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傳播恐懼的緣故

為了傳播恐懼的緣故——林子健事件的案內案外
杜關山
2017年8月15日

美國經典恐共電影《滿洲候選人》(1962年)劇照。電影講述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美國軍人被移送中國東北洗腦,成為國際共產黨發動宮廷政變、篡奪美國政權的工具。圖中的「共產黨洗腦專家」即將操縱一名系出名門的美國戰俘殺害多名同袍。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哥林多後書5:7

民主黨以降的眾多泛民社運人士宣稱,目前沒有證明在天眼片段中出現的男子就是林子健的證據。但他們到底有多在乎證據和真相?

林子健涉嫌被擄事件與及相關評論,都充滿了戲劇性。天眼片段曝光之後,某些泛民社運大佬提出了一種奇論:片段可能是真的,林子健也有說謊的可能,但「與其相信中共」,他們更願意相信林子健。

舉一例說:某地理奇才發表了一篇文章,開頭大部份分析林氏自編自導自演,即事件是偽造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地理奇才今後還是不敢在「事發地」徘徊云云。

但如果事件本身就是虛構的話,這種「恐懼」豈不就是多餘的嗎?

正如娛樂圈常有以炒作八卦而非靠藝術造詣而成名的藝人一樣,標榜「論述」的一些社運人士也有同樣的做法:他們炒作的是恐懼和仇恨

部分「左翼」人士擔心,林子健事件一旦被證實為弄虛作假,那會不會成為「狼來了」,讓民眾不再相信將會可能發生在泛民身上的綁架和虐打?但泛民在未有任何證據前就狂熱宣傳,在天眼片段流出後就呼籲大家不要太在意證據,甚至宣稱片段是「影像創作」,這豈不是一種很奇葩的邏輯?

「左翼」社運的福爾摩斯們提出了幾種可能性:1)林氏確實被大陸的「強力部門」擄打了,天眼片段中的自由帽子男只是巧合;2)林氏也真的被「強力部門」擄打了,自由帽子男是當局的演員;3)林氏就是自由帽子男,出於「強力部門」的威脅,他才作出這種拙劣的表演;又或者,林氏是中共收買了的「鬼」,故意破壞運動的威信。

換言之,林氏只能是中共政權的被動的受害人或主動的間諜,這件事只能是中共政權「針對香港人」的密謀。

稍有理性的人們都可以知道,林氏若然作假,幕後黑手不可能「只是中共」。但無論如何,林氏都將會是泛民社運的一隻棋子——他只能是說明中共可怕可憎的例子,流芳百世抑或遺臭萬年,都與所謂真相無關,更可況「真相」本身就是「運動論述」的建構,是時勢和策略的產物。

縱然旺角和油麻地等地天眼密佈,熙來攘往之地很難會沒有目擊者,但在「暴政與人民」之間,他們「寧願相信」被他們奉為「人民」代表的林氏。如果林被證明是「不足取信」的,那也是不要緊的,因為這只能說明中共是如何的不擇手段。

表態相信誰不相信誰,本身就是一種武器。

在泛民政客和運動家們的論述中,他們必定能全身而退,身敗名裂的只會是林氏和中共政權。

當然,「香港人」未必就是泛民社運領袖們所設想的一群蠢材。還是有人會記得,民主黨的法律界巨人們在查證林氏的故事之前,就召開了譴責「強力部門」的記者會,泛民社運的意見領袖們,當時是如何言之鑿鑿地唱和的。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香港會存在著這種信仰的群體?這是宣揚大國沙文主義和國家機器萬能論的建制派所永遠不能解答的。

沒有人民的「人心回歸」?

沒有人民的「人心回歸」?
張存微
2017年7月1日

習近平訪港期間與李嘉誠交談(美聯社)

看完新華社的賀回歸rap影片,除了反胃就是嘔血——甚麼紅色的底、五粒星、楊枝甘露、電車、太平山、豔美紫荊,這是哪門子的陳腔濫調?

去年,新華社推出過一部叫《紅色氣質》的短片,首先出現的是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她在用俄語唱《國際歌》,訴說著她父輩的理想,共產黨人所信仰的、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片中閃現了為革命理想而犧牲的烈士們的身影;影片的收尾儘管有些表現「國家強大」的影像,但旁白說的是「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人民永遠是共產黨的力量源泉」,片末字幕則明確指出共產黨「走在時代前列」。這些氣魄和理想,才是共產黨本應有別於世界各國自稱民主政權的底氣⋯⋯

可是,香港回歸「文藝晚會」表演《獅子山下》一類港英殖民當局推廣的粉飾太平的愚民歌曲;領導人「接見」達官顯貴,同李嘉誠緊緊握手,指示香港人要愛國、不要「泛政治化」,要抓緊發展機遇、不要「蘇州過後無艇搭」——這是同廣大勞動人民的談話嗎?如果人民是共產黨人的「力量源泉」,那為什麼殖民統治結束後的20年來,香港老百姓還在繼續為住房賣命,工時規管只得似有還無的爛方案,貧富懸殊系數還要屢創新高,如此等等?

對彭定康、各路「民主派」自英殖時代已經推銷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沒有興趣,同時也實在對中共的香港政策不抱期望——兩邊都強調維護「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幻想階級合作的「繁榮安定」——這其實就是要延續香港固有的政經社會文化問題,延續剝削和壓迫,延續落後的資本主義制度。

所謂「回歸」,是回歸到哪兒?有些人已經選擇「回歸」到「前宗主國」,不斷美化殖民歷史,甚至連英女王、港督「親民」公關秀都拿出來「緬懷」一番。還有一些人,就「回歸」到貌似可以讓他們快快發財、步步高陞的大陸。很多人走了,很多人想走,人心不在這裏。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國際金融中心和地產王國,港資中資日資美資英資千資萬資低稅免稅避稅賺到盤滿缽滿的「東方之珠」。

共產黨喪失了的「初心」、《共產黨宣言》的理念和《國際歌》裏講得清清楚楚的內容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全世界的勞動群眾,為真理、為消滅剝削壓迫而鬥爭,奪回勞動果實:「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是另一個版本的民主,真的完全屬於人民的民主。

上世紀初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他們周邊的支持者所提倡的「愛國」,有著改變中國以至世界的理想,有希望獨立自主的決心,有文化藝術的追求,如陳獨秀領導的《新青年》集體,如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中描繪的東北作家群和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圈,吸引了千千萬萬的人們投入爭取民族和階級解放的鬥爭之中⋯⋯

如今中國共產黨建黨96年,新中國成立68年,香港回歸中國20年,「愛國」變成了什麼?尤其是,中共在香港宣傳的「愛國」到底是什麼?在權貴之下「團結」「和諧」,不要「破壞一國兩制」,少談「政治」(骨子裏保守反共親帝都沒問題,但不能逾越宣傳港獨和「顛覆中央」的底線)、努力賺錢,趕快追上大陸的發展列車。

二十年了,這種脫離人民的「人心回歸」,是有可能的嗎?

