬拒絕〈勞動合同法〉草案威脅要撤資〉;新華網2008年1月21日〈新《勞動合同法》實施500餘家台灣企業撤離東莞〉;每日經濟新聞2009年1月20日〈經濟學家集體詬病勞動合同法人保部專家挺身保衛〉。[back]
[21] 加工貿易的基本結構是:外資提供設備、原料、來樣、管理生産和外銷市場;中國提供土地、基建和勞動力,得到外匯和就業。因爲原料和產品市場都在國外,與中國整體以國有大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和國内市場並沒有直接聯繫,類似外資在中國的「領土」,所以比喻為「飛地部門」。[back]
[22] 見盧荻《世界發展危機與「中國模式」》,《政治經濟學評論》第1卷第4期24-35頁,2010年。更新的英文版見D.Lo,‘China and world development──beyond the crisis’ in Yokogawa et al eds.,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Their Impacts on the World Economy,2013,London: Routledge.[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