關於「科爾賓經濟學」

《跨時》按:本文摘譯自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在此。為方便閱讀,我們在譯文中加上了標題。

英國大選將在2017年6月8日舉行。科爾賓領導的在野工黨提出了結束緊縮政策,成立國家投資銀行,對富人和財團加稅,國有化鐵路、能源、自來水,加強教育醫療養老等局部重建福利國家的政綱,獲得廣泛的、特別是青年的支持,民調從大幅落後逆轉,直逼保守黨。絕大多數自稱左翼人士,也對科爾賓的改良主義綱領讚不絕口。

與多數自稱左翼的無條件歌頌不同,羅伯茨對「科爾賓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進行了批判分析。他指出,只要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特別是位居中樞的金融部門)仍然在資產階級的手上,資本主義謀求利潤最大化的規律就會繼續支配國民經濟,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就會繼續從事投機活動,迴避生產性投資。科爾賓的局部國有化措施即使成事,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中,也會受到資本和工人的左右夾擊,陷入困境。

羅伯茨的文章沒有指出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剝奪資產階級的產權和政權的關鍵事實。儘管如此,它簡明扼要地指出了改良主義的局限,值得所有關注左傾民粹主義風潮的讀者參考。


2017年5月,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展示大選政綱。(來源:The Independent)

「科爾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
2015年9月11日

朱立冬 編譯
2017年6月5日

【前略】

……對我來說,「科爾賓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只是反對緊縮政策是不足的。科爾賓若有機會實行他的顧問們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會不會得到變革,英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條件會不會因此得到不可逆轉的改善,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科爾賓經濟學」的要點是:終結逃稅漏稅;通過「人民的QE(量化寬鬆)」為投資提供低息貸款;成立專門為基建工程融資的投資銀行;重新國有化鐵路網絡,恢復郵政公股控股和維持RBS(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股控股。

伴隨著以上的經濟措施,科爾賓將會通過對高收入人士和財團加稅,廢除大學學費和恢復大學生生活補助金。科爾賓將會利用部分財團稅增收稅款建立「國民教育服務」,推行免費普及幼兒保育(IPPR智庫預計有關開支將達67億英鎊)。科爾賓提倡每年建設24萬套住宅,終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協會(合作社)租戶對其住宅的「購買權」,改為在私人住宅租戶實行。這項住宅建設計劃將會通過提高國債或對已經獲得規劃許可的空置土地和物業加稅獲得資金。科爾賓同時打算終結國民保健服務的內部「市場」,終結公共服務的外包和代價高昂的「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這一切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工黨來說都是好消息。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們能否達標。

〖打擊逃稅漏稅〗

其一:終結逃稅漏稅。英國稅局漏收企業應繳稅款,企業雇用往往是原稅局官員的會計師實行大規模的逃稅避稅,本身就是一大醜聞。現為科爾賓的主要經濟顧問,一直不懈爭取「稅務正義」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經計算,每年因避稅、逃稅和漏稅而流失的稅款的總額高達1200億英鎊。工黨政府若能獲得這種額外收入,將可以徹底革新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

我曾經報導過這種潛在的財政收入來源。但只要財團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徵收到稅款嗎?連理查德·墨菲也認為,收回全部漏稅將會是困難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討回200億英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全國經濟社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長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過減少逃稅漏稅為額外開支項目提供大量資金的政府,都會面對一個大窟窿。」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黨政府不應該嘗試執行新稅法和打擊逃稅。然而,只要財團仍然是對國內外股東負有義務的私有實體,只要它們還不是公有的,它們就必定會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逃稅避稅就是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各種證據顯示,如果政府沒有不斷降低財團稅(而不是科爾賓那樣計劃加稅)、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財團的利潤率將會遭受重大打擊,進一步壓縮目前的投資水平。

以上的憂慮,同樣適用於取消給予財團的優惠的主張。約克大學的凱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發現,政府每年為財團提供了930億英鎊的稅務優惠和資助——這項金額遠遠高於保守黨政府打算削減的社會福利預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財團通過購買設備得到了440億英鎊的減稅,從雇用低薪工人獲得了160億的在職扣稅(working tax credits)。這些為財團而設的福利措施說明了,英國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國家資助提高利潤率、提起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動力。一旦取消這些優惠,難道就不會降低利潤率、進一步減少投資了嗎?屆時會不會有充足的公共投資,填補私有部門降低投資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科爾賓主張,從當前由英倫銀行通過發行新幣購買公私債券的QE,轉變為指示英倫銀行直接從地方政府和地域開發機構購買債券和其它資產,讓後者獲得投入住宅建設、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務的資金。……

工黨右翼和主流經濟學者攻擊這項主張,指它將會推高通脹。這種攻擊是荒謬的:英國經濟才剛好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資率則已下降到50年來的新低。

大幅擴大生產性投資和GDP的空間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脹率是零。唯一的「通脹」反映在證券價格上面,而這是由英倫銀行為金融部門提供的QE注資所推動的。……

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反對「人民的QE」的另一個論點,是它將會終結英倫銀行的「獨立」。顯然地,對他們來說,時任工黨首相布朗啟動的這種脫離政府監督的獨立,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的好東西。

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首先,「獨立的」英倫銀行並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金融崩潰的良好紀錄。英倫銀行沒有預見全球金融崩潰及隨後的大衰退。它當時驚惶失措,完全沒有整頓金融部門。英倫銀行的獨立是假的:它的真實意義在於,英倫銀行對倫敦金融城的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唯命是從,而不對政府、國會和選民負責。我們現在知道,在金融崩潰期間,英倫銀行沒有對外資擁有的匯豐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強制執行資本重整和改組。英國納稅人因此不能收回搶救金融部門的全部注資。英倫銀行以倫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體經濟的利益,決定其利率和金融監督政策。英倫銀行只有(幾乎從未兌現的)目標通脹率,沒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目標。

〖國家投資銀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讓人憂慮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它能有效嗎?它會比傳統主流的政府發債融資手段更能提高增長、就業和收入嗎?這將取決於科爾賓提倡的「國家投資銀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變成規。「人民的QE」可以用於購買國投行債券為投資項目融資。國家投資銀行絕不是極端的事物,正如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極端,也不新穎。現在就有歐洲投資銀行、北歐投資銀行,還有其它更多的投資銀行,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多個國家聯合出資,為了在資本市場借款為授權項目融資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科爾賓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國提出這些概念,我會被叫做令人沮喪的溫和守舊派,因為他們已經有為公共服務項目融資的國家投資銀行。」

補充一點,科爾賓的國投行,將會同巴西的BNDES(國家開發銀行)十分相似。巴西國開行在大衰退期間,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使巴西獲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資。事實上,在這次大衰退期間受損最少的國家,正正就是通過國有投資銀行支持基建項目,保護就業和創造投資的那些國家。儘管頻頻遭到私有和外資銀行抨擊犯規,巴西國開行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經濟蕭條因此相當輕微,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國開行的經驗也展現了各種問題。巴西國開行從國內外的私有銀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資業務,後者因此集中在房貸和商品、金融資產投機,滋生了地產和信貸泡沫。私有銀行的龐大資產沒有投入發展經濟,因為生產性投資已經變得無利可圖。這也是科爾賓國投行將會面臨的風險。當國投行投入生產性投資項目,跨國「五大銀行」將會坐視旁觀。「五大銀行」已經很少借貸給中小企業和進行投資(它們的全部資產只有3%投放在製造業)。斯基德爾斯基說「國家引領的投資計劃將會為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提供一條出路」,但如果國投行是國家投資計劃的唯一手段,這種再平衡恐怕是不會發生的。

單單通過國投行,或者再加上國有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不可能將金融部門轉變為促進投資和就業的工具的,這豈不太明顯了嗎?接管「五大銀行」、動用其金融資源推行全國性的投資增長計劃,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是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張(儘管工會領袖們無視它)。主張公有化金融部門的理據是無可爭辯的。進一步說,如果沒有確實的公共所有和監督權,科爾賓是怎能實施結束銀行高管的荒唐工資和獎金的主張呢?

……我認為,假如「財團投資」的意思是依賴牟利私有企業去落實由國家投資銀行融資的項目,「財團投資」便是多餘的。以最近剛剛宣布的一項倫敦大型項目為例。倫敦的「超級下水道」將會在下年上馬。巴扎傑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為了組織這個項目而成立的特別用途法人。英資建築公司保富集團(Balfour Beatty)獲得了建造「超級下水道」的部分工程、價值4億1600萬英鎊的合同。保富集團是一家向股東和私人投資者負責的私有公司。但這種項目豈不應該是由公共所有和監督的實體——而不是牟利的實體——所承擔的嗎?

〖國民經濟制高點〗

任何有效的(或許極端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把在民主監督之下實行戰略產業(用老工黨的語言說,就是「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的公有制,作為核心的內容。「科爾賓經濟學」包括了鐵路再國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國國家鐵路系統被可恥而無能地分割成多個特許經營權,成為私營壟斷行業之後,儘管票價全歐洲最高,卻仍然接受納稅人資助。私營化將英國鐵路帶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顯然地,科爾賓也在考慮恢復國家對皇家郵政的控股:現屆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價私有化了郵政。科爾賓重新國有化郵政的主張是好的,但仍然會將英國經濟的大量關鍵部門留在牟利企業的手上。我們應當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門: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車;還有所有曾經屬於公有部門的企業:英國石油,英國航空,英國電訊,英國天然氣,英國宇航;曾經公有的發電、供水系統和國家電網;勞斯萊斯,英國鋼鐵,還有英國煤炭。然後還有其它重要的、應當納入「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戰略部門:現在多數在外資手中、利潤流向海外的大型製藥企業和汽車企業。核心全國性和地區機場的公有化,將會在確保優質服務的同時,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環境侵害。……

當然,這種綱領不只對資產階級媒體、主流經濟學界和工黨領導層來說,甚至對聯署支持科爾賓經濟政策的左翼學者來說,都會是極端的。但對我來說,不採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斯基德爾斯基語)。

關鍵在於投資。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部門因為投資不足,才沒有實現像樣的收入和持續的增長。……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爆發的前夕。這是有史以來最疲弱的經濟復甦,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長率從3%下降到2.6%。這還是2012年年底後沒有新的緊縮措施出台的時期的表現。2010年至2012年期間規模的緊縮一旦重現,我們將會預見相似的減速。」

伯克接著說:「2014年英國經濟的投資總額是2950億英鎊,同危機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樣。但[七年間的]經濟總量增加了4.2%(與人口增長同步,但沒有更多)。因此投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費,而不是投資,在牽引著非常疲弱的增長,這是不可以持續的。」利潤率剛僅僅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本世紀前的水平。商業投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利潤率和投資的低迷,將會繼續導致遲緩的增長。

科爾賓領導的工黨政府(在2020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前進的一步。它同樣將會是必要的,因為到那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很可能會進入了另一場嚴重的蕭條和危機。但這種前景本身表示了,「科爾賓經濟學」還不夠極端、不足以逆轉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破產。三十年來,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在階級鬥爭的楚河漢界,牢牢地站在了資本陣營的一岸。「科爾賓經濟學」現在試圖離開資本的陣營,渡河走向工人的陣營。它因此對資本的利益來說,是實在太極端了,但對工人的利益來說,它還是過份地溫和。陷入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之中,將會是險象環生的。

附言:看看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反對科爾賓的瘋狂攻擊。

關於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跨時》按:本文寫於2016年5月30日,經作者同意編輯轉載。


2005年,香港支聯會悼念趙紫陽。(來源: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右派和極右派的六四情意結
趙平復
2016年5月30日

近日香港右派(含「左翼」)及其派生的極右派,爆發關於他們如何「悼念」(或不悼念)六四事件,關於極右派宣布右派借六四積累政治資本、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扯皮條的指控是否屬實的各種口水戰。右派說他們的「悼念」是出自「情感需要」,極右派說不斬斷這種「情感」,最後就只能當中共的奴才。

對右派來說,六四是他們「民主抗共」和「建設(資本主義)民主中國」綱領的圖騰,而「平反六四」訴求所表達的,就是對中共領導層內再次出現趙紫陽式的新自由主義「開明」權貴的期待;對極右派來說,右派的這些展望,無異於癡人說夢。據說,促進中共倒台的最好辦法,是進行分離主義運動,通過「脫中」去直接動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對這兩派人來說,六四事件只可能有這種面目:中共大肆瘋狂屠殺像他們一樣的親帝右派——右派認為因此必須聯合大陸的右派推翻中共政權:只要中共政權一日存在,他們在香港就不得安寧;極右派則認為,中共已經將大陸徹底鬼域化,與其在勢力極為薄弱的大陸右派身上浪費時間,倒不如在香港激化右派陣營、徹底剷除中共勢力,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自決」、「獨立」、「建國」。

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情,真的就是這些人的剪裁和臆想嗎?

當然不是的。石七刀這篇文章,儘管沒有明確提出這一點,但它所提供的證據讓我們可以知道:右派當年之沒有「成功」,很大程度就出於他們沒有掌握大量的工人群眾。而右派之所以沒有做到這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的主觀動機和客觀訴求,都與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和願望格格不入。

1990年代以來以香港為基地的美援「自由工運」:89一代的「左翼」大師在貨櫃碼頭工潮期間提出的「工運民運化」,乃至新晉「左翼」學術明星最近宣布TPP因規定簽署國必須允許美援工運自由發展而是工人救星等等,說到底就是他們對於六四失敗的「遺憾情感」的政治投射。

要掃除右派的真假參半「情感」的影響,就必須從瞭解史實開始,從階級鬥爭的邏輯,形成爭取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

相關文章:《六四事件25週年感想》

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尹維傑
2017年3月25日

民主黨七名立法會議員宣佈票投曾俊華,稱根據各候選人在選舉論壇的表現和民調結果,曾俊華符合中央關於「港人擁護」的條件,有能力團結大多數香港市民。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受《紫荊》雜誌訪問中,提出中央關於及格特首的四大標準:「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其中,原本被「愛國愛港」所涵蓋的「中央信任」,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被多名主管官員高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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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香港立法會前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出席香港特區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圖片來源:《香港01》)

主流泛民強調「港人擁護」的「中央條件」,以此淹沒中央本身突出的「中央信任」,可謂相映成趣。

「港人擁護」和「中央信任」不言而喻的對立,在曾幾何時的頭號「愛國資本家」李嘉誠口中,變成了這種說法:「為免得罪朋友,我不好提名」。

在泛民媒體強力宣傳的催谷之下,曾幾何時被它們抨擊為冷血守財奴的曾俊華,「民望」一直遙遙領先。霎時間,曾俊華成為了不可名狀的、超階級的「港人夢想」的寄託所在。

這決不是偶然的。曾俊華之所以成為了「民主」的載體,恰好在於他和其它「三大條件」的可有可無的關係——

「愛國愛港」一向以來都是泛民嗤之以鼻的說法,近乎笑話的用語;曾俊華挖苦林鄭月娥凡事親力親為「只能當好伙計」,自己將多數事情推給下屬則是「work smart」的「領袖」表現,贏得泛民歡呼喝采,可見他們也不太在意「管治能力」(別忘記曾俊華曾長年是他們口中殘忍兼無能的特區政府的頭號理財者);至於「中央信任」,主流泛民選委宣布他們與中央公開支持的林鄭月娥「沒有互信基礎」,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主流泛民獨尊的「港人擁護」,在扣除了公關攻勢造成的海市蜃樓般的「夢想」之外,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政治計算。

他們把話說得很明白:儘管胡國興的政綱最接近泛民,但為了阻止「西環干政」,必須票投曾俊華

為了捍衛激進泛民的「公民提名」神主牌,梁國雄一度宣布代表自決派參選「小圈子選舉」。只是在五年前,泛民全體痛心疾首,要求在候選人之中「民望」最高的候任特首梁振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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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5日,曾俊華成為首位「入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獲得165名選委提名,其中120多張來自「民主300+」。(圖片來源:路透社)

泛民宣稱,曾俊華獲得建制和泛民民眾的共同支持,是唯一能夠「團結港人」的候選人。曾俊華本人指,以「愛國左派」陣營為基礎、泛民與之勢不兩立的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將會是「撕裂2.0」。

在這種貌似「包容」的說法的背後,是淋漓盡致的「你死我活」鬥爭邏輯。最露骨的例子莫過於:主流泛民共主黎智英親自撰文指胡國興是「共諜」,旨在破壞擁立曾俊華的「民主抗共」大計。

曾俊華正正因為沒有得到「中央信任」和「愛國愛港」陣營主流的支持,才會即使在建制任職高官多年,還會被視為「真正的香港人」、成為泛民「團結」的對象。在聲言「和解」的背後,泛民此舉在於促進建制陣營的分裂,力求在泛民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反共的絕對多數,永續香港資本主義。

自稱「頭號薯粉001」、「建制派裡的壞孩子」的田北俊,為曾俊華拍攝宣傳片。田說支持曾俊華,因為他是「香港仔」。田以煽情的本土主義口吻說道:「看一場足球比賽,你敢支持香港隊嗎?香港打拳賽,你敢支持香港的曹星如嗎?」

「香港仔」的「美譽」,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是宣傳曾俊華在文化上是徹頭徹尾的「香港人」。曾俊華經常標榜愛好香港文化,支持各種本地事物,言談之間不時流露空洞無物的港式幽默。

二是宣傳曾俊華在政治上也是靠得住的「香港人」。梁振英因其疑似共產黨員的身分,從未參選特首時就成為泛民打倒的對象,其標榜解決房屋問題和促進陸港融合的「新加坡式」施政方針,更被判定為香港社會「撕裂」的總根源。得到中央支持、被認為將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因此獲得「CY 2.0」和「撕裂2.0」的封號。相比之下,曾俊華「從善如流、無為而治」的新自由主義買辦官僚氣質,便成為永續香港現狀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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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的旗艦政黨自由黨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2014年10月底佔中期間,時任自由黨黨魁的田北俊表示,為解決政治僵局,梁振英應考慮辭職。全國政協常委會隨即撤銷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資格。2017年2月,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前主席周梁淑怡和現任黨魁鍾國斌,提名曾俊華為特首候選人。(網絡圖片)

建制高官成為了泛民的代理人,「愛國」大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左派」領袖之中出現了公然「反骨」的「壞孩子」。這說明了以維護資本主義現狀為基礎的、跨階級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空前危機。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進入長期停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力圖遏止和逆轉中國的高速發展勢頭,最終推翻現存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建立親西方資本主義政權,對中國再次實行殖民統治。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缺席的情況下,香港成為了中美代理戰爭的公然戰場——在建制大漢沙文主義,及其鏡像泛民本土沙文主義的角力之中,被撕裂和宰制得最嚴重的並不是抽象的、跨階級的「香港社會」,而是被反共反大陸風潮割裂的、包含大量大陸新移民底層工人的勞苦大眾。

在政治矛盾上升的推動之下,形形色色的「香港仔」,正在尋找安身立命之地。曾在讓利政策之下賺盡「愛國」甜頭,已將資產大部轉移英國的李嘉誠,就是財界的典範;從港英時代開始任官、共事多年的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論壇上針鋒相對、互揭瘡疤,是官界兩種「香港仔」的鬥爭;「愛國左派」陣營第一大黨創黨主席,則公開宣布自己成為「愛國左派」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當年只是為了反港英而參與,但從來沒有準備犧牲自己改變社會的理想——數年前,此人曾引用「一國兩制」的官方理論,無意地透露了此說的自毀邏輯:在香港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據說就是盡力維護資本主義,他的一切政治活動,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服務的,所以他不介意有同道中人罵他。

曾俊華在2010年落區宣傳政改期間,以「多謝你咁大聲」一句「回應」泛民抗議者,被泛民媒體譁然痛批。七年後的今天,在同一泛民媒體的宣揚下,曾俊華成為了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香港夢」的載體,千萬港人憧憬的偶像。與當年「多謝你咁大聲」同出一轍的「熄佢咪」和「咁你咪講晒佢」,也順理成章地被奉為天才絕倫的「金句」。

泛民將可能通過擁戴一個右派市儈味濃的人物,打爛北京官僚政權為維護資本主義香港安寧而設定的⋯⋯右派市儈味濃的「小圈子選舉」和「愛國統一戰線」。這就是名符其實的現眼報,箇中充滿了辯證法的醍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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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第四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在特首梁振英和國家主席胡靜濤的注視下宣誓就職。曾俊華、林鄭月娥、梁振英處於照片的焦點。(圖片來源:《央視網》)

泛民在兩年前「否決8·31、爭取真普選」,兩年後在這次特首選舉中「all-in曾俊華」,儘管在表面上「於理不合」、甚至自相矛盾 。但在反共的戰略目標而言,兩者並無根本衝突,甚至是一致的。

泛民心照不宣的玄機在於:通過擁戴一位在實際上以「兩制」凌駕於「一國」的候選人,將整場選舉運動宣傳為「香港人」對「中國」的示威,大肆宣揚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資本主義的民主、法治和「文明」,即壟斷資本統治社會的制度),動員民眾攻擊所謂親中親共的候選人和勢力。

「8·31方案」推出後,泛民曾經宣布,在其篩選(公然反共和分離主義人士的)機制之下經普選產生的特首,將會因此獲得合法性和認受性,所以必須誓死反對。

泛民現在提名和投票支持曾俊華,似乎同過往的立論相左。然而,這種做法是反對8·31戰略路線的延續 ——因為曾俊華的參選正在分裂「對家」。在特區體制之內,泛民候選人沒有可能成為特首,若能通過曾俊華使小圈子選舉報廢,徹底暴露「愛國統一戰線」的同床異夢,那就是邁向「勝利」的一大步。

主流泛民同自決土獨貌似分道揚鑣,主流泛民內部也貌似出現兩種意見 (有人「投白票以明志」)。當局者貌似慷慨激昂、表面上沸沸揚揚,但客觀上,這是泛民一貫的愚民綱領之下的一種有意無意的巧妙分工:

相信主流泛民「没有原則」甚至「變相投共」的那些人們,會轉移支持自決土獨;而認為「ABC」是當前必須的那些人們,在贊同「民主300+」之餘,也不會對自決土獨有太大的反感——甚至會因其「堅守信念」而感念崇敬 。這裏有一個細節:梁國雄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自薦公民提名的成績無疑是差勁的,如果是由朱凱迪出馬,提名人數必定很容易達標——我們可以想像,這未必是「無心之失」。

換言之,兩碼事就是兩碼事,但其實還是同一回事。

特首選舉這場鬧劇,不但表明了泛民的所謂民主的反共反大陸本質,還深刻地揭露出「愛國統一戰線」的真相:一未必愛國、二顯然不統一 、三根本不成所謂戰線——他們賴以「力挽狂瀾」的「最佳候選人」,竟然真情表白:一旦香港主流民意讓管治失效,她將會一走了之。

今年是香港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反帝反殖運動——反英抗暴的五十週年;今年同時也是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的二十週年,即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共存共榮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小半。矛盾運動的邏輯,正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將香港進一步推向政治決戰的修羅場。

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陳山路
2017年3月4日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電影語言,經作者授權編輯轉載。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人員在台北街頭查緝走私香煙,煙販林江邁走避不及,貨款被充公,更被打傷。此事成為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觸發席捲全島的官民武力衝突。

在台灣電影史之中,要數最為人熟悉的,以「二二八事件」做背景的作品,當首推侯孝賢導演的經典傳世之作《悲情城市》。然而,《悲情城市》關於時間和事件的鋪排,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幌馬車之歌》的作者藍博洲先生指出,侯導在此片中,含糊地處理了「二二八事件」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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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林文清一家。(照片來源:電影截圖)

筆者在〈《超級大國民》簡介:一個遠去的時代,一種不死的希望〉一文中寫道:『在《悲情城市》裡面,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反映出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在《悲情城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電影將「二二八事件」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台灣作為「雙戰基地」,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對所有認同「紅色祖國」或有左翼思想、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

在台灣藍綠相爭的政治格局下,雙方都試圖鞏固己方對該事件的詮釋權。國民黨的傳統論述,在其長期的反共「國策」下,將該事件歸究於台共黨人之煽動,或曰為「皇民造反」;在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特別是在1990年代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後,台灣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至少二百多種的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著。從另一角度去看,這些論著是與「台灣意識」的發展同步膨脹起來的。正因如此,「二二八事件」成為了台獨史觀所建構的「戰後再殖民論」和「唯群族對立論」的不可分割的核心要件。

觸發「二二八事件」的林江邁案是偶發事件。中共地下黨人和老台共黨人(以張志忠和謝雪紅為代表),在「二二八事件」席捲全島後,在嘉義、台中等地組織民眾武裝,試圖介入局勢。國民黨當局把「共黨煽動」舉為事件的起因,是完全不恰當的。這種說法,更像是為了掩飾「陳儀等接收官員及駐軍的濫權貪財、亂紀擾民」(林書揚語)等事實。

而國民黨另一所持的「皇民造反說」,很諷刺地,在某程度上與台獨史觀有著相近之處。國民黨以此誹謗正當化血腥鎮壓,台獨分子則以此宣稱二二八是日本化的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裏面的台籍日本兵林標,和曾經改名為岩里政男的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都是「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例子。然而,當年台灣多數民眾熱烈慶祝回歸中國,在二二八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據時代的反日和左派人士,而不是「皇民」。「皇民造反說」是國民黨將所有反抗其暴政的人們都打為「漢奸」的一種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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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燦,《恐怖的檢查——臺灣2·28事件》,1947。

自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始,島上的抗日活動從未停止過。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苗栗事件等等,到後來的文協、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創立等等,台灣民眾始終以不同的方式反抗日本統治,進行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當時台灣的抗日青年,深切認識到台灣和祖國大陸的命運緊緊相連:侯孝賢的另一部作品《好男好女》,展現了藍博洲報導文學作品《幌馬車之歌》所記載的,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等人偷渡大陸,歷盡艱辛參加抗戰的事蹟(藍博洲先生和「二七部隊」參與者、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分別扮演蕭道應和蔣碧玉的父親——陳先生曾經是鐘浩東烈士的獄友)。

在1947年的2月底,國民黨在大陸發動全面內戰,在各地屠殺大量民眾。在國統區的大城市,1月爆發了沈崇事件觸發的要求駐華美軍撤出的抗議運動,5、6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群眾運動。台灣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暴政,與大陸的解放運動遙相呼應,是當年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七個月,1946年7月,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樸和民盟委員聞一多,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國民黨血腥鎮壓「二二八事件」,並不是「中國人殺台灣人」,而是國民黨當年進行的反革命戰爭的一個例子: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40%是「外省人」,越高於其在台人口比例的15%。

高金素梅在〈二二八~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一文中所指出:「國民黨確實殺了一些台灣各地的知名人士,但殺得更多的其實是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之後,像台中市那些教唱國歌的人,像陳明忠老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熱血的、愛國的台灣青年,都加入了地下黨,後來他們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到綠島。真正摧殘台灣大批青年人才的不是二二八,而是白色恐怖。國民黨所以會殘殺這一大批台灣青年,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要跟著共產黨走,跟共產黨一起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重建一個更合乎大家理想的新中國。」

「二二八事件」若如台獨派所言,是「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那又該如何解釋,在其後的數年之間,數以百計的像呂赫若、許強、郭琇琮、林如堉等等的熱血青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最後為了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獻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關於《I, Daniel Blake》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關於《I, Daniel Blake》:一部社會現實主義的佳作,及其侷限
顧云
2017年2月10日

1「緊縮時代」英國底層的眾生相

英國「進步電影圈」的代表人物肯·洛區(Ken Loach。港譯堅·盧治)在2016年戛納影展獲頒金棕櫚獎的作品《本人,丹尼爾·布萊克》(《I, Daniel Blake》。港譯《我,不低頭》),近日上映。

故事講述的,是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啟的「緊縮時代」之中,英國底層民眾生活的一個個生活片段:

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的鰥夫,住在公租房的59歲紐卡素木工師傅Daniel Blake(丹尼爾·布萊克,下稱「D」),心臟病發失去勞動能力,跌進完全沒有收入的困境。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請福利救濟。從申請到批核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和專橫,不斷地折磨D和其他求助者。D儘管有心臟科顧問醫生的診斷,還是被電話問卷審核判定具有勞動能力,救濟金被終止。在上訴得直之前,D不得不申領失業救濟金。儘管D無奈地說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還未痊癒,福利官還是「按章」命令他:必須參加履歷寫作班、在表格上紀錄求職活動,否則就終止他的失業救濟——「這是你和國家的協定」⋯⋯

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公開大學中退生Katie(下稱「K」),走進了D在受難中的「就業中心」(JobCentrePlus,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派出機構)。K是倫敦人,因向房東投訴房子失修而被掃地出門,三口子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宿舍的一個房間,最後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紐卡素。剛抵步的K,上錯了公車迷路,遲到了福利官的預約幾分鐘,救濟金就被罰停。高聲申冤的K,和聲援她的D,因「鬧事」被保安趕走⋯⋯

D的鄰居,黑人青年China(下稱「C」)「創業」了:從熱愛英國足球的廣州工廠工人那裏「郵購」原裝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國市價的一半兜售。C對D說,有了這條財路,永遠不會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說,他幹過這樣的倉庫臨時工:長途跋涉趕到現場,從早上五點半開始卸貨,但只有45分鐘的活幹,老闆給了3英鎊79便士(約36港元)就打發了他——C生氣地說「這比中國還糟糕」

故事以D和K一家互相幫助,盡力在貧乏和無助的苦況下維護尊嚴而展開。但他們自身的樂天和頑強,最終都抵擋不住現實的摧殘。

K努力尋找服務業職位失敗,早日養活家人,恢復學業的願望落空。飢餓的她在「食物銀行」裏直接打開罐頭吞食、淚流滿面。在超市偷衛生巾被保安抓到,最後成為了性工作者⋯⋯

電影開始時,D所展現的嬉笑怒罵的老工人風骨,慢慢被貧窮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規撕得片甲不留,K的處境讓他墮入絕望之中。最後,在K一家的幫助下,D終於提起精神迎來上訴的日子,他準備好以「本人,丹尼爾·布萊克」抬頭的陳述書,準備在庭上宣讀⋯⋯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2 「西方極樂世界」的兩種「福利救濟」

1973年,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激烈,政局動盪不穩。力求擺脫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的英國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中後期成功鎮壓工人階級的抵抗,通過限制工會權力和工人鬥爭的法律,私有化國有資產,關閉、縮減傳統重工業,鬆綁金融投機等措施,迎來了泡沫經濟的高歌猛進。

在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集團滅亡,各國共產黨瓦解,社民派政黨拋棄改良主義綱領、轉型成為販賣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集團。迄今二十多年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榮衰和實業的不斷式微,越來越多的英國工人陷入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困境。在電影中,履歷寫作班的導師,向D和一眾被強制出席的「學生」,作出這樣的解說:僱主一般只會花10秒看一份履歷表;每個低技術職位平均有60人爭奪,熟練工職位則是20人;某連鎖咖啡店招募八名職員,結果有1300人應徵。導師說,在這種現實之中,求職者必須想辦法「脫穎而出」。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工黨政府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港譯白高敦)率先投入5000億英鎊公帑搶救金融部門,西方各大國相繼效法,布朗因此自詡「挽救了世界經濟」。搶救方案確實挽救了金融資本,在毫不影響他們的產權、經營權和利潤的情況下,給他們發放了他們從來沒有「投保」的「救濟金」。從布朗工黨政府開始,歷屆英國政府以搶救方案造成鉅額赤字為由,推行「緊縮政策」: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務開支,進一步推動私營化。換言之,資產階級國家,首先通過「搶救」為金融資本「埋單」,再通過「緊縮」為資本「開闢新市場」,強迫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付出「雙倍補償」。

電影中的D,是一個終身自食其力,從不欠債,但也沒有多少積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練工人。D長年交付國民保險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國的國立社會保障基金,用於支付公營醫療和養老金經費。2016/17年度一般雇員的交付率是稅前工資的12%),經過重重審批,兼而不斷證明符合受付資格,才能得到每週70至100英鎊左右(即最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的救濟金。D的正式診斷書和治療方案被無視,失去傷病救濟金,被逼申請失業救濟,接受更煩苛的「求職」行為條件、更多的停付救濟金的「處罰」規條。

洛區在某訪談中列出調研劇本時發現的實例:送早產妻子入院的丈夫錯過與福利官的定期會見而被終止救濟、意外受傷的殘疾人因擔心缺席受付檢測而拒絕入院治療⋯⋯換言之,工人健康時被要求為雇主鞠躬盡瘁,傷病時為了得到(他們投保的)政府救濟金也不惜身命。慣性逃稅避稅的大資本從資產階級國家獲取鉅額救濟,還連帶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務「讓利」——這就是「左翼」推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英國和不少西方「先進國家」的真相。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3 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在此作中的表現和侷限

看洛區的電影,會感受到雙重的「寫實」:演技的寫實和場景的寫實。有別於資產階級作品所呈現的「工人形象」,洛區電影中的工人的言談舉止,樸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現實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的人生沒有劇本和編排,我們的「戲劇」,就是我們對日常經歷和周遭的反應——這本身就是藝術發掘和提煉的無窮寶藏。洛區這部電影,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採用了「紀錄戲劇」的手法,將真人真事提煉和再現,讓觀眾通過貌似平平無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時代特徵的「戲劇性」,看到呼籲反思現狀的戰鬥檄文。

洛區尋找有說服力的和真實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員。為了不顛簸觀眾的視野,和維護角色的尊嚴,鏡頭盡少移動,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離。佈景和燈光,也同樣採取平實的原則,不以視覺刺激作為首要考慮。在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之中,「篤實」和「修飾」的辯證統一,永遠是為了展現某種社會現實而服務。洛區引用工人運動的老標語“Agitate, Educate, Organise” (煽動,教育,組織)表示,電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當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組織功能,但可以作為有效的煽動工具。對他來說,挑戰人們對「常態」的麻木不仁,激起人們質疑現實的怒火、產生謀求改變的動力,這一種煽動,應該是電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部作品的「煽動」內容十分明確,就是指英國的福利救濟制度已經失靈,「異化」為懲罰窮人的官僚主義煉獄。讓我們嘗試分析,這一種內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藝術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所有的藝術家,當然包括尋求改變現狀的藝術家,都不能逃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後者而言,更必須直面這種影響、理解這種影響,才有可能接近拆解這種影響的手段。資產階級電影,顯然具有宣導意識形態的功能。主流「商業」電影(以好萊塢為「典範」)的基本套路,就是透過「英雄」經歷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誇張的情節,編織以「超越現實」的形式呈現的戰勝「反派」的「傳奇」故事,通過貌似「反常」的一個半/兩個小時的幻想,重申和鞏固資本主義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I, Daniel Blake》乍看與這種「資本主義主旋律」電影風馬牛不相及,洛區本人和「主流電影界」一直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這部作品的敘事手法卻和主流「商業」電影如出一轍:通過作為「無辜受害者」的「英雄」與作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體制」的周旋,帶出底層民眾的困厄與無奈。這本身似乎無可非議,甚至礙於電影形式的限制而無可避免。然而,問題來了,作品不但沒有嘗試告訴觀眾「反派」(懲罰性的福利救濟制度)的「來龍去脈」,還在D「塗鴉抗議」的一幕中,通過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罵曾推動「福利改革」的保守黨前勞動和養老金大臣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港譯施志安)和保守黨權貴,似乎將「緊縮政策」的責任,全部推給保守黨。

此作完全沒有提及工黨政府是「緊縮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的事實(紐卡素所在的英格蘭東北地區,是傳統的工黨票倉。在六月公投中,該地區以壓倒性多數支持脫離歐盟,紐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數支持留歐。歐盟在該地區,被普遍視為緊縮和蕭條的來源之一。),也完全沒有嘗試(例如在洛區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時出現的,給予主人公各種提示的激進工人活動家)說明「緊縮政策」本身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似乎並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敘事架構和內容之下,此作「煽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種標準的親工黨「左翼」的「反緊縮」、「反保守黨」敘事。在劇中,D的「終極反抗」,就是在「就業中心」外的牆上塗鴉:要求在他挨餓前聽取他的上訴,還有換掉電話等候時播放的狗屎音樂。眾路人為D歡呼喝采、掏機拍攝,然後淡然地看著他被警察帶走。這一幕既說明了D的「反抗」的悲哀和無力,同時也有意無意地說明了此作「煽動力」的極限——它可以賺取觀眾一時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讓人投身參與的鬥爭目標。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4 改良主義「左翼」的歧路

片名《本人,丹尼爾·布萊克》一是來自上述的「塗鴉抗爭」,二是來自劇終D未能宣讀的上訴陳述。在這篇被眾多論者認為雄辯動人的「遺書」中,D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濟的申請人)不是「客戶」、「顧客」、「服務使用者」、「懶漢」、「騙子」、「乞丐」、「盜賊」、「國民保險編號」或「屏幕上的一點」;他終身自食其力,身無長物但會盡力幫助鄰里,他從不乞求施捨;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條漢子,不是一條狗。因此,他要求應有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這篇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權」的宣言,看似理所當然,然而,正如K宣讀前痛心地說:正正就是「國家」,將D這位忠實憨厚的好公民,在他盡其天年前「推進了墳墓」。進一步說,劇中芸芸眾生所經歷的,豈不就是貧苦大眾,在資本主義衰敗的這個時代,從資產階級國家那裏領受的、經過「民主」選舉所確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權利」?

洛區曾經質疑過這種「公民權利」的幻想。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黨改良主義和工會官僚政治,描繪現存制度下勞資糾紛的極限的著名作品《The Big Flame》(熊熊烈火。1969年)和《The Rank and File》(基層職工委員會。1970年),以及描繪一名普通青年,從出於「愛國」志願參加一戰、目睹戰場的殘虐,戰後隨軍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羞愧中意識到帝國軍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鎮壓杜倫礦工憤而脫隊、為推翻資本主義加入共產黨,最後親歷1926年全國總罷工被叛賣的激動歲月的四集電視劇《Days of Hope》(希望的日子。1975年)。在《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風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區巧妙地展現了決定革命者的選擇和命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鬥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共同事業。

1990年代後的洛區,逐漸回歸英國「左翼」的主流——附庸工黨的議會改良主義。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越來越安於「單純地」反映工人群眾現況和思想狀態,要求觀眾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景。洛區在2013年發表的《Spirit of ‘45》(1945年的精神),通過幾位曾自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毫無批判地謳歌1945年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當年半個歐洲「赤化」,工黨政府通過國有化補償破產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英國帝國主義霸權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實。同樣,洛區現在對於英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設計(當然,這種設計本身並不是2008年以後才出現的),而不是從前的他可能會說的:福利救濟本身就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而設的、避免工人窮極造反的安全裝置。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後記:本土「左翼」狂想曲

2017年2月4日,《明報》刊登某「左翼」學者關於此劇的訪談,此人不但完全迴避1970年代「福利國家」的深重危機,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出台的原因;不但沒有說明所謂「在職福利」(workfare)是國家運用公帑補貼低工資(即幫助資方壓低工資)的事實,還將福利政策的這種變更說成是「懲罰一些不肯工作的家庭」;還竟然無中生有的宣稱:『歐洲許多國家是用一個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政府直接打錢到你的戶口,無論工作與否。』這位學者宣稱,這種沒有任何國家推行的、在本質上與消費券無異,而且很有可能作為進一步壓低工資的手段而被提出的政策,竟然是「將人重新非商品化」、「拿回人的自主權和人的尊嚴」的妙品。

這種「願景」有一個要害,就是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和經營權,即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支配。資本主義經濟不景?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推高失業人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種族、性別不平等惡化?——通通都沒有問題,只要推行政府派錢給所有人的「根本社會改革」就行了!——當然不要問我錢從何處來,也不要問我問什麼不主張剝奪大資本、將主要生產資料和金融部門收歸全民所有,在民主規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工人階級掌權的新國家,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

此人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先說香港社會福利「比中國落後」,轉眼間就說香港的工運低潮,是出於「中國強勢」,中國對於民主制度(注意:正正就是弄死D的那種「民主制度」)「不肯妥協」、「對社會福利政策他也不想退讓」。記者問到,社會福利政策,應該是香港政府的問題?他的回應是,梁振英治下香港和北京沒有太大分別,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意志。然後,他宣稱習近平不如胡錦濤和江澤民,不會理會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既反「民主」、也反「福利」。

然而,香港政府在2016/17年度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為660億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5%、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更加不要說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大陸工人基本工資的大幅度上升(與「左翼」崇拜的西方成強烈對比)。與此同時,這位學者表示贊同桑德斯/特朗普復興美國鐵路等老舊基建、創造就業的倡議,但同時表示「中國好明顯是生產能力太強」、西方只會更加嚴重。

西方根本沒有的,「左翼」說「歐洲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梁振英政府大幅增加經常性福利開支,「左翼」說一點都沒有;曾俊華、奧巴馬儘管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但不能責備他們,畢竟他們從年輕讀書的時候開始,就是相信那一套的啊!奧巴馬更是「好人來的」。反而林鄭月娥可能會比鄭俊華更差,因為她將繼承梁振英的大方針,而這據說就是北京阻礙「民主」、阻礙「社會政策民生」的惡政。

這種指鹿為馬、畫餅充飢的,充滿反共反中親帝偏見的「左翼思想」,連改良主義也不如。事實上,正如這位「左翼」學者所承認的一樣,特朗普的本土保護主義政策,相當一部分就來自美國民主黨的「左翼」:振興實業、創造就業,「反對中國傾銷」、「反對廉價勞工搶飯碗」。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讓資本家願意回流美國投資實業,就必須讓他獲利:減稅、減薪、限制勞工權益、極力妖魔化中國和拉丁美洲諸國,是這種政策的必由之路。

歸根究底,所謂「左翼」,不過是右翼民粹的「政治正確版」而已。

第五屆特首選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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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宣佈正式參選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照片來源:BBC中文網

第五屆特首選戰開幕
尹維傑
2017年2月9日

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下週二(2月14日)開始進入為期兩個星期的提名階段。宣佈參選人士將需要得到至少150名選委的提名,方可獲得參選資格。提名將以記名方式進行,正式投票時則會以「暗票」,即不記名方式進行。候選人必需得到至少過半數選委支持,方能被中央政府任命為特區政府首長。

在目前宣佈將會參選的人士當中的五位,在香港的主要媒體上有比較高的曝光率,他們是: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胡國興、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保安局局長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梁國雄。

社會普遍認為,這五位宣佈參選人,最有可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資產階級選舉是一場消耗人力物力的愚民遊戲。筆者不支持任何候選人,不認為工人階級在目前的對壘中可以得益。這篇短文的目的,只在於紀錄若干想法和分析。

到目前為此,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首的傳統愛國左派勢力已表示傾向支持林鄭月娥,持同樣態度的,還有鄉議局、新思維和民主思路;泛民主派方面,在梁國雄還沒有參選之前,傳統的泛民勢力均明確表明不會支持林鄭月娥。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表示偏向支持胡國興。

傳統愛國左派的旗艦組織民建聯和工聯會表態支持林鄭月娥,意味著她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曾俊華所代表的,則是建制陣營內的部分資產階級勢力和部分原港英殖民政府高官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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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大政黨、手握過百選委票的民建聯於上週六(2月4日)約見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該次會面有150多名民建聯成員出席。隨後,民建聯又先後於 2月6日、2月7日,分別約見另外兩名參選人葉劉淑儀及曾俊華,分別有50多名及70多名成員出席。(照片來源:電視截圖)

按趙平復在〈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圈子邏輯〉一文中的分析,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既反映了各大階級力量的對比,也恰好相當接近當時的「民意取向」。儘管本屆特首選舉還沒有進入提名階段,更遑論是正式的候選階段,故現在雖已踏入廣義的選舉階段,但民意調查的浮動,在選舉舉行前的七個禮拜,還存在著許多的變數。

事實上,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像部分泛民人士所宣傳般,完全不受民意左右。上一屆的選舉,就是北京順應「民意」的變動,一反扶持「民族資本」執政的「常態」,放棄大資產階級的候選人,轉而促使疑似「共產黨員」登上特首寶座的戲劇性例子。

目前樣本人數為1000人以上的民意調查顯示,曾俊華在宣佈參選人士之中,有最高的支持率。曾俊華的民望若持續名列前茅,將會對北京做成莫大的尷尬。

林鄭若敗,非但「小圈子選舉」確保北京意志的功能破滅,更意味著北京在港英殖民時代末期打造的,統合本地中共陣營、華人資產階級和原港英高官群體的「愛國統一戰線」,將會面臨嚴重的危機:建制陣營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暴露的裂痕將會進一步擴大,動搖「一國兩制」穩定運作的基礎和建制陣營對北京的向心力。林鄭若在民意遠遠低於曾俊華的情況下當選,「小圈子選舉」機制的合法性同樣會遭受重創;若得票低於梁振英的689票、「再創新低」當選,同樣會給予泛民陣營進行廣泛動員的燃料,進一步促使建制陣營的分化,使主張同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妥協的勢力抬頭。

行政長官作為經「香港各界」選舉產生的「治港港人」,是香港政府的首長,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與此同時,行政長官受北京任命,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換言之,行政長官是「一國兩制」的樞紐。

據稱引發了佔中運動的人大常委8·31決定,最為泛民詬病的內容,是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支持的門檻。眾所週知,高提名門檻的目的,就是避免公然反共反中、反對「一國兩制」的人物成為候選人。當然,這種「篩選安全機制」有效運作的政治前提,就是建制陣營團結一致、穩固地控制提名委員會的過半數——這一屆特首選舉的結果,將會對這個機制和「一國兩制」的命運,產生深遠的影響。

林鄭被稱為「CY 2.0」,被自稱代表庶民的泛民一致深痛惡絕。同時,她為了爭取商界支持,高調表示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這種曲折的、「反常識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是一個「十分香港」、非常值得玩味的現象。相比之下,長期主管財政的曾俊華,極少宣揚自己曾經長年被泛民(和部分建制)斥責的「理財政績」,他的選舉工程的重點,是訴諸「香港中產精英」的「溫和形象」,大打「民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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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2012年1月31日在柴灣區探訪長者,當時他還沒有遞交參選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表格。(照片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網頁

另一方面,泛民陣營發生了應否「含淚」支持曾俊華之議論,湧現出這兩種主流觀點:一,指曾俊華是建制中人、長年任職高官,參與多項泛民批判為損害民生的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和林鄭沒有根本的差異;二,或許正因曾俊華的「溫和保守」財政官僚資質,和貌似緊隨梁振英「赤化」日程的林鄭月娥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應該是“lesser evil”。

泛民多年來的「論述」的核心內容,就是選舉雖然未必可以產生最好的管治者,但至少可以產生「沒那麼差」的管治者,若遇上「真的很差」的管治者,也可以一次另選云云——換言之,「選擇」本身就是「核心價值」。按照這種邏輯,在這次選舉中掌握300多票(佔總票數約27%,幾近鼎足而三)的泛民,如果目的真的在於盡量維持香港現狀、終結以「盲搶地」和「赤化」為標誌的「梁振英路線」,那他們沒有理由不聯合離心的那些資產階級勢力、全力支持完全有機會當選的曾俊華——除非,他們能向受眾說明他們的「論述」是鬼扯,或公開承認他們真正的「願景」,是使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另一個事實是,泛民若全力票挺曾俊華,亦不會見得有多「含淚」:在「愛國統一戰線」停滯不安、離心勢力躍躍欲試的情況下,政治綱領明確、相對「同心同德」的泛民,有可能成為體制內新的決定性多數的核心,完遂在內部瓦解特區體制的戰略目標。無論曾俊華當選或高票落選,甚至因此出現流選,長年推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北京政權所設定的「小圈子選舉」機制,都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可以推想,只要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對決的格局不變,泛民在這次選舉中絕不會是輸家,只有大贏或小勝的差異。

真正稱得上含淚投票的,是那些心底裏支持「保守平穩圓滑」的曾俊華,但因為被北京動員,因此不得不支持林鄭的那些「愛國人士」。

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圈子邏輯

《跨時》按:本文在佔中運動期間撰寫,分析了上一屆小圈子特首選舉的階級政治邏輯,著重指出泛民「左翼」「反專業精英」民粹主義的虛偽性和自利性。我們加上了兩張展示2016年選委會選舉情況的圖表,給讀者參考。


簡析2011年選委會和2012年特首選舉
趙平復
2014年10月5日

泛民「左翼」推廣普選萬能論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在廢除以「偏袒商界和專業人士」的選舉委員會為藍本的提名委員會之後,經過「無篩選」的「真普選」,可以選出一個「合符民意」、並因此會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的行政長官。

在此用2011年選舉委員會和2012年特首選舉為例,簡略的分析這種說法是否屬實。

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資本家代表主要集中在第一界別和第四界別中的政協和鄉議局兩部分,共有約450席,即全體選委的37.5%左右。

在2011年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之中,這450席,基本上由支持唐英年的候選人奪得

在專業人士的第二界別之中,泛民奪取了教育、高教(即意識形態規訓機關)、資訊科技、法律(即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司法核心)等界別的全部或大多數席位;在第三界別的社福界中(即調節社會矛盾的機關),泛民奪取了60席中的59席。泛民在此屆選舉委員會中,共獲得205席,即全體選委的17%左右。

對比2016年選委會選舉。黃色、藍色、紅色分別為泛民、原「唐營」和原「梁營」當選選委的集中界別。

2016年選委會選舉:黃色、藍色、紅色分別為泛民、原「唐營」和原「梁營」當選選委集中的界別。(綜合媒體報導)

2012年特首選舉三名候選人獲得的提名如下:

唐英年:390票;梁振英:305票;何俊仁:188票

在2012年1月至3月選舉期間,在大部份樣本人數為一千以上的民意調查之中,梁振英的支持率超過四成,最高時更過半;唐英年為25%左右;何俊仁則徘徊在10%左右。

特首的選舉結果如下:

梁振英:689票(57.4%)

唐英年:285票(23.8%)

何俊仁:76票(6.3%)

由此,可以得到若干結論:

1. 梁振英的核心支持者,並不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以中共所領導的基層團體為支柱的「愛國左派」陣營;

2. 泛民「左翼」攻擊選委會「偏袒專業人士」,但泛民黨派恰好就是以專業人士為核心的。而且,泛民在現行的體制之中,在司法、教育和社會控制等重要機關之中,有壓倒性的支持度。換句話說,這些機關,現在就由泛民人士所操作。

因此,泛民「左翼」發表攻擊專業人士的民粹言論,其實是極不誠實的;也當然,一個以從事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法律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再生產的主要人員為核心的黨派,只會提出以他們的自身「專業利益」為依歸的民粹選舉訴求,是不會有能力或意願解決香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的;

3. 梁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主張「穩中求變」的新加坡式政府干預、強調自己願意解決基層民眾的問題,與醜聞多多的紈絝子弟唐英年相比之下,成為了民望最高的候選人

4. 在唐英年成為負資產之後,香港資產階級發生了分裂,有約四成的選委轉投了梁振英。另外,也有部分泛民選委投票給梁;在這種情況之下,梁振英獲得57.4%的選委支持,當選成為特首。這場小圈子選舉的結果,是相當接近三個候選人的民望的

5. 泛民「左翼」如果是真的左翼,按道理,是應該動員支持者反對香港資產階級、同時責成梁振英政府落實其基層政綱,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從而爭取改造政治板塊、形成以反對資產階級和爭取社會主義為原則的政治力量。然而,泛民及其「左翼」,從第一天起就要求梁振英下台。他們視梁振英為泛民最恐怖的敵人,恐怕梁一旦成功落實其政綱,香港社會的中下層,就會形成支持特區體制的大多數。他們公開的主張必須阻止梁振英成功施政,避免所謂「威權民粹主義」的實現。

6. 民意和民生並不是泛民「左翼」決策的真正動因——他們為了泛民可以利用社會矛盾、為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創造輿論,盡全力阻止梁振英政府施政街頭運動不是別的,就是泛民及其「左翼」加劇社會問題和綁架民意的工具。一方面要求政府大建公屋、居屋,另一方面阻止政府如此的反東北開發「運動」,就極能說明泛民「左翼」的虛偽性。

7. 為了達成泛民奪權的目的,泛民「左翼」在佔中運動爆發的前夕,甚至公開主張同資產階級建立策略性的聯盟。條件很簡單,就是要對方認可他們的一些福利空頭支票。

8. 在現代選舉的條件下,誰越能在選戰期間把握輿論,誰就越能為自己創造民意,誰就越能當選。提名機制如何,直選還是間選,都沒有任何區別。泛民現在主張公民提名「無篩選」,其實並不是為了抽象的「國際標準」,更加不是為了他們只當作拉票手段的民生議題,而是為了超越反體制政客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的提名機制,使反體制政客參與特首角逐合法化、為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鋪路。

9. 總言之,相信謳歌英國君主制和美國金權政治的泛民,相信為奪權而不惜加劇和製造社會矛盾的泛民,相信他們提出的虛構的「國際標準」,相信他們的「真普選」本身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信他們用這種理由發動出來的街頭運動,就是十分可憐的傻瓜。

10. 我們既不要做傻子,也不要做騙子。要揭穿騙子政客兜售選舉的馬戲,做懂得自己的切身利益,團結所有勞苦大眾,為工人階級的權益和社會主義的未來鬥爭的精明人。誰妨礙我們這樣做,不管他是什麼黨派,都是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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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選委會各陣營分配:泛民若能聯合原「唐營」支持共同候選人,北京設計的「小圈子」選舉「安全閥」機制將會被徹底顛覆。(綜合媒體報導)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梁振英。(來源:AP)

梁振英。(來源:AP)

從梁振英宣布退選想起
趙平復
2016年12月9日

很多人慶祝梁振英宣布不競選連任,「感謝」其次女此中的「貢獻」,並「預祝」梁坐牢云云。這除了表明了這類人的「公民質素」,和所謂「民主精神」到底所謂何事之外,並沒有任何其它的內容。

在梁振英還未上台之前,某些「左翼」團體曾「研討」,梁將會試圖以房屋問題為突破口,在普羅市民之中建立支持特區體制的壓倒性大多數,在根本上逆轉民意——確立所謂「威權民粹主義」,或所謂新加坡式的管治——所以必須全力抵制云云。

現在梁振英走了,「左翼」很高興,他們的實際效忠對象大資產階級也很高興,經過他們的「成功抗爭」,恐怕再沒有特首,會像梁振英將拼命覓地興建公營房屋作為施政重點、推行壓抑樓價上升的各項措施。這些政策,儘管可以損害部分大資本的既得利益,但根本目的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的整體穩定。將梁振英的土地政策同「赤化」相提並論,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沒有忘記港英大建公屋收買人心的舊事而已。

現在,反體制人士可以繼續在謳歌帝國主義和捍衛本土資本主義的同時,繼續攻擊特區政府「無視房屋問題」、「不理人民死活」,將他們心中的烏克蘭雪球、越滾越大。

如果《蘋果》所傳言的,關於王光亞勸退梁振英的說法是事實的話。那會有兩大可能性:一,北京當局或會試圖與泛民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緩和」(「回鄉證」問題是一種表示。我相信在特朗普政府表明對華政策之前,此前被剝奪「回鄉證」的大多數堅持反共立場的泛民人士,都不會申領);二,北京當局會扶植比梁振英「更強硬」(實則更損害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人成為特首。以建制派內部和香港所處於的國際環境去看,第一點的可能性會更大。

北京官僚階層,在面對美帝可能和俄國「緩和」,聯合對中國施壓的前景之下,能不能像1964年至1971年期間「勇敢挺過」(當然,之後就是聯美反蘇),還是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推動徹底的「緩和」——即全面私有化和向親帝勢力開放政權——將自己從黨幹轉型為「企業家公民」,將人民共和國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以謀「永遠的和平」?這就是將來五至十年的最大政治問題。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大蕭條之後的10年,才全面開打。我們現在離此次大蕭條的開端已經8年,先後爆發了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也門等局部戰爭。帝國主義諸國主流政壇的全面右傾化,和港台極右勢力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所表現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停滯不前,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長年缺席,思變的人群「自然地」從「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流向「最正統的」本土優先排外主義